中國議會（臨時）籌備委員會

进德之呼吁 ——呼吁发起中国民主运动基本道德规约和中国海外民主运动道德伦理委员会 按语： 数日前，我写了《海外民运的旗帜不能倒！》一文，对国内个别民运人士污名“海外民运”为“海外冥运”提出了强烈批评。此文引发很多海外民运人士的反响。 要建设好海外民运队伍，海外民运就必须持守道德底线，这是海外民运得以维持与壮大的根基之一。对于国内民运也是如此。对此我数月前已在《八九一代》杂志第二期发表了《进德之呼吁》一文，向海外民运发出了“进德”的呼吁。不持守基本道德底线，海外民运则无前途可言。89年时的那些千千万万学生赤子们决不愿看到后来的中国民运中的严重的道德败坏和腐败行为。 李英之，10/31/2026 中国民主运动从79年“西单民主墙”算起也快五十年了。国内大陆民主事业难以成就，在于中共专制暴政的严酷压迫。而在海外自由世界，迄于今，而终未大成。念此局面，未尝不令人痛心疾首。应审查其中根本原因，立即从根本上救起。时不待我辈。 政治，不是个人之事，而是群体组织之事。搞政治，必然要结成组织。一个政治组织，不讲求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个组织就没法维持和运转，更不能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而与中共专制的斗争是生死缠斗，没有力量的组织怎么可能取胜？从中共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中共的政治就是靠共产党这个组织。 现在看来，海外民运最严重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其间基本道德的缺失，发生了很多丑行恶事，严重败坏了声誉。无耻巨骗郭文贵及其在海外民运间引发的诸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之一。 我们痛定思痛，深沉考察，认为应当从基本道德的建立着手，这是在从根本上去救起中国的海外民运，同时这也是在救起这个民族当今和未来在世界上的道德形象。 我们来考察一下近世中外正义的政治事业兴起之所依据。 美国之所以能建立，在于开国的先贤们。他们绝大多数是持守基本道德、有相当道德水准的人。他们基本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首先是对人的基本道德有所要求的。他们的基质是决定美国能够兴起的必要因素。当然美国建国是一桩伟大的事业，也有赖于那些不仅保有基本道德品质甚至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伟大的人。 不应该希求和要求他人品德的高尚，这是他人自我追求的事。但作为一个组织，内部必然要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这是一个组织对自身成员的必然的基本要求。 我们再来看民国开国的那些元勋们，如果他们不讲求基本道德，他们那些冒死犯难的政治组织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何以兴起？何以名垂于世？更不要说后来崛起的同盟会。中共在其早期，也是由中国的精英所从事。起初，如果这些人不讲求基本道德，他们何以成聚？何以壮大起来？虽然他们的壮大也有苏联的支持。同样后来中共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种组织条例，以及《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都在加强自己内部成员的素质，更有鼓吹道德模范，向模范学习等等。 近世曾国藩率其湘军能够剿灭太平天国，自有其方。曾国藩鼓吹儒家道德，也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典范，自己率身垂范，鼓励亲属部从学习儒家道德，最终有所成就，挽救清朝国运。其坚守基本道德，这是昭然的前例。而蔡锷从之，以德（诚实、仁爱和公明等，见蔡锷所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目录）治军，逐亡袁世凯之称帝。 更有中国古代孔“仁”孟“义”。“仁”者“爱人”，孟子之“义”，加之《大学》《中庸》所倡之“诚”，“诚实”、“仁爱”及“公正”，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古训，早已为岁月所检阅，而为人间不移之真理、真道。 “仁”即仁爱，传之近世有孙文常鼓吹的“博爱”。 而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即在学员之间践行了基本道德：良善与诚实。如果我们民运人士之间能够践行这些，我们的团队和组织怎能够不兴旺发达壮大起来？而蔡元培接掌北大后，也在北大师生间发起“进德会”，北大风气逐为之一变。 非常显然：德若不进，（正义事）业必不能进。我认为这就是今天海外民运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德之不进，德之缺失，德之沦陷，导致事业无成，一盘散沙，丑恶公行。实为爱中国、求中国自由民主之真挚者锥心之痛也。 因此，于此危厄艰难之际，我们发起《八九一代》杂志，呼吁八九一代再次聚集的时刻，我们呼吁推出“中国民主运动基本道德规约”，就包括这简单的三点，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所传续的“仁义道德”： 其一，“诚实”，而不是欺与骗，做诚实人。其二，“正直”，而不是邪与非，做正派人。其三，“良善”，而不是害与恶，做良善人。 以上三点，可简称“诚”（见于《大学》、《中庸》）、“正”（孟子之“义”）、“善”（孔子之“仁”），通称：“诚”、“正”、“善”，亦即王阳明所谓良知的三个主要构成。诚心、正心和爱心，三心构成一个良心（良知）。诚实人、正派人和良善人，三种人构成一种人，就是有良知的人。 此亦传承两千年来的中国之道、中国之教也。 （本文其余部分见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