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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落基山下看世界; 基督徒 / 独立时评人。 邮箱:[email protected]

North American
Joined Februar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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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人最痛苦的一点就是: 每当那个煞笔政府又带着它的粉红僵尸军团打着中国的旗号在世界面前发疯时,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也要不得不跟着承受这份尴尬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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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员在国外遇难,国内媒体争相报道,国外有人游行、悼念,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可如果类似的悲剧发生在国内呢?家属可能连发声都受到限制,相关消息可能被压下热搜,网友帮忙转发还可能惹上麻烦。 同样是一条人命,为什么出了国才有人关注,留在国内却可能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
晚安,墨尔本外卖小哥😭 平台是熊猫外卖,外卖丢了会扣骑手很多钱。小哥想去抢回来,结果被捅了三刀,不幸身亡 之后当地华人组织抵制熊猫外卖并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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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因为黄乐这个燕子,要接受国会质询; 不知道中共现在还有多少燕子潜伏在西方国家🤣
【黄乐(Alice Huang)简历核实】随着美媒爆出“英伟达间谍案疑云”,黄乐(Huang Le)那份跨媒体、金融、科技的简历被广泛讨论。根据《纽时》《纽邮》等报道及公开资料,梳理如下: 公开宣称的履历(私募排排网等): 约04年:湖南卫视 + 央视记者 约08年:汇丰私人银行总裁助理 → 中信证券副总裁 → 上海和熙投资执行董事/基金经理 2023/24起:新加坡Megaspeed(超速国际)高管 核实情况: 1)媒体经历:湖南卫视主管称“从未听过此人”,两台公开数据库均查无此人。疑似严重造假。 2)金融经历:汇丰、中信均未回应媒体询问,无公开确认。 3)和熙投资确实存在,曾投资游戏公司“第七大道”;Megaspeed正是第七大道新加坡分支演变而来。 核心背景: Megaspeed大量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数十亿美元规模),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及新加坡警方正在调查是否通过东南亚绕过出口管制。 黄仁勋确认:互动属正常客户往来,她已离开新加坡Megaspee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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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据传约翰·霍伦斯伯里为了阻止闲人在自家与邻居之间的小巷里逗留,在巷子里盖了一栋只有约7英尺(2米)宽蓝色的房子。这栋房子至今还在,如今是一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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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极权国家,是地理上的事;摆脱极权的阴影,是心理上的事,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梦里的细节很详细,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却没有审判、没有辩护、没有申诉,当天判、当晚杀。这是一个从未真正受过法治训练的潜意识,对"国家权力"的想象:它不讲程序,只讲一句话。至于"托父亲找法院的人",更是把中国式司法的真实运行状况,原封不动地刻在了骨子里:救命靠的是关系,不靠法律。 海外华人的身体在海外,法律上早已不受那套机器管辖,神经系统却仍然在它的管辖之下。亲友"打不通电话",是这类梦里的常客,因为海外华人最真实的恐惧从来不只是自己出事,而是出事时,在国内的亲人无从知晓,也无从相见。
我突然被判了死刑,罪名好像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天晚上就要被斩首。 只剩半天生命,我非常着急,问丈夫还有没有办法救我?又不停地想,大刀落在头上,被斩首究竟是什么感觉? 更难过的是,中国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打不通;打给广州最好的朋友,也打不通。 突然想到父亲,也许他能找到法院里的什么人,托关系救我一命,哪怕改判死缓也好!但父亲早已去世。 后来找到妹妹,向她交代我的财产和存款,连密码也告诉了她。 然后就是绝望地等待夜晚到来,等待被押去刑场。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生的不舍,让我几乎崩溃。 就在这时,窗外刮起了大风。突然,我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我还活着! 那一瞬间,从绝望到如释重负,简直像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grok 能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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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续约成功】在香港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界,中环的写字楼讲究的是按年续约,半山的豪宅图的是落契安居,唯独赤柱的那家“百年老字号单间公寓”,业务向来常青,客源永远饱满,连中介费都省了,因为这里从不愁没客上门,主打的就是一个“行政直达、终身免退”。 这不,年方三十的黄之锋先生,刚在那里交完了头几年的房租,大笔一挥,直接喜提了十年VIP大礼包。消息传到坊间,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这是哪家房企推出了什么超长期的养老盲盒。可圈内人都懂,这叫“赤柱续约成功”。 你说这届物业也是贴心,生怕年轻人步入社会后生活没有着落、缺乏历练,于是特意包吃包住,连放风的时间都掐得精准如瑞士钟表。至于十年期满之后怎么办?那更不用操心,大管家早就贴心地备好了“无限连环续约套餐”:只要你的思想还敢喘气,只要你的灵魂还没学会向高墙下跪,新罪名就像海里的水,总能在需要的时候现捞现编,保准让你的户籍永远挂在铁窗深处,连物业费都免得你掏。 一个手无寸铁香港年轻人,愣是把一个手握世界一流维稳机器的庞然大物,逼得夜不能寐、草木皆兵。他们一边坐在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里,一边颤抖着给每间牢房加装最硬的门栓。 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和自由,如今在赤柱的海风里被风干成了一张张贴着封条的白纸。权力以为,只要把门锁死,把合同续到地老天荒,就能把那些不驯的骨头全化为灰烬。可它偏偏忘了,越是拼命给赤柱续约,越是昭告天下:这个自诩铜墙铁壁的江湖,其实虚弱得连一张纸片都经不起,风一吹,就哗啦啦散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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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神奇,感觉加拿大也是越来越魔幻! 中国财政部将于2026年11月9日当周,首次在加拿大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约合6亿美元),所募资金全部用于中央财政预算中的合格绿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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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共谍案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她的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居然弃保偷渡到了大陆。 由此可见,台湾方面被渗透到有多严重,假设不是渗透,那么台湾的反谍部门也是相当的失职。
【高金素梅案件詳情】這是台灣高等檢察署(高檢署)最新偵結起訴的國安與貪污案,也是現任立委涉「共諜」案的首例。以下依檢方起訴內容、相關被告狀況與當事人回應整理。 一、本次起訴(2026年11月6日) 高檢署依以下罪名起訴4人: 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罪」 《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求刑: 高金素梅:有期徒刑14年 張俊傑(前辦公室主任,已逃亡):有期徒刑15年 陳智葟、林怡君:因認罪並繳回犯罪所得,請法院酌量量刑 二、檢方主要指控事實 時間:2005年至2016年(民國94–105年) 組織運作: 將「部落工作隊」與高金素梅國會服務團隊整合為「祖靈之邦團隊」,採「一套人馬,兩塊招牌」方式運作,同時處理競選、問政與原鄉部落聯繫。 資金來源(約新台幣1.7億元): 檯面上:接受中共捐贈「原鄉部落建設經費」,充實高金素梅競選連任資源。 檯面下:透過親友帳戶等管道,將約1.7億元匯入台灣。 角色分工: 張俊傑、陳智葟:統領團隊競選、問政、部落聯繫。 林怡君:作為高金素梅與張俊傑的代理人,往返兩岸,接受中共官員指示後傳達。 其他行為: 安排相關人員赴中國接受統戰工作訓練,滲透原民部落,試圖作為「第五縱隊」使用。 檢方指控高金素梅依中共官員指示,在立法院進行的5項行為: 召開組團赴聯合國「反日」記者會 質詢日本代表處並要求刪除預算 質詢反對軍購案 以程序委員會委員身分影響法案審議 在委員會發聲支持課綱微調 檢方認為這些行為與收受資金具有對價關係,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國安與社會安定。⁠ 三、被告現況 張俊傑:已棄保潛逃,據報於2026年10月底透過漁船偷渡出境(相關船隻已遭查扣)。 陳智葟、林怡君:已認罪(坦承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及收賄),目前仍被高院裁定羈押禁見(有逃亡、滅證、串證之虞)。 四、高金素梅回應 她全面否認指控,主要要點包括: 反日(靖國神社相關)、反對軍購、支持課綱微調均為其一貫主張,並非中共授意,也無任何對價,「沒有一毛錢流入我的口袋」。 起訴書所指的部落工作隊,在另案已釐清與她無關,檢方邏輯矛盾、羅織入罪。 五、相關另一案件(助理費案) 2026年6月,台北地檢署已另案起訴高金素梅等24人: 涉嫌詐領助理費等逾787萬元(含人頭助理、低薪高報等) 2022年非法輸入約7萬4400劑未經核准的中國快篩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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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中国的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是习近平 ; 尽管这是明年的事,但我不是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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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左右,中央警卫团在中南海逮捕了四人帮; 不知道下一次中央警卫团的行动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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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生机勃勃的老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感谢@MoiMoiHai 的补充🙏
【现在的中国】 生机勃勃的老年人, 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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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红其实挺聪明的,知道主动投案,估计自己感觉到了什么异常; 另外,她原来是习近平妈妈的中医保健组成员之一,可以近距离接触; 所以大概率是会从轻发落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在原国家中医药局局长于文明判刑之后, 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主动投案自首, 看来中医院这块问题很大,不知道是否会牵扯到连花清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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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保参保人数,2019年至2025年累计减少约8300万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只有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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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共情不是你这个阶层的人。有一句话说,你以慈悲看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可怜人。但是如果要用因果去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可怜人。 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配得上他现在的。换句话说,他现在的就是他过去无数次选择的结果。所以请记住,他的认知配得上他现在的苦难。这句话听着很冷漠,但是这就是事实。 如果把一个人带到原本不属于他的高度,那么他的思想往往跟不上这个境界和他的阶层,他的愚昧无知最终会害了他自己,同时也会把你拖下水,甚至会产生恶果,变成刺向你的那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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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高官看似位高权重,实际上,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蔡奇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移动全景监狱之中。更具戏剧性和恐怖色彩的,是中共高层的“会场枪支制度”。 当这些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官离开各自的住所,乘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或是防备森严的京西宾馆召开重要会议时,制度严格规定,贴身警卫员护送首长到达会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向驻会的中央警卫局警戒哨交出配枪。一旦高官步出会场,大门紧闭,他们在物理上的生死命运就完全交由中央警卫局的内卫部队来掌控。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最高领导人感到威胁,或者高层爆发了不可调和的权力冲突,中办主任蔡奇只需要一道指令,那些平日里替首长开车、端茶,甚至宣誓要为首长挡子弹的警卫员,就把枪口对准自己日夜保护的正国级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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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当年不敢写祥子累死在黄包车上,今天的现实替他写完了。 外卖员不是不知道累,他们是被系统算得明明白白:超时扣款、差评罚钱、接单率挂钩派单,每一条规则都在逼人把自己当机器用。 祥子活在那个“旧社会”,外卖员活在共同富裕下;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一切都是“自愿的灵活就业”。
11月6日,江苏南京,有网友拍到,一名外卖员在等红绿灯时疑似猝死在电动车上。现场视频显示,该外卖员躺在电动车上一动不动,随后有路人上前查看并尝试帮扶。 后续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抢救,但作者在评论区回应表示“无效了,已经拉走了”。  网友评论道“老舍都不敢写祥子累死在黄包车上”、“几块钱的单价,你拼什么命啊,兄弟”、“真怕自己也这样睡着了,还有几十万贷款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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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发文,部署二十一大代表选举。 可真正的考题只有一道:习近平要连任,一票都不能少。 业务能力、群众基础、基层经验都是陪衬,唯一的硬指标是绝对忠诚。“酝酿”“考察”“逐级遴选”一层层筛下来,筛的不是谁能代表党员,而是谁在举手那一刻绝不会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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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傲慢,是把公款当成自己的钱:想绕谁就绕谁,想给谁就给谁。 中间环节的存在,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为了让钱“看起来已经花出去了”,要么为了让钱在流转中有人可以截留、周转、受益。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为了把污水管网修好。
【老猫短评】财政局、城管局拨款,319万元没给施工单位,却先给了中间公司——这家公司,什么来头? 湖南道县污水管网项目,项目施工单位是湖南金森电力建设集团。县财政局、县城管局却与兴达公司签订资金转贷协议,把钱付给了兴达公司。 截至2026年5月15日,项目未办施工许可证,也未按合同约定开工。 审计局对此的认定是:“专项资金319万元支出进度不实,人为增加专项资金中间环节”。 老猫也不知道里边有没有猫腻,能追问的是:这笔建设款,为什么要多过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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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完整的人,但婚姻不是"随时可退的爱情"】"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爱人",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一个把自己抵押给别人的人,给不起真正的爱,只能给出依赖与索取。 但这篇文章里有一个隐蔽的问题:四个故事讲的都是"爱情",而爱情的逻辑,与婚姻的逻辑,并不是一回事。 爱情是感受,婚姻是契约。感受会来,也会走,英格丽德说"我不爱你了,你搬走吧",坦荡、干净,在同居关系里无可指责。可婚姻恰恰是人类为了对抗感受的无常而发明的制度:它让两个人在"不爱了"”累了"”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刻,仍然有一道必须先过的门槛。婚姻的价值,正在于它不完全取决于当下的心情。 契约意味着责任。结了婚,就有共同的财产、共同的债务,往往还有共同的孩子。孩子没有选择权,他们的人生不能因为父母"我要捡起我自己"而被一并清零。一个人的完整,不应以另一个人的坍塌,尤其不应以孩子的不安全感为代价。 更进一步说,"完整"并不意味着"随时可以离开"。 真正完整的人,恰恰有能力承担承诺:我可以一个人活得很好,所以我留下来,是出于选择;而我既然选择了留下,就愿意在感受低潮时,仍然兑现当初的誓言。安妮对作者说"你要先学会自己站起来",这是完整;但她后来说"我陪你复健,陪你到老",这同样是完整,而且是更重的那一种,因为那是责任,不是心情。 所以我的看法是:独立人格是进入婚姻的资格,而不是退出婚姻的理由。两个完整的人缔结契约,是因为他们都有能力把自己的一部分交出去,却不会把全部交出去。他们既不是"你是我的一切",也不是"我随时可以走",而是:我是我自己,同时我对你有承诺。 这样的婚姻,才既不窒息,也不轻飘。
我在挪威住了三十七年,有过四个女人,发现挪威女人一个共性。 我二十九岁那年冬天,从上海浦东的码头登上一艘远洋货轮,在海上颠了四十多天,最后停在挪威西海岸一个叫奥勒松的小城。 那时候我身上只有两百美元和一封老乡写的介绍信,信是写给一家中餐馆老板的,纸都被汗浸软了。 我下了船,站在结了冰的码头上,看着灰白色的天和灰蓝色的海,心想这个地方比我老家的冬天冷了不知多少倍,可我这一待,就是三十七年。 这三十多年里,我洗过盘子,切过鱼,开过餐馆,赔过钱,又重新爬起来。 也是这三十多年里,我前后有过四个女人,她们都是挪威人,性格千差万别,一个爱滑雪,一个爱看书,一个爱吵闹,一个爱安静。 可到了我这个岁数,夜深人静的时候翻来覆去地想,我发现她们身上有一个共性,一个让我这个中国男人用了大半辈子才看懂的共性。 先说第一个,英格丽德。我认识她的时候三十二岁,在餐馆后厨切三文鱼,一天切十二个小时,手上全是刀口。 她是我们餐馆的洗碗工,比我小四岁,个子高,头发是那种被海水泡过的淡金色,笑起来嗓门大,整个厨房都听得见。 挪威人下班早,四点钟餐馆打烊,员工一起喝咖啡吃甜面包,她总坐我旁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我中国的事情,问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问我家里有没有父母。 她说她父亲是渔民,在她十一岁那年出海没回来,船找到了,人没找到。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就像在说昨天买的鱼不新鲜。 我那时挪威语一个字不会,英语也磕巴,两个人连比带画地聊,居然也聊了半年。有一天她直接跟我说,我喜欢你,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吧。我吓了一跳。 在我们老家,这种话哪有女人先开口的,就算心里有一百个愿意,也要等男人托人来说媒,要走一系列的过场。我说你再想想,我是个中国人,没身份没房子,工资一半寄回上海。 她说,我想清楚了,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定,我的房子是我爸留下的,跟你有没有房子没关系。 我就这样搬进了她的房子。我们在一起四年。她教会了我挪威语,带我去看峡湾,教我在冰面上走路要像企鹅一样小步挪。她爱我,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可是第四年春天,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餐桌对面,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不爱你了,你搬走吧。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摔盘子,也没有冷战。 她说这句话的语气,跟当年说“我喜欢你”的语气一模一样,坦坦荡荡,像在陈述今天的天气。 我搬走的那天她还帮我打包,给我煮了咖啡,塞给我一条她织了一半的围巾,说织完了寄给我。后来她真的织完寄来了。 我在新租的地下室里抱着那条围巾坐了一整夜,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说爱你就爱你、说不爱就不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第二个是西丽德。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岁,跟朋友合伙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馆,日子慢慢好起来。 西丽德是来应聘会计的,三十岁出头,戴眼镜,说话轻,走路也轻,爱看书,包里永远装着一本小说。她不像英格丽德那样火一样地烧过来,她像峡湾里的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生活。 她帮我理账,帮我跟税务局打交道,帮我填那些我看着就头疼的表格。有一次餐馆被人举报偷税,税务官上门查账,是西丽德一个人顶在前面对付了三天,最后查出来我们一分钱都不欠。 那天晚上我说请你吃饭吧,她说好。吃完饭在雪地里走,她挽住我的胳膊,就从此算是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七年,几乎没有红过脸。 她安静,体贴,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做一桌挪威菜,会把我的衬衫熨得笔挺。我那时候想,这才是能过一辈子的女人。我甚至开始盘算着回上海带她见我妈,买好了机票。 出发前一个月,她跟我说,她申请了卑尔根大学的一个职位,研究她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课题,要去三年。 我说那我们的上海之行怎么办,她说上海可以以后去,或者你自己先去。我说你能不能等我,或者我能不能等你,三年很快。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一段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我爱这间厨房,爱我做的账目,爱我研究了十年的那些纸页。 你是我的爱人,但你不是我的全部,我也不想做你的全部。如果三年的距离会把我们分开,那说明我们本来就不够结实,分开也好。 后来我们真的没有撑过那三年。不是她变了心,也不是我变了心,是两年以后我在电话里发现,我们已经把彼此的生活讲完了,剩下的都是客气。 挂了最后一通电话,我坐在餐馆的办公室里,忽然想起英格丽德说“我不爱你了”的那张脸。两个这么不一样的女人,在那一个瞬间,居然重合成了一张脸。 第三个女人叫安妮,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五十岁,餐馆已经开了三家,我在本地华人圈子里也算个人物了。 安妮比我小十岁,在幼儿园当老师,风风火火,爱笑也爱吵,是那种在超市里能跟陌生人聊出人家祖宗三代的人。 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她主动坐过来,主动要了我的电话,主动约我爬山。爬到山顶,她指着底下的峡湾说,怎么样,我挑的地方不比你老家的黄山差吧。 我说不差,她说那就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人了。我说你们挪威女人怎么都这样,喜欢一个人跟宣布涨工资似的。她哈哈大笑,说难道要拐弯抹角浪费三年吗。 安妮是四个人里最像火的一个,也是最让我年轻的一个。跟她在一起,我又学会了滑雪,学会了在冬夜去森林里看极光,学会了跳那种土里土气的挪威乡村舞。 我以为这一次我学聪明了,不再要求对方把日子全押在我身上,我也不再把日子全押在她身上,两个人各过各的事业,周末凑在一起快活,这样总能长久。 可是六十五岁那年我心脏出了问题,做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安妮天天来,一天不落,带汤,带书,带幼儿园孩子们画的贺卡。 我躺在床上想,患难见真情,这次是真情了。出院以后我变得胆小,变得黏人,一天要给她打四五个电话,怕死,怕孤独,怕一个人面对这具修过的身体。 有一天安妮坐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要去看看心理医生,不是因为你病了,是因为你把害怕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扛不动。 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觉得她嫌弃我了,觉得挪威女人的凉薄在这一刻露了馅。我冲她发火,说了很难听的话,说她冷血,说中国女人绝不会这样对病人说话。她没有还嘴,等我说完了,她说,我爱你,所以我陪你去看医生,陪你复健,陪你到老。 但我不是你的拐杖,你也不能把你自己活成我的病人。你先学会自己站起来,再来牵我的手。后来我真的去看了心理医生,一个挪威老头,聊了一年。 我慢慢明白安妮那句话不是凉薄,恰恰相反,那是她能给我的最重的东西。她不肯假装我没事,也不肯替我把日子过了。我们最后又一起过了五年,直到她调去北方一个城市工作,我们和平地、像老朋友一样分了手。 分开那天她抱了抱我,说,谢谢你学会了一个人睡觉还开着窗。 现在我七十六岁了,住在卑尔根郊外一栋木头房子里,窗外就是海。 第四个女人,卡里,比我小六岁,是个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们在一起十一年,她三年前过世了。 她是四个人里最安静的,也是最晚出现的。我们是在社区老年读书会上认识的,那天讨论的是易卜生,我发言说《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出走,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太不像话,扔下丈夫孩子,门一摔就走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满屋子挪威老头老太太都摇头。卡里在后排举手,慢慢地说,娜拉不是扔下了日子,她是捡起了自己。 那句话像一根针,把我这几十年的一切忽然缝在了一起。 英格丽德说不爱了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西丽德去卑尔根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安妮让我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也是在把散落在地上的那个我,捡起来还给我。 我这才发现,这就是挪威女人的共性——她们可以爱你爱得很深,很真,很长久,但她们从不把自己抵押给任何一个人。 爱是她们的日子,但不是她们的命。她们不等着被选中,不等着被拯救,不等着被谁允许。 英格丽德十一岁没了父亲,跟着母亲在渔村里长大,学会了修船帆、开卡车、独自过冬;西丽德读了一辈子书,自己供自己上学,四十岁换了三次城市;安妮离过一次婚,带着女儿过了五年,没跟任何人诉过苦;卡里守了半辈子图书馆,一个人把老年读书会办了二十年。 她们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东西,不是男人,不是家庭,是她们自己。这就是那个共性:挪威女人是完整的,她们来找你的时候,就已经是完整的了,她们不需要你替她们把日子过完,只需要你陪她们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而我们那一代中国男人,从小被教的是另一半、是归宿、是“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拿着一把缺了齿的钥匙,去开一扇本来就没上锁的门,敲了半天,还怪门太难开。 卡里在世的最后一年,病中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挪威话里“单独”这个词,和“活着”听起来有点像,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人得先单独地活着,然后才谈得上一块儿活着。 她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峡湾上全是光。我一个人办完所有的事,一个人回到木头房子里,一个人把窗户全打开。我没有垮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四个女人留给我的,最后攒成了同一份遗产:她们把我这个从浦东码头上来的、总想找个依靠的男人,一点一点地,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夜深的时候我坐在窗前,看着对岸零零星星的灯火,我知道那后面坐着许多这样的女人,也在过着她们不抵押给任何人的日子。 我在挪威住了三十七年,有过四个女人,我发现的这个共性,说到底就一句话——她们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爱人。 而我到了七十六岁,才终于也学会了先做我自己。这份学费交了三十七年,四个女人,一场心脏手术,和一整个海峡那么宽的乡愁。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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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是公共空间,睡在公园里的人,多半是没钱租房的失业者、农民工和流浪者。对他们罚款五百到一千元,等于向一个连住宿费都付不起的人索要一笔天价,罚不出钱,下一步就是拘留或驱逐。这是把贫困本身当成违法。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国家转而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救助义务。如今救助站形同虚设,管理却回到了“眼不见为净”的老路。2017年北京清退“低端人口”,早已让人见识过这种逻辑: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被赶出了视线。 所谓“斩杀线”,真正可怕的不是线本身,而是线以下的人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
近日,网友拍下广东东莞茶岭公园的一则警示:“晚上不准在公园内睡觉,违者罚款500-1000元”。 也好让粉红和战狼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斩杀线。中国还敢造谣美国有什么斩杀线?美国有免费的收容所提供免费的食物和水,中国有什么?现在失业无家可归的人这么多,下一步中国得物理清除低端人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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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朋友去图书馆借书看,我看了看中文类书籍,不多,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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