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落基山下看世界; 基督徒 / 独立时评人。 邮箱:[email protected]
North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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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因为黄乐这个燕子,要接受国会质询;
不知道中共现在还有多少燕子潜伏在西方国家🤣
【黄乐(Alice Huang)简历核实】随着美媒爆出“英伟达间谍案疑云”,黄乐(Huang Le)那份跨媒体、金融、科技的简历被广泛讨论。根据《纽时》《纽邮》等报道及公开资料,梳理如下:
公开宣称的履历(私募排排网等):
约04年:湖南卫视 + 央视记者
约08年:汇丰私人银行总裁助理 → 中信证券副总裁 → 上海和熙投资执行董事/基金经理
2023/24起:新加坡Megaspeed(超速国际)高管
核实情况:
1)媒体经历:湖南卫视主管称“从未听过此人”,两台公开数据库均查无此人。疑似严重造假。
2)金融经历:汇丰、中信均未回应媒体询问,无公开确认。
3)和熙投资确实存在,曾投资游戏公司“第七大道”;Megaspeed正是第七大道新加坡分支演变而来。
核心背景: Megaspeed大量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数十亿美元规模),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及新加坡警方正在调查是否通过东南亚绕过出口管制。
黄仁勋确认:互动属正常客户往来,她已离开新加坡Megaspeed公司。
离开极权国家,是地理上的事;摆脱极权的阴影,是心理上的事,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梦里的细节很详细,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却没有审判、没有辩护、没有申诉,当天判、当晚杀。这是一个从未真正受过法治训练的潜意识,对"国家权力"的想象:它不讲程序,只讲一句话。至于"托父亲找法院的人",更是把中国式司法的真实运行状况,原封不动地刻在了骨子里:救命靠的是关系,不靠法律。
海外华人的身体在海外,法律上早已不受那套机器管辖,神经系统却仍然在它的管辖之下。亲友"打不通电话",是这类梦里的常客,因为海外华人最真实的恐惧从来不只是自己出事,而是出事时,在国内的亲人无从知晓,也无从相见。
我突然被判了死刑,罪名好像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天晚上就要被斩首。
只剩半天生命,我非常着急,问丈夫还有没有办法救我?又不停地想,大刀落在头上,被斩首究竟是什么感觉?
更难过的是,中国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打不通;打给广州最好的朋友,也打不通。
突然想到父亲,也许他能找到法院里的什么人,托关系救我一命,哪怕改判死缓也好!但父亲早已去世。
后来找到妹妹,向她交代我的财产和存款,连密码也告诉了她。
然后就是绝望地等待夜晚到来,等待被押去刑场。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生的不舍,让我几乎崩溃。
就在这时,窗外刮起了大风。突然,我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我还活着!
那一瞬间,从绝望到如释重负,简直像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grok 能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下吗?
【赤柱续约成功】在香港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界,中环的写字楼讲究的是按年续约,半山的豪宅图的是落契安居,唯独赤柱的那家“百年老字号单间公寓”,业务向来常青,客源永远饱满,连中介费都省了,因为这里从不愁没客上门,主打的就是一个“行政直达、终身免退”。
这不,年方三十的黄之锋先生,刚在那里交完了头几年的房租,大笔一挥,直接喜提了十年VIP大礼包。消息传到坊间,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这是哪家房企推出了什么超长期的养老盲盒。可圈内人都懂,这叫“赤柱续约成功”。
你说这届物业也是贴心,生怕年轻人步入社会后生活没有着落、缺乏历练,于是特意包吃包住,连放风的时间都掐得精准如瑞士钟表。至于十年期满之后怎么办?那更不用操心,大管家早就贴心地备好了“无限连环续约套餐”:只要你的思想还敢喘气,只要你的灵魂还没学会向高墙下跪,新罪名就像海里的水,总能在需要的时候现捞现编,保准让你的户籍永远挂在铁窗深处,连物业费都免得你掏。
一个手无寸铁香港年轻人,愣是把一个手握世界一流维稳机器的庞然大物,逼得夜不能寐、草木皆兵。他们一边坐在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里,一边颤抖着给每间牢房加装最硬的门栓。
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和自由,如今在赤柱的海风里被风干成了一张张贴着封条的白纸。权力以为,只要把门锁死,把合同续到地老天荒,就能把那些不驯的骨头全化为灰烬。可它偏偏忘了,越是拼命给赤柱续约,越是昭告天下:这个自诩铜墙铁壁的江湖,其实虚弱得连一张纸片都经不起,风一吹,就哗啦啦散落了一地。
好神奇,感觉加拿大也是越来越魔幻!
中国财政部将于2026年11月9日当周,首次在加拿大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约合6亿美元),所募资金全部用于中央财政预算中的合格绿色支出。
高金素梅共谍案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她的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居然弃保偷渡到了大陆。
由此可见,台湾方面被渗透到有多严重,假设不是渗透,那么台湾的反谍部门也是相当的失职。
【高金素梅案件詳情】這是台灣高等檢察署(高檢署)最新偵結起訴的國安與貪污案,也是現任立委涉「共諜」案的首例。以下依檢方起訴內容、相關被告狀況與當事人回應整理。
一、本次起訴(2026年11月6日)
高檢署依以下罪名起訴4人:
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罪」
《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求刑:
高金素梅:有期徒刑14年
張俊傑(前辦公室主任,已逃亡):有期徒刑15年
陳智葟、林怡君:因認罪並繳回犯罪所得,請法院酌量量刑
二、檢方主要指控事實
時間:2005年至2016年(民國94–105年)
組織運作:
將「部落工作隊」與高金素梅國會服務團隊整合為「祖靈之邦團隊」,採「一套人馬,兩塊招牌」方式運作,同時處理競選、問政與原鄉部落聯繫。
資金來源(約新台幣1.7億元):
檯面上:接受中共捐贈「原鄉部落建設經費」,充實高金素梅競選連任資源。
檯面下:透過親友帳戶等管道,將約1.7億元匯入台灣。
角色分工:
張俊傑、陳智葟:統領團隊競選、問政、部落聯繫。
林怡君:作為高金素梅與張俊傑的代理人,往返兩岸,接受中共官員指示後傳達。
其他行為:
安排相關人員赴中國接受統戰工作訓練,滲透原民部落,試圖作為「第五縱隊」使用。
檢方指控高金素梅依中共官員指示,在立法院進行的5項行為:
召開組團赴聯合國「反日」記者會
質詢日本代表處並要求刪除預算
質詢反對軍購案
以程序委員會委員身分影響法案審議
在委員會發聲支持課綱微調
檢方認為這些行為與收受資金具有對價關係,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國安與社會安定。
三、被告現況
張俊傑:已棄保潛逃,據報於2026年10月底透過漁船偷渡出境(相關船隻已遭查扣)。
陳智葟、林怡君:已認罪(坦承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及收賄),目前仍被高院裁定羈押禁見(有逃亡、滅證、串證之虞)。
四、高金素梅回應
她全面否認指控,主要要點包括:
反日(靖國神社相關)、反對軍購、支持課綱微調均為其一貫主張,並非中共授意,也無任何對價,「沒有一毛錢流入我的口袋」。
起訴書所指的部落工作隊,在另案已釐清與她無關,檢方邏輯矛盾、羅織入罪。
五、相關另一案件(助理費案)
2026年6月,台北地檢署已另案起訴高金素梅等24人:
涉嫌詐領助理費等逾787萬元(含人頭助理、低薪高報等)
2022年非法輸入約7萬4400劑未經核准的中國快篩試劑
【现在的中国】生机勃勃的老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感谢@MoiMoiHai 的补充🙏
不要去共情不是你这个阶层的人。有一句话说,你以慈悲看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可怜人。但是如果要用因果去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可怜人。
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配得上他现在的。换句话说,他现在的就是他过去无数次选择的结果。所以请记住,他的认知配得上他现在的苦难。这句话听着很冷漠,但是这就是事实。
如果把一个人带到原本不属于他的高度,那么他的思想往往跟不上这个境界和他的阶层,他的愚昧无知最终会害了他自己,同时也会把你拖下水,甚至会产生恶果,变成刺向你的那把刀。
中共的高官看似位高权重,实际上,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蔡奇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移动全景监狱之中。更具戏剧性和恐怖色彩的,是中共高层的“会场枪支制度”。
当这些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官离开各自的住所,乘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或是防备森严的京西宾馆召开重要会议时,制度严格规定,贴身警卫员护送首长到达会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向驻会的中央警卫局警戒哨交出配枪。一旦高官步出会场,大门紧闭,他们在物理上的生死命运就完全交由中央警卫局的内卫部队来掌控。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最高领导人感到威胁,或者高层爆发了不可调和的权力冲突,中办主任蔡奇只需要一道指令,那些平日里替首长开车、端茶,甚至宣誓要为首长挡子弹的警卫员,就把枪口对准自己日夜保护的正国级首长。
老舍当年不敢写祥子累死在黄包车上,今天的现实替他写完了。
外卖员不是不知道累,他们是被系统算得明明白白:超时扣款、差评罚钱、接单率挂钩派单,每一条规则都在逼人把自己当机器用。
祥子活在那个“旧社会”,外卖员活在共同富裕下;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一切都是“自愿的灵活就业”。
中央发文,部署二十一大代表选举。
可真正的考题只有一道:习近平要连任,一票都不能少。
业务能力、群众基础、基层经验都是陪衬,唯一的硬指标是绝对忠诚。“酝酿”“考察”“逐级遴选”一层层筛下来,筛的不是谁能代表党员,而是谁在举手那一刻绝不会犹豫。
权力的傲慢,是把公款当成自己的钱:想绕谁就绕谁,想给谁就给谁。
中间环节的存在,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为了让钱“看起来已经花出去了”,要么为了让钱在流转中有人可以截留、周转、受益。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为了把污水管网修好。
【先做完整的人,但婚姻不是"随时可退的爱情"】"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爱人",这个观点我完全同意。一个把自己抵押给别人的人,给不起真正的爱,只能给出依赖与索取。
但这篇文章里有一个隐蔽的问题:四个故事讲的都是"爱情",而爱情的逻辑,与婚姻的逻辑,并不是一回事。
爱情是感受,婚姻是契约。感受会来,也会走,英格丽德说"我不爱你了,你搬走吧",坦荡、干净,在同居关系里无可指责。可婚姻恰恰是人类为了对抗感受的无常而发明的制度:它让两个人在"不爱了"”累了"”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刻,仍然有一道必须先过的门槛。婚姻的价值,正在于它不完全取决于当下的心情。
契约意味着责任。结了婚,就有共同的财产、共同的债务,往往还有共同的孩子。孩子没有选择权,他们的人生不能因为父母"我要捡起我自己"而被一并清零。一个人的完整,不应以另一个人的坍塌,尤其不应以孩子的不安全感为代价。
更进一步说,"完整"并不意味着"随时可以离开"。 真正完整的人,恰恰有能力承担承诺:我可以一个人活得很好,所以我留下来,是出于选择;而我既然选择了留下,就愿意在感受低潮时,仍然兑现当初的誓言。安妮对作者说"你要先学会自己站起来",这是完整;但她后来说"我陪你复健,陪你到老",这同样是完整,而且是更重的那一种,因为那是责任,不是心情。
所以我的看法是:独立人格是进入婚姻的资格,而不是退出婚姻的理由。两个完整的人缔结契约,是因为他们都有能力把自己的一部分交出去,却不会把全部交出去。他们既不是"你是我的一切",也不是"我随时可以走",而是:我是我自己,同时我对你有承诺。
这样的婚姻,才既不窒息,也不轻飘。
我在挪威住了三十七年,有过四个女人,发现挪威女人一个共性。
我二十九岁那年冬天,从上海浦东的码头登上一艘远洋货轮,在海上颠了四十多天,最后停在挪威西海岸一个叫奥勒松的小城。
那时候我身上只有两百美元和一封老乡写的介绍信,信是写给一家中餐馆老板的,纸都被汗浸软了。
我下了船,站在结了冰的码头上,看着灰白色的天和灰蓝色的海,心想这个地方比我老家的冬天冷了不知多少倍,可我这一待,就是三十七年。
这三十多年里,我洗过盘子,切过鱼,开过餐馆,赔过钱,又重新爬起来。
也是这三十多年里,我前后有过四个女人,她们都是挪威人,性格千差万别,一个爱滑雪,一个爱看书,一个爱吵闹,一个爱安静。
可到了我这个岁数,夜深人静的时候翻来覆去地想,我发现她们身上有一个共性,一个让我这个中国男人用了大半辈子才看懂的共性。
先说第一个,英格丽德。我认识她的时候三十二岁,在餐馆后厨切三文鱼,一天切十二个小时,手上全是刀口。
她是我们餐馆的洗碗工,比我小四岁,个子高,头发是那种被海水泡过的淡金色,笑起来嗓门大,整个厨房都听得见。
挪威人下班早,四点钟餐馆打烊,员工一起喝咖啡吃甜面包,她总坐我旁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我中国的事情,问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问我家里有没有父母。
她说她父亲是渔民,在她十一岁那年出海没回来,船找到了,人没找到。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就像在说昨天买的鱼不新鲜。
我那时挪威语一个字不会,英语也磕巴,两个人连比带画地聊,居然也聊了半年。有一天她直接跟我说,我喜欢你,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吧。我吓了一跳。
在我们老家,这种话哪有女人先开口的,就算心里有一百个愿意,也要等男人托人来说媒,要走一系列的过场。我说你再想想,我是个中国人,没身份没房子,工资一半寄回上海。
她说,我想清楚了,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定,我的房子是我爸留下的,跟你有没有房子没关系。
我就这样搬进了她的房子。我们在一起四年。她教会了我挪威语,带我去看峡湾,教我在冰面上走路要像企鹅一样小步挪。她爱我,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可是第四年春天,有一天晚上她坐在餐桌对面,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不爱你了,你搬走吧。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摔盘子,也没有冷战。
她说这句话的语气,跟当年说“我喜欢你”的语气一模一样,坦坦荡荡,像在陈述今天的天气。
我搬走的那天她还帮我打包,给我煮了咖啡,塞给我一条她织了一半的围巾,说织完了寄给我。后来她真的织完寄来了。
我在新租的地下室里抱着那条围巾坐了一整夜,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说爱你就爱你、说不爱就不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第二个是西丽德。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岁,跟朋友合伙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馆,日子慢慢好起来。
西丽德是来应聘会计的,三十岁出头,戴眼镜,说话轻,走路也轻,爱看书,包里永远装着一本小说。她不像英格丽德那样火一样地烧过来,她像峡湾里的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生活。
她帮我理账,帮我跟税务局打交道,帮我填那些我看着就头疼的表格。有一次餐馆被人举报偷税,税务官上门查账,是西丽德一个人顶在前面对付了三天,最后查出来我们一分钱都不欠。
那天晚上我说请你吃饭吧,她说好。吃完饭在雪地里走,她挽住我的胳膊,就从此算是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七年,几乎没有红过脸。
她安静,体贴,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做一桌挪威菜,会把我的衬衫熨得笔挺。我那时候想,这才是能过一辈子的女人。我甚至开始盘算着回上海带她见我妈,买好了机票。
出发前一个月,她跟我说,她申请了卑尔根大学的一个职位,研究她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课题,要去三年。
我说那我们的上海之行怎么办,她说上海可以以后去,或者你自己先去。我说你能不能等我,或者我能不能等你,三年很快。
她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一段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我爱这间厨房,爱我做的账目,爱我研究了十年的那些纸页。
你是我的爱人,但你不是我的全部,我也不想做你的全部。如果三年的距离会把我们分开,那说明我们本来就不够结实,分开也好。
后来我们真的没有撑过那三年。不是她变了心,也不是我变了心,是两年以后我在电话里发现,我们已经把彼此的生活讲完了,剩下的都是客气。
挂了最后一通电话,我坐在餐馆的办公室里,忽然想起英格丽德说“我不爱你了”的那张脸。两个这么不一样的女人,在那一个瞬间,居然重合成了一张脸。
第三个女人叫安妮,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五十岁,餐馆已经开了三家,我在本地华人圈子里也算个人物了。
安妮比我小十岁,在幼儿园当老师,风风火火,爱笑也爱吵,是那种在超市里能跟陌生人聊出人家祖宗三代的人。
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她主动坐过来,主动要了我的电话,主动约我爬山。爬到山顶,她指着底下的峡湾说,怎么样,我挑的地方不比你老家的黄山差吧。
我说不差,她说那就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人了。我说你们挪威女人怎么都这样,喜欢一个人跟宣布涨工资似的。她哈哈大笑,说难道要拐弯抹角浪费三年吗。
安妮是四个人里最像火的一个,也是最让我年轻的一个。跟她在一起,我又学会了滑雪,学会了在冬夜去森林里看极光,学会了跳那种土里土气的挪威乡村舞。
我以为这一次我学聪明了,不再要求对方把日子全押在我身上,我也不再把日子全押在她身上,两个人各过各的事业,周末凑在一起快活,这样总能长久。
可是六十五岁那年我心脏出了问题,做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安妮天天来,一天不落,带汤,带书,带幼儿园孩子们画的贺卡。
我躺在床上想,患难见真情,这次是真情了。出院以后我变得胆小,变得黏人,一天要给她打四五个电话,怕死,怕孤独,怕一个人面对这具修过的身体。
有一天安妮坐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要去看看心理医生,不是因为你病了,是因为你把害怕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扛不动。
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觉得她嫌弃我了,觉得挪威女人的凉薄在这一刻露了馅。我冲她发火,说了很难听的话,说她冷血,说中国女人绝不会这样对病人说话。她没有还嘴,等我说完了,她说,我爱你,所以我陪你去看医生,陪你复健,陪你到老。
但我不是你的拐杖,你也不能把你自己活成我的病人。你先学会自己站起来,再来牵我的手。后来我真的去看了心理医生,一个挪威老头,聊了一年。
我慢慢明白安妮那句话不是凉薄,恰恰相反,那是她能给我的最重的东西。她不肯假装我没事,也不肯替我把日子过了。我们最后又一起过了五年,直到她调去北方一个城市工作,我们和平地、像老朋友一样分了手。
分开那天她抱了抱我,说,谢谢你学会了一个人睡觉还开着窗。
现在我七十六岁了,住在卑尔根郊外一栋木头房子里,窗外就是海。
第四个女人,卡里,比我小六岁,是个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们在一起十一年,她三年前过世了。
她是四个人里最安静的,也是最晚出现的。我们是在社区老年读书会上认识的,那天讨论的是易卜生,我发言说《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出走,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太不像话,扔下丈夫孩子,门一摔就走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满屋子挪威老头老太太都摇头。卡里在后排举手,慢慢地说,娜拉不是扔下了日子,她是捡起了自己。
那句话像一根针,把我这几十年的一切忽然缝在了一起。
英格丽德说不爱了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西丽德去卑尔根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安妮让我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是在捡她自己,也是在把散落在地上的那个我,捡起来还给我。
我这才发现,这就是挪威女人的共性——她们可以爱你爱得很深,很真,很长久,但她们从不把自己抵押给任何一个人。
爱是她们的日子,但不是她们的命。她们不等着被选中,不等着被拯救,不等着被谁允许。
英格丽德十一岁没了父亲,跟着母亲在渔村里长大,学会了修船帆、开卡车、独自过冬;西丽德读了一辈子书,自己供自己上学,四十岁换了三次城市;安妮离过一次婚,带着女儿过了五年,没跟任何人诉过苦;卡里守了半辈子图书馆,一个人把老年读书会办了二十年。
她们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东西,不是男人,不是家庭,是她们自己。这就是那个共性:挪威女人是完整的,她们来找你的时候,就已经是完整的了,她们不需要你替她们把日子过完,只需要你陪她们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而我们那一代中国男人,从小被教的是另一半、是归宿、是“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拿着一把缺了齿的钥匙,去开一扇本来就没上锁的门,敲了半天,还怪门太难开。
卡里在世的最后一年,病中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挪威话里“单独”这个词,和“活着”听起来有点像,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人得先单独地活着,然后才谈得上一块儿活着。
她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峡湾上全是光。我一个人办完所有的事,一个人回到木头房子里,一个人把窗户全打开。我没有垮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四个女人留给我的,最后攒成了同一份遗产:她们把我这个从浦东码头上来的、总想找个依靠的男人,一点一点地,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夜深的时候我坐在窗前,看着对岸零零星星的灯火,我知道那后面坐着许多这样的女人,也在过着她们不抵押给任何人的日子。
我在挪威住了三十七年,有过四个女人,我发现的这个共性,说到底就一句话——她们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谁的爱人。
而我到了七十六岁,才终于也学会了先做我自己。这份学费交了三十七年,四个女人,一场心脏手术,和一整个海峡那么宽的乡愁。值了。
公园是公共空间,睡在公园里的人,多半是没钱租房的失业者、农民工和流浪者。对他们罚款五百到一千元,等于向一个连住宿费都付不起的人索要一笔天价,罚不出钱,下一步就是拘留或驱逐。这是把贫困本身当成违法。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国家转而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救助义务。如今救助站形同虚设,管理却回到了“眼不见为净”的老路。2017年北京清退“低端人口”,早已让人见识过这种逻辑: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被赶出了视线。
所谓“斩杀线”,真正可怕的不是线本身,而是线以下的人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