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版🫥
康德伦理学到现实社会:
“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大概意思是:你可以使用一个人的能力,但不能把这个人仅仅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比如:
① 老板与员工
老板雇员工,员工为公司创造价值,这是正常的“使用人的能力”。但如果只把员工当成赚钱机器,完全不顾他的尊严和权益,人就被降格成了“手段”。
② 父母与孩子
父母希望孩子有出息,可以理解。但如果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人生理想、满足虚荣心的工具,同样是在把人当成手段。
③ 婚姻与爱情
爱一个人,不应该只是因为对方漂亮、有钱、有资源,而是承认对方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尊严和选择权的人。
④ 法律与制度
法律最终也不应该只是为了维护某种制度、权力或者利益,而应该把人的尊严、自由和基本权利放在核心位置。
⑤ 国家与政府
国家当然可以追求领土、安全、发展、统一等公共目标。
但即使是所谓“伟大的事业”,也不能因此把具体的人仅仅当成实现目标的工具。
不能因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或者某种宏大的目标,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自由、尊严和基本权利。
国家的目标应当受到人的尊严与权利的约束,而不能反过来把人变成国家目标的手段。
所以,一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作为一个人本身就具有价值。
不是因为“有用”才值得被尊重。
这或许就是康德伦理学放到现实社会里,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一层意义。
从康德到《Say Nothing》:我们究竟应该站在民族、人民,还是人的一边?
前些日子看完《纯粹理性批判》,这几天刚好又在读《实践理性批判》,还没有读完。
恰好今天在 𝕏 上看到 @Roos00089909 发了一条推文: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虽然概念有别,但它们的果实却往往具有相似特征:即引起民族之间相互仇恨,也是分化人类的导火线。”
我回复了一句:“我的立场比较接近民族民粹主义。”
她随后说:“明白,观点与立场不妨碍我们有合理的交流。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是两回事。
你完全可以和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却依然愿意认真听他说什么;甚至恰恰因为不同,才更值得交流。
这让我重新想起康德。
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词在今天经常被放在一起,但严格来说,它们关注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民族主义首先回答的是:
“我们是谁?”
它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共同历史、文化、身份以及国家主权。
而民粹主义首先回答的是:
“谁才是真正的人民?”
它通常把政治社会理解为一种“人民”和“精英”之间的对立:
普通人民是真正的人民,而政治精英、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所谓“建制派”背离了人民。
政治学研究中也常常把两者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逻辑:民族主义围绕“民族共同体”建立身份边界;民粹主义则围绕“人民—精英”的对立来组织政治诉求。
所以:
民族主义:我们是谁?
民粹主义:谁代表我们?
而当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所谓的民族民粹主义。
比如:
“真正的德国人民被柏林的政治精英背叛了。”
这里既有“德国人民”这个民族共同体,也有“人民 vs 精英”的民粹主义结构。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天然就是民粹主义,也不意味着民粹主义一定是民族主义。
一个人完全可以强调民族认同,却支持自由民主、法治和少数人的权利;同样,一个左翼政治人物也可以使用“普通人民对抗经济精英”的民粹主义语言,却并不强调民族主义。
所以,我说自己“比较接近民族民粹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四个字可以概括我的全部政治思想。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
我比较重视民族共同体,也对精英政治保持警惕。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就天然正确,更不意味着可以为了民族或者人民的名义牺牲一个具体的人。
而这恰恰是我后来想到康德的地方。
二、康德真正重要的地方,也许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支持谁”
康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人不能仅仅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必须始终被当作目的本身。
这句话看起来很哲学,但放到现实政治中,其实非常有力量。
国家不能说:“为了国家利益,所以你可以被牺牲。”
政党不能说:“为了人民,所以某些人的权利可以不要。”
民族也不能说:“为了民族,所以个人可以成为工具。”
在康德那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属于哪个民族、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才产生的。
人的尊严来自他作为一个能够理性思考、自主行动的人的存在本身。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会写下那句今天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熟悉的话: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而且它紧接着写:“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
第二款又明确把不可侵犯、不可转让的人权作为共同体、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说:“德国《基本法》就是康德写的。”
那显然不准确。
1949年的《基本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产物,受到基督教自然法、康德哲学、现代个人主义以及纳粹统治和战争灾难的共同影响。甚至有研究特别指出,起草《基本法》时,康德并不是唯一甚至未必是直接的来源;后来德国宪法学对“人的尊严”的解释,才越来越明显地吸收了康德关于人的自主性和“目的本身”的思想。
但这种思想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明显。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后来在判决中甚至明确把自由的人格和人的尊严称为宪法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并强调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
这就是我觉得康德对现代德国最有意思的影响。
三、德国现代国家,其实一直在处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
你仔细观察今天的德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
一方面,德国当然有民族认同。
德国人有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德国现代政治文化又非常强调:个人尊严、基本权利、法治、个人自主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也就是说:
民族共同体很重要,但国家不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
甚至连民主多数本身也不是无限的。
如果今天有51%的人投票决定:“那49%的人不应该享有某项基本权利。”
在现代德国宪法秩序下,这个“多数”本身也不能成为一切的理由。
因为基本权利并不是简单的多数表决结果。
这就是我觉得康德和现代德国之间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民主不仅仅是“多数人说了算”,还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之上。
德国《基本法》第二条同时规定人的人格自由发展,但这种自由也受到他人权利、宪法秩序和法律框架的约束;第三条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德国式的平衡:
个人自由 ≠ 为所欲为。
国家权力 ≠ 无所不能。
多数民主 ≠ 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这背后就是一个非常康德式的问题:自由的人,如何与其他自由的人共同生活?
四、“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康德还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Sapere aude!
通常翻译成:“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
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其实比“启蒙”这个词本身更重要。
不要因为别人说这是正确的,你就认为它正确。
不要因为一个政党说这是人民的利益,你就认为它一定代表人民。
也不要因为一个国家说这是民族利益,你就认为个人就应该无条件服从。
自己思考,然后自己承担判断的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德国现代教育和公民文化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学校不应该只是培养“听话的人”,而应该培养能够自己判断、自己思考、能够质疑权威、同时也承担责任的公民。
当然,现实中的德国社会当然远没有这么理想。
德国人也会被媒体影响,也会被政党影响,也会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甚至群体情绪。
没有哪个社会真的生活在哲学家的理想世界里。
但一个社会有没有一套制度,让人可以质疑权威、表达不同意见、挑战政府,同时让国家权力受到法律限制——这又是另一回事。
五、然后我又想到了欧洲
康德还有另外一个今天看来非常“现代”的思想:
世界公民。
在《永久和平论》中,他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而是:
不同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使战争不再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正常手段?
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康德设计了欧盟。”
这当然过头了。
但是康德关于共和制度、国际法、国家间和平合作以及世界公民的思想,后来确实成为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你今天生活在德国,会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张力:
民族国家还在。
但与此同时:
欧洲也在。
德国人可以是德国人,同时也是欧洲人。
一个人可以拥有民族身份,同时又承认某些权利并不因为国籍不同而消失。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转变:
从“我是哪个民族的人”,慢慢走向“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属于某个民族、国家和共同体”。
六、这时候再回头看《Say Nothing》,突然就有意思了
我也是看到 @Roos00089909 后面说她最近看了《Say Nothing》,才突然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部剧。
它讲的是北爱尔兰的 The Troubles——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前后的那场长期冲突。
这部剧的中心人物之一,是 Jean McConville。
1972年,她是一位带着10个孩子生活的寡妇,被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从家中带走,此后失踪。这个事件后来成为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剧集同时通过 Dolours Price 等人的经历,展现一个人如何从和平抗议走向武装斗争,又如何在多年以后重新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剧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观众: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恰恰相反。
它让我想到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一个人最初相信的理想,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伤害另一个人的理由?
一个年轻人可能最初是为了民族、自由、平等、尊严而参加政治运动。
这个动机本身甚至可能具有某种理想主义。
但是,当“民族”“人民”“事业”“革命”这些宏大的词语开始压过一个具体的人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一个真实的人,就可能变成一个数字、一个障碍、一个敌人、一个“必须牺牲的人”。
这恰恰是康德思想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
无论你的事业多么宏大,都不能因此把一个具体的人仅仅变成实现事业的工具。
七、《Say Nothing》真正让我想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暴力之后怎么办”
《Say Nothing》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暴力结束以后,人怎嚒办?
北爱尔兰的冲突最终走向了和平进程,并在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协议》中形成新的政治安排。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某一方赢了”,而是长期谈判、妥协和政治转化的结果。
而那些曾经真正拿过枪、制造过爆炸、参与过暴力的人呢?
他们不能简单地把过去删除。
他们要继续生活。
有人开始怀疑自己年轻时坚信的东西。
有人开始后悔。
有人认为自己当年没有错。
有人认为自己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有人则始终无法从过去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Roos00089909 提到的那个点很有意思:
“对过去的暴力抗争进行反思和自我否定。”
这比单纯讨论“民族主义对不对”“民粹主义对不对”要复杂得多。
因为一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
如果我曾经坚信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那么当我发现自己的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我该怎么办?
这可能才是政治思想最困难的地方。
八、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民族、人民和个人之间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我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天然就是坏东西。
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珍惜自己的文化、关心自己的民族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
我也不认为民粹主义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错误的。
政治精英确实可能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制度也确实可能形成既得利益。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这些东西变成绝对化的时候: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的事业高于一切。”
因为一旦“高于一切”,那么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那么具体的那个人呢?
康德给出的答案恰恰是:
不能忘记这个人。
一个国家不能把人仅仅当作国家的工具。
一个政党不能把人仅仅当作选票。
一个民族不能把另一个民族仅仅当作敌人。
一个革命也不能因为自己宣称代表正义,就自动获得伤害具体人的道德许可。
九、从民族身份,到人的尊严
所以,如果把这几天我脑子里的这些东西连起来,我觉得大概可以形成这样一条线:
民族身份 → 人民政治 → 个体尊严 → 理性与自主 → 普遍人权 → 世界公民
民族主义问:“我们是谁?”
民粹主义问:“谁代表我们?”
康德进一步追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每一个人?”
而现代德国的宪法秩序,则试图把这个问题变成制度: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读康德不能只把他当成一个两百多年前的哲学家。
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当你把他的哲学放回今天:
放进德国的《基本法》里,放进民主制度里,放进欧洲一体化里,放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争论里,甚至放进一部讲北爱尔兰暴力历史的电视剧里——
你会突然发现:
两百多年前康德思考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过去。
我们今天仍然在问:
国家和个人,到底谁应该是目的?
多数和少数,谁应该受到保护?
民族的边界在哪里?
人民究竟是谁?
一个人为了自己相信的正义,可以走多远?
而最难的那个问题,也许始终只有一个:
当我们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还能不能保留一点对自己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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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本文部分资料及相关史实经 ChatGPT 协助整理、核对。
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七篇|读书的快乐,比吃喝的快乐更能成为道德根据吗?
本篇阅读范围
第一部“原理论”,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第一章第3节“定理二”,包括推论及两则附释。原书第22—26页,PDF第26—30页,读至第4节开始之前。
【我们的白话释读】
有人喜欢美食,有人喜欢读书,有人最享受帮助别人。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快乐分出高低。康德这一节却要我们继续往下问,如果决定行动的根据都是“这会让我满意”,这些追求在道德根据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康德先提出一个判断。上一节讨论的那些以欲求对象为决定根据的原则,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可以归到“自爱”或“自己的幸福”的原则之下。
“自爱”,德文是 Selbstliebe。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把自己的满足当作选择行动的根据。
我们想到得到某样东西会愉快,于是去争取。想到某件事会痛苦,于是设法避开。把这些选择放到整个生活中,我们便希望自己活得满意、过得幸福。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幸福”,德文是 Glückseligkeit,指的是一个有理性、又有欲求和需要的存在者,对自己整个生活的满意。
这样一来,眼前吃一顿好的,和为了未来作长远打算,都可能属于追求自己幸福的范围。我们可以为了将来的满足,放弃今天的享受。行动虽然更有耐心、更会计算,推动它的根据仍然可能是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康德专门讨论了一个容易让我们困惑的问题。
精神上的快乐,能不能因为来自读书、思考或知识,就获得另一种道德地位?
我们平常会觉得,读一本好书,比吃一顿大餐更有修养。康德承认,人可以享受更细腻、更有文化的快乐,也可以通过培养自己,发现这些快乐。
但当我们追问什么决定了意志时,还得看看,究竟是什么使我们选择它。
如果我们读书,是因为读书带来的愉快,那么,这种愉快仍然需要通过自己的感受才能知道。哪怕书里的思想来自理性的思考,我们对阅读感到多么满足,也依然是经验中的事。
一个观念来自哪里,和它凭什么推动我们行动,是两个问题。
康德举了几个很生活化的例子。
有人把一本有意思的书放下,去打猎。有人听到一半很有启发的谈话,因为要赶上吃饭,便起身离开。还有人本来乐意接济穷人,后来又把钱留着买戏票。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完全按照预期的愉快来选择时,他会比较各种满足,权衡哪一种更强、更持久、更容易得到。
读书的快乐和吃饭的快乐,可以这样放在一起比较。精神上的享受,也能成为这番计算的一部分。
理性当然参与了。它会帮我们安排时间、预测后果、选择办法。康德仍然要追问,理性是否能够凭自己的原则,直接决定意志。这关系到它能否提供道德法则。
原文在这里用了“较低的欲求能力”和“较高的欲求能力”两个术语。
我们可以先抓住它们在这段论证中的意思。只要行动最终取决于预期的愉快,决定根据就仍然落在感受上。要说明一种较高的欲求能力,康德就必须说明,纯粹理性怎样能够独立地规定意志。
随后,第二则附释又把讨论带回幸福。
康德承认,像人这样有需要、会感到匮乏的有限存在者,必然希望幸福。我们需要食物、休息、安全,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满意。
不过,“大家都想幸福”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大家具体应该追求什么。
有人在热闹中觉得幸福,有人在独处中得到满足。有人愿意承担风险,有人把安稳看得最重。即使我们用着同一个“幸福”,里面装着的生活也各不相同。
康德还往前推了一步。即使大家碰巧喜欢同样的东西、同意用同样的办法追求幸福,这种一致仍然有赖于经验中的巧合。它还不足以成为理性所要求的普遍而必然的法则。
这一节末尾,康德提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别。
我们可以给出有用的建议,例如怎样吃得健康、怎样处理事务、怎样改善生活。这些建议需要了解条件,也允许例外。它们随着具体情况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实践法则则要求一种更严格的根据。它的约束力,不能随着每个人此刻期待得到多少满足而改变。
下一篇进入第4节。康德会继续问,当个人想得到的东西无法提供这个根据时,我们能否从行动准则的“形式”中,找到成为普遍法则的条件。
本系列为Herr.Jinn个人白话读书笔记,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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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六篇|我想得到的东西,能成为人人都该遵守的原则吗?
本篇阅读范围
第一部“原理论”,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第一章第2节“定理一”全文。原书第21—22页,PDF第25—26页,读至第3节开始之前。
【我们的白话释读】
我们做事,总有一些想得到的东西。生活安稳一点,工作顺利一点,得到别人的认可,都很平常。康德接着追问,如果一条行动原则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它怎么能约束每一个人?
第2节一开头,康德提出了一个判断。我们把意思白话说出来,大致是这样。
凡是先拿一个想得到的对象来决定意志的实践原则,都依赖经验,因而不能提供实践法则。
这句话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慢慢读清楚。
首先,康德用了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词,叫作欲求能力的“质料”,德文是 Materie。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理解成,我们想要使之成为现实的东西。
例如,我们希望得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希望赢得别人的赞赏,希望过上安静的生活。这些愿望都有具体内容。想象这些事情实现了,我们觉得值得,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康德关心的,就是这条决定怎样产生。
假如我们因为想到升职会很高兴,才决定努力争取,那么“升职能够让我满意”,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推动理由。
但我们怎么知道,升职会让自己满意?
这就需要经验了。
有人升职后很有成就感,有人却觉得责任太重,宁愿回到从前。有人喜欢热闹,参加聚会就开心。有人忙了一周,最想要的是独处。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吸引力可能相差很大。
就连同一个人,感受也会改变。年轻时盼望的生活,到了后来,未必还愿意过。
所以,康德说,我们无法单凭一个对象的概念,就预先知道它会给自己带来愉快、痛苦,还是毫无感觉。
知道“聚会”是什么意思,还不足以知道参加它会不会开心。知道“升职”是什么意思,也不足以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升职后的生活。这些都要看一个人的感受,以及他实际经历的情况。
这里说的“依赖经验”,德文是 empirisch。意思是,这个行动理由需要借助我们的实际感受才能成立。
我们换一个更日常的例子。
假如有人说,大家每天都应该去参加集体活动,因为这样可以交朋友,会过得更快乐。
这条建议对某些人可能很好。他们原本孤单,参加活动以后,确实交到了朋友。
可是另一个人更喜欢安静,参加活动反而疲惫。如果那条要求的全部理由就是“这样会让你快乐”,那么,当这个人得不到快乐时,要求他的根据也就出了问题。
一条原则的效力既然取决于个人怎样感受,它就还没有说明,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康德还把问题推进了一步。
就算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生活办法,它长期有效,几乎每次都能让我们满意,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它已经成为对自己具有必然约束力的法则。
因为我们目前喜欢什么,仍然是一个经验事实。我们可能改变,处境也可能改变。这些经验能够支持我们的选择,却提供不了实践法则所要求的那种必然性。
读到这里,“先天”这个词的意思也更清楚了一点。康德所说的 a priori,要求一种原则的效力能够独立于具体经验得到认识。
如果还得先问“这件事究竟能让我多高兴”,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一条原则,那么它的根据就仍然系在个人感受上。
因此,第2节真正要我们注意的是,行动想达到什么结果,以及这个结果为什么能够决定我们的意志。
同样是认真工作,一个人可能因为喜欢赚钱,一个人可能因为享受赞赏。这些理由可以充分解释他们为什么愿意努力。但如果要进一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怎样做,我们就需要能够超出这些个人感受的根据。
康德在这一节里,先把以欲求对象为决定根据的原则归入了经验性的范围。下一节,他会继续追问,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追求,是否还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据。
本系列为Herr.Jinn个人白话读书笔记,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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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超市里的一块留言板
在一些大超市里会有一块留言板,我有时会去读书里面的内容🤣。左边写着 Ich suche,我在找。右边写着 Ich biete,我可以提供。有人卖二手自行车,有人找人帮忙干活,也有人征友。
最让我停下来的是一张手写卡片。一位79岁的人写道:“我喜欢动物,也亲近大自然,想找一位随和、诚实、温柔的伴侣。”就这么几行字,贴在大家平时买菜的地方,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看见。
日常闲聊时,也常听到一句话:“你认识个靠谱的人吗?”找个师傅,招个帮工,谈一桩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大城市里,邻居可能住了几年也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可真碰到一件要紧的事,很多人还是会先问一圈认识的人。
我觉得,德国社会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合同可以写清楚活怎么干、钱什么时候付,熟人的一句“我找他做过,挺靠谱”,却能帮你决定先给谁打电话。再回头看那块留言板,它也给了没有熟人介绍的人一个机会。你在这儿买菜,我也在这儿买菜,这就够我们说上第一句话了。
我想继续琢磨的是,一个规则清楚的社会,为什么依然这么看重熟人推荐?而一个刚搬来、谁也不认识的人,又是怎么慢慢变成别人愿意推荐的那个人的?
《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6集:从政党到政治机器——希特勒如何把思想变成服从?
1921年,慕尼黑。
纳粹党还只是德国众多激进政治团体中的一个。
它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后来那支庞大的政治组织。
但希特勒已经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小党,怎样才能变成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力量?
仅仅拥有一套政治理论,显然不够。
还需要有人相信它、传播它,并愿意为它采取行动。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五章《世界观与组织》中,希特勒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答案是:把政治思想变成一种排他性的信仰,再把信仰者组织成服从领导的战斗队伍。
这也揭示了纳粹党从普通政治团体走向极权组织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思想不能只停留在书本里
希特勒首先提出:
即使一种政治思想拥有大量支持者,如果没有统一组织,也很难取得政治胜利。
他认为,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团体虽然不少,却彼此分散。
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理解。
每个团体也可能有自己的领导者。
这种分散状态,在他看来无法与组织严密的政治对手竞争。
因此,他主张把复杂的世界观提炼成少数明确的原则,再通过组织将追随者结合起来。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
正常的民主政党,也需要纲领、组织和纪律。
问题不在于组织本身。
而在于希特勒要求组织成员如何对待不同意见。
他不满足于让追随者接受某种政治主张。
他还希望他们把这种主张当作不可妥协的信念。
二、政党纲领,还是政治宣战书?
在原著中,希特勒再次批评议会政党。
他认为,普通政党制定纲领,往往是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
如果形势变化,就修改主张。
而他所设想的政治运动,目标完全不同。
它不是准备与其他政党长期竞争,而是要推翻自己所反对的政治秩序。
因此,他把世界观运动的纲领,描述成对既有秩序的宣战。
这个区别十分关键。
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政党可以坚决反对执政党的政策。
但它仍然需要承认其他政党依法存在和竞争的权利。
希特勒却认为,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斗争不能依靠长期妥协解决。
最终必须由一种思想取得胜利。
当一个政党不再把对手视为合法竞争者,而是视为必须消灭的障碍时,政治竞争就可能变成对政治多元本身的攻击。
三、希特勒为什么如此推崇纪律?
这一章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是他对政治组织与军队的比较。
希特勒认为,一支军队能否获胜,并不取决于每名士兵是否都具有独立的战略判断能力。
更重要的是领导是否有效,以及士兵能否严格执行命令。
随后,他把这一逻辑直接应用到政党组织。
在原著中,他明确认为,政治运动的力量并不主要来自成员各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来自他们对领导层的纪律性服从。
他甚至把盲目服从的军队,作为政治组织值得学习的对象。
这正是问题所在。
军队在合法指挥体系下需要纪律,但军人也不因此免除遵守法律的责任。
而政党本应是公民表达政治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
如果把军事服从原则直接搬进政治生活,成员就容易从参与者变成命令执行者。
一个党员不再问: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而是只问:
领导要求我做什么?
四、一个令人意外的细节:他竟然向政治对手学习
希特勒在这一章中,谈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
他认为,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动员大量支持者,与其纪律和组织结构有关。
他甚至把政治组织比作一支由军官和士兵构成的队伍。
但在解释这种组织关系时,他又夹杂了大量反犹主义指控,把复杂的工人运动歪曲成受犹太人操纵的力量。
这些指控不是可靠的历史事实,而是希特勒的政治偏见。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他一边猛烈攻击政治对手,一边研究对手为什么能够成功组织群众。
他看到的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参与、社会诉求和组织传统,而主要是纪律、动员和服从。
这也反映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
在他眼中,政治首先是一场争夺群众和权力的斗争。
至于群众能否保持独立判断,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五、为什么不需要每个成员都理解全部理论?
希特勒还提出一个具有危险意味的观点。
他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为政治运动奋斗的人,都必须充分理解领导层的全部思想。
只要组织能够把复杂理论转化成简明、容易传播的政治信条,就可以凝聚追随者。
这听起来似乎符合现实。
毕竟,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政治、经济和法律问题。
但正常的知识分工,与主动削弱成员判断能力,是两回事。
前者承认个人知识有限。
后者却可能要求个人把判断权交给组织。
如果一种政治运动不断告诉成员:
我们的目标绝对正确。
领导者比你更懂得历史。
你只需要相信并服从。
那么,成员就越来越难以从内部纠正错误。
思想统一,最终可能变成思想封闭。
六、一个组织,怎样变成独裁的雏形?
第25集:人格与民族国家——希特勒为什么崇拜强人?
1925年,希特勒正在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
此时的他,还远不是德国的统治者。
1923年11月,他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政变已经失败。1924年,他因叛国罪被判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年底获释。
纳粹党曾遭到禁止,后来重新建立。
希特勒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他的政治运动真的掌握国家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组织?
谁来决定国家的方向?
是议会中的多数人?
还是少数被认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四章《人格与民族国家思想》中,希特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依靠少数杰出人物,而不是多数人的共同决定。
他由此进一步主张,国家应当让所谓最优秀的人掌握领导权。
乍听起来,这似乎只是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但仔细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
希特勒真正反对的,不是平庸,而是以民主程序限制个人权力。
一、希特勒为什么认为人与人不平等?
这一章开头,希特勒首先回到他的种族主义理论。
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所谓天生的高低等级。
接着,他又把这种等级观念延伸到同一民族内部。
在他的逻辑中,既然不同民族不平等,那么同一民族中的个人,也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
这里必须区分两件事情。
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能力差异。
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艺术,有人善于组织,有人精于技术。
承认这些差异,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希特勒并不满足于承认个人能力不同。
他把能力差异与所谓血统价值联系起来,试图为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寻找依据。
这就发生了一个危险的转变:
从“人有不同才能”,推导出“人应当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然而,能力不同,并不意味着人格尊严不同。
一个科学家可能比普通人更懂物理学,但他并不因此拥有剥夺别人基本权利的资格。
一个企业家可能比员工更善于经营,却不能因此宣称员工不配拥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能力可以影响职责分工,却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尊重。
二、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
希特勒接下来提出一个重要论点:
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来自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个人。
他以发明和技术进步为例。
在他的叙述中,一项新发明最初往往来自某个人的发现。
随后,其他人学习、模仿、改进,最终使它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因此,他认为,真正推动文明前进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众。
在原著中,他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发明不是多数人投票产生的,创造性思想也不是由群众集体决定的。
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现实基础。
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发明家。
例如牛顿、爱因斯坦、瓦特等人,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希特勒的解释忽略了另一半历史。
科学发现往往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
一项发明要真正改变社会,还需要工程师、工人、教育者、投资者和公共制度的共同支持。
即使是最杰出的个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独自创造整个现代文明。
因此,个人创造力值得尊重,却不能据此否定社会合作的价值。
三、从天才崇拜到政治领袖
问题出现在下一步。
希特勒把科学和技术领域中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广到政治领域。
他认为,一个民族应当让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高领导地位。
在《我的奋斗》中,他把这种思想称为一种类似贵族原则的组织方式。
但这里的“贵族”,主要不是指传统的世袭贵族。
他所强调的是,由被认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少数人领导多数人。
他明确反对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政治权威的根本依据。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优秀?
在科学领域,一项理论可以接受实验和证据的检验。
在企业经营中,管理者的能力可以通过经营成果和市场反馈进行评价。
但在国家政治中,如果一个领导者自称具有超越普通人的智慧,又拒绝接受选举、议会和司法的约束,那么谁来纠正他的错误?
希特勒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可靠的制度答案。
相反,他越来越强调领导者个人的权威。
四、为什么他如此反感多数决定?
希特勒认为,议会制度存在一个严重缺陷。
许多政治人物可以共同参与决策,但最终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承担全部责任。
他认为,这种制度容易产生推卸责任、政治交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对于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他尤其抱有强烈敌意。
客观地说,民主制度确实可能存在这些问题。
议会可能争论不休。
联合政府可能难以达成协议。
政党也可能为了选票作出不合理的承诺。
但这些问题,并不能证明个人独裁更加合理。
因为民主制度不仅要解决效率问题,还必须解决权力如何受到监督的问题。
一个独裁者也许能够迅速作出决定。
但如果他的决定错误,社会可能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
民主制度不保证每次决定都正确,却应当提供和平纠错的机制。
这正是希特勒的政治构想所严重缺乏的。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
希特勒一方面强调个人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又要求普通人服从民族整体的目标。
这看起来似乎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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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集,我们讨论了希特勒对所谓杰出领袖的推崇。
这一集则揭示了另一半:
他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者,还需要一套能够执行领导者意志的组织。
两者结合,才构成他的政治设想。
领导者确定方向。
组织传播思想。
成员执行任务。
反对意见则被视为妨碍政治斗争的因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卷第四章结尾,希特勒已经提出,纳粹运动应当在自身组织内部预先实践未来国家的原则。
换句话说:
他希望政党先按照自己理想中的国家方式运转,再把这种组织模式推广到整个国家。
这说明,纳粹党的组织原则并非单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它还包含了未来政治制度的雏形。
七、1933年以后,发生了什么?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此时的纳粹党,已经不再是1920年代初期那个规模有限的政治团体。
它拥有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宣传机构,以及包括冲锋队在内的准军事力量。
纳粹掌权后,德国其他政党相继受到镇压或被迫解散。
1933年7月,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
独立工会被摧毁。
社会组织逐渐受到纳粹控制。
国家行政机构与纳粹党的权力体系日益交织。
不过,纳粹统治并非一台始终运转整齐的机器。党、政府、党卫队和其他机构之间存在大量权力竞争。
这种混乱并没有形成有效制衡,反而常常促使各机构竞相迎合希特勒的意志。
政治忠诚压倒法律原则。
个人权威凌驾制度之上。
早年写在《我的奋斗》中的组织观念,终于在国家权力中获得了危险的实践空间。
八、康德会怎样看待服从?
康德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不认为人可以随意违反法律。
但他在《什么是启蒙?》中强调,人应当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尤其是在公共讨论中,人应当有表达、批评和思考的空间。
这与希特勒强调政治组织内部服从领导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规则。
企业需要管理。
军队需要指挥。
国家需要法律。
但规则必须有正当的依据,权力也必须受到限制。
服从合法规则,与放弃道德判断,并不是同一回事。
当组织要求个人不再思考命令是否正当,只需证明自己足够忠诚时,危险便已经出现。
九、从思想到机器,最关键的一步
读完《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五章,我们可以发现:
希特勒并不只是一个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人。
他还试图解决如何把极端思想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问题。
他的构想包括统一的政治信条、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对领导权的高度重视。
这套组织思想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它追求效率。
而是因为它试图把政治信仰置于公开讨论之上,把服从置于独立判断之上。
一个组织如果只要求成员忠诚,却不允许他们质疑错误,就可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危险。
而当这种组织掌握国家权力时,后果便不再局限于党内。
它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自由与命运。
一个自由社会需要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但更需要能够对组织说“不”的公民。
因为政治制度真正的力量,不应当来自所有人服从同一个声音。
而应当来自不同声音能够依法共存,并共同约束权力。
第26集到这里。
第27集,我们将讨论:《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六章《早期斗争——演讲的重要性》。
希特勒为什么认为,一场演讲能够改变群众的政治态度?他又是怎样通过情绪、重复和现场气氛,把普通听众逐渐变成狂热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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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说明: 本集主要依据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卷第5章《世界观与组织》(Weltanschauung und Organisation),并参考第二卷第4章结尾关于纳粹运动应预先体现未来国家组织原则的论述。重点分析其关于世界观与政党组织的关系、政治信条、军事化纪律、领导权及成员服从的思想。文中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部分,严格区分希特勒的政治描述与可核实的历史事实;关于1933年纳粹掌权、一党独裁和国家机构变化的内容,属于结合后续历史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不应与原著叙述混同。本系列旨在历史研究与批判性分析,不代表认同纳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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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六篇|我想得到的东西,能成为人人都该遵守的原则吗?
本篇阅读范围
第一部“原理论”,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第一章第2节“定理一”全文。原书第21—22页,PDF第25—26页,读至第3节开始之前。
【我们的白话释读】
我们做事,总有一些想得到的东西。生活安稳一点,工作顺利一点,得到别人的认可,都很平常。康德接着追问,如果一条行动原则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它怎么能约束每一个人?
第2节一开头,康德提出了一个判断。我们把意思白话说出来,大致是这样。
凡是先拿一个想得到的对象来决定意志的实践原则,都依赖经验,因而不能提供实践法则。
这句话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慢慢读清楚。
首先,康德用了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词,叫作欲求能力的“质料”,德文是 Materie。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理解成,我们想要使之成为现实的东西。
例如,我们希望得到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希望赢得别人的赞赏,希望过上安静的生活。这些愿望都有具体内容。想象这些事情实现了,我们觉得值得,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康德关心的,就是这条决定怎样产生。
假如我们因为想到升职会很高兴,才决定努力争取,那么“升职能够让我满意”,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推动理由。
但我们怎么知道,升职会让自己满意?
这就需要经验了。
有人升职后很有成就感,有人却觉得责任太重,宁愿回到从前。有人喜欢热闹,参加聚会就开心。有人忙了一周,最想要的是独处。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吸引力可能相差很大。
就连同一个人,感受也会改变。年轻时盼望的生活,到了后来,未必还愿意过。
所以,康德说,我们无法单凭一个对象的概念,就预先知道它会给自己带来愉快、痛苦,还是毫无感觉。
知道“聚会”是什么意思,还不足以知道参加它会不会开心。知道“升职”是什么意思,也不足以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升职后的生活。这些都要看一个人的感受,以及他实际经历的情况。
这里说的“依赖经验”,德文是 empirisch。意思是,这个行动理由需要借助我们的实际感受才能成立。
我们换一个更日常的例子。
假如有人说,大家每天都应该去参加集体活动,因为这样可以交朋友,会过得更快乐。
这条建议对某些人可能很好。他们原本孤单,参加活动以后,确实交到了朋友。
可是另一个人更喜欢安静,参加活动反而疲惫。如果那条要求的全部理由就是“这样会让你快乐”,那么,当这个人得不到快乐时,要求他的根据也就出了问题。
一条原则的效力既然取决于个人怎样感受,它就还没有说明,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康德还把问题推进了一步。
就算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生活办法,它长期有效,几乎每次都能让我们满意,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它已经成为对自己具有必然约束力的法则。
因为我们目前喜欢什么,仍然是一个经验事实。我们可能改变,处境也可能改变。这些经验能够支持我们的选择,却提供不了实践法则所要求的那种必然性。
读到这里,“先天”这个词的意思也更清楚了一点。康德所说的 a priori,要求一种原则的效力能够独立于具体经验得到认识。
如果还得先问“这件事究竟能让我多高兴”,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一条原则,那么它的根据就仍然系在个人感受上。
因此,第2节真正要我们注意的是,行动想达到什么结果,以及这个结果为什么能够决定我们的意志。
同样是认真工作,一个人可能因为喜欢赚钱,一个人可能因为享受赞赏。这些理由可以充分解释他们为什么愿意努力。但如果要进一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怎样做,我们就需要能够超出这些个人感受的根据。
康德在这一节里,先把以欲求对象为决定根据的原则归入了经验性的范围。下一节,他会继续追问,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追求,是否还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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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五篇|我有我的规矩,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法则?
本篇阅读范围
第一部“原理论”,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第一章第1节及附释。原书第19—21页,PDF第23—25页,读至第2节开始之前。
【我们的白话释读】
我们常说,一个人做事得有原则。但仔细一想,谁还没有几条自己的原则呢?有人讲究有恩必报,有人认定有仇必报。康德从这里开始追问,这些原则凭什么成立,又能对谁有效?
一、我们给自己定的规矩,康德叫它“准则”
比如,一个人吃过亏,便决定以后谁得罪自己,就一定要报复。
这条规矩可以管着他往后的许多行动。别人一句话让他不高兴,他记下来。别人损害了他的利益,他找机会还回去。
康德把这类指导行动的一般原则叫作实践原则。其中,一个人认为适用于自己意志的原则,叫作准则,德文是 Maxime。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词理解成,我决定按照什么规矩做事。
“别人帮过我,我尽力回报”,可以是一条准则。“遇到麻烦,先保住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一条准则。单凭它是一个人的准则,还不能断定它在道德上是否成立。
康德在这里举的例子,正是有人决定受到侮辱就要报复。这个人甚至可能一边奉行报复,一边也明白,自己没有充分理由要求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照这条规矩行事。
我能拿它管自己,并不等于我已经说明了它为什么能约束每个人。
二、“实践法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康德接着提出另一类原则,叫作实践法则。
它要求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
这里的“法则”,也需要和我们平常说的国家法律区分开。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理性能够凭什么要求我们行动。
例如,“我愿意履行承诺”,可以说出我的个人态度。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反悔更方便,就随意把承诺作废,那么我们已经在提出一个超出个人喜好的要求。
这时,问题就来了。
我凭什么这样要求别人?这个要求能否通过理性的检验?它的效力会不会随着每个人的利益和心情改变?
康德要寻找的实践法则,必须经得住这些追问。
这一节刚把要求摆出来。具体什么原则能够满足它,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读。
三、理性为什么常常对我们说“应该”?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行动时却可能受到别的东西牵动。
知道应该履行承诺,临时又嫌麻烦。知道应该如实交代,开口前又怕自己吃亏。
所以,理性给人的行动规则,常常表现为一句“你应该”。
康德把这种表达叫作命令式,德文是 Imperativ。
这个术语可以先用一个简单的情形来理解。我们认定某件事有充分理由去做,但我们的意愿未必自动跟上,于是理性就对意志提出要求。
“应该”之所以会出现,正因为我们可能照着做,也可能被眼前的欲望带走。
不过,所有带着“应该”的话,也还需要进一步区分。
四、“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这样做”
假如一个人想为晚年留些积蓄,我们可能劝他,现在就应该节省一点。
这句话有道理,也可以说得很理性。但它的要求依赖一个前提——他想为晚年储蓄。
康德把这种要求叫作假言命令式。用白话说,就是有条件的行动要求。
想达到某个目的,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
康德在原文中提醒我们,即使“为晚年积蓄”听起来很明智,也不能直接把它当成对每个人都必然有效的实践法则。我们还得考虑,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他是否愿意为晚年作准备,以及他有什么其他打算。
这些条件因人而异。
因此,一条规则即使很会替人打算,也还需要说明,它能否对所有理性意志具有必然的约束力。
五、道德要求为什么要走得更远?
康德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作出虚假的承诺。
如果我们只是说,作假容易被发现,会失去信用,将来办事困难,那么这个劝告仍然依赖后果。
但道德上的要求还要追问,即使这一次骗人能够得利,即使以后也不会被发现,我们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在这里,理性提出的要求具有另一种形式。它要直接规定意志应该怎样决定,效力独立于我们碰巧想获得的好处。
康德把这种无条件的要求叫作定言命令式,也常译作“绝对命令”。
“无条件”说的是它的约束力,无须先以“我恰好想得到什么”为前提。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几层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做事准则。理性也可以帮他选择实现目的的办法。而实践法则要求我们继续追问,什么原则能够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成立。
康德从正文一开始,就把“我愿意怎样做”和“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应该这样做”之间的距离,摆到了我们面前。
下一篇,我们进入第2节,看看为什么以某种想得到的东西为出发点,会影响一条原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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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宣言墨迹未干,俄军导弹已经落下
11月19日,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在深圳发表象征性的“和平宣言”,却只字未提俄乌战争,也没有停火与核裁军的具体承诺。数小时后,俄军猛烈袭击基辅三座桥梁,造成至少3人死亡、约15人受伤。
欧洲各国随即在柏林强调:不能越过乌克兰决定乌克兰的命运,默茨更直言,“雅尔塔模式不会带来和平”。
这幅画面实在讽刺:一边开着“世界和平大会”,一边导弹落在乌克兰首都,像几个大人穿着西装玩政治过家家。
普京身负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过去进入多数欧洲缔约国,依法存在被捕风险;如今却被特朗普称为“朋友”,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扮演“和平缔造者”。
过去是威权国家抱团对抗西方,如今却像是美国总统亲自走进了他们的包间。侵略者不但没有受到审判,反而借峰会洗成了调停人——这究竟是在追求和平,还是在奖励战争?
第25集:人格与民族国家——希特勒为什么崇拜强人?
1925年,希特勒正在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
此时的他,还远不是德国的统治者。
1923年11月,他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政变已经失败。1924年,他因叛国罪被判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年底获释。
纳粹党曾遭到禁止,后来重新建立。
希特勒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他的政治运动真的掌握国家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组织?
谁来决定国家的方向?
是议会中的多数人?
还是少数被认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四章《人格与民族国家思想》中,希特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依靠少数杰出人物,而不是多数人的共同决定。
他由此进一步主张,国家应当让所谓最优秀的人掌握领导权。
乍听起来,这似乎只是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但仔细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
希特勒真正反对的,不是平庸,而是以民主程序限制个人权力。
一、希特勒为什么认为人与人不平等?
这一章开头,希特勒首先回到他的种族主义理论。
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所谓天生的高低等级。
接着,他又把这种等级观念延伸到同一民族内部。
在他的逻辑中,既然不同民族不平等,那么同一民族中的个人,也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
这里必须区分两件事情。
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能力差异。
有人擅长数学,有人擅长艺术,有人善于组织,有人精于技术。
承认这些差异,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希特勒并不满足于承认个人能力不同。
他把能力差异与所谓血统价值联系起来,试图为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寻找依据。
这就发生了一个危险的转变:
从“人有不同才能”,推导出“人应当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然而,能力不同,并不意味着人格尊严不同。
一个科学家可能比普通人更懂物理学,但他并不因此拥有剥夺别人基本权利的资格。
一个企业家可能比员工更善于经营,却不能因此宣称员工不配拥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能力可以影响职责分工,却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尊重。
二、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
希特勒接下来提出一个重要论点:
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来自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个人。
他以发明和技术进步为例。
在他的叙述中,一项新发明最初往往来自某个人的发现。
随后,其他人学习、模仿、改进,最终使它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因此,他认为,真正推动文明前进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众。
在原著中,他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发明不是多数人投票产生的,创造性思想也不是由群众集体决定的。
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现实基础。
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发明家。
例如牛顿、爱因斯坦、瓦特等人,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希特勒的解释忽略了另一半历史。
科学发现往往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
一项发明要真正改变社会,还需要工程师、工人、教育者、投资者和公共制度的共同支持。
即使是最杰出的个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独自创造整个现代文明。
因此,个人创造力值得尊重,却不能据此否定社会合作的价值。
三、从天才崇拜到政治领袖
问题出现在下一步。
希特勒把科学和技术领域中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广到政治领域。
他认为,一个民族应当让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高领导地位。
在《我的奋斗》中,他把这种思想称为一种类似贵族原则的组织方式。
但这里的“贵族”,主要不是指传统的世袭贵族。
他所强调的是,由被认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少数人领导多数人。
他明确反对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政治权威的根本依据。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优秀?
在科学领域,一项理论可以接受实验和证据的检验。
在企业经营中,管理者的能力可以通过经营成果和市场反馈进行评价。
但在国家政治中,如果一个领导者自称具有超越普通人的智慧,又拒绝接受选举、议会和司法的约束,那么谁来纠正他的错误?
希特勒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可靠的制度答案。
相反,他越来越强调领导者个人的权威。
四、为什么他如此反感多数决定?
希特勒认为,议会制度存在一个严重缺陷。
许多政治人物可以共同参与决策,但最终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承担全部责任。
他认为,这种制度容易产生推卸责任、政治交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对于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他尤其抱有强烈敌意。
客观地说,民主制度确实可能存在这些问题。
议会可能争论不休。
联合政府可能难以达成协议。
政党也可能为了选票作出不合理的承诺。
但这些问题,并不能证明个人独裁更加合理。
因为民主制度不仅要解决效率问题,还必须解决权力如何受到监督的问题。
一个独裁者也许能够迅速作出决定。
但如果他的决定错误,社会可能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
民主制度不保证每次决定都正确,却应当提供和平纠错的机制。
这正是希特勒的政治构想所严重缺乏的。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
希特勒一方面强调个人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又要求普通人服从民族整体的目标。
这看起来似乎存在矛盾。
《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4集:血统比国籍更重要?——希特勒的公民等级制度
1935年9月15日,德国纽伦堡。
纳粹德国通过了一项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法律:《帝国公民法》。
从此,在德国生活、拥有德国国籍,并不意味着一定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
一个人可能出生在德国,说着流利的德语,在德国接受教育,甚至曾经为德国参加战争。
但只要他的祖先不符合纳粹规定的所谓血统标准,他就可能被排除在完整的公民权利之外。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制度。
然而,早在1926年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希特勒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政治构想。
在第三章《国籍持有者与公民》中,他甚至明确主张:
一个国家的居民,不应当因为出生或取得国籍,就自动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这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制度?
一、希特勒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三章中,希特勒讨论了两个德语概念:
Staatsangehöriger,国籍持有者。
Staatsbürger,公民。
在今天的德国法律语境中,这两个词有各自的使用方式,不能简单理解成两个固定的法律等级。
但希特勒在书中,刻意赋予它们不同的政治地位。
他认为,当时的国家制度存在一个严重问题:
一个人只要通过出生或归化取得国籍,就可能获得相应的公民权利。
希特勒对此极为不满。
因为在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中,法律身份不能改变所谓血统。
一个外国人即使学会德语、长期生活在德国,并依法取得德国国籍,在他眼中仍然不一定属于德国民族共同体。
因此,他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将国家居民按照身份和血统进行区分。
二、他把居民分成三种人
希特勒在原著中明确提出,所谓民族国家应当将居民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公民(Staatsbürger)。
第二类:国籍持有者(Staatsangehörige)。
第三类:外国人(Ausländer)。
这三个类别,并不是普通的行政登记方式。
它们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地位。
按照他的设想,一个人出生时原则上只能获得国籍持有者身份。
这个身份本身,不足以使他拥有参加选举、担任公职等完整政治权利。
外国人则属于拥有其他国家国籍的人。
只有符合希特勒规定的民族与血统条件,并经过特定教育、训练和国家认可的人,才可能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
这套制度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区分国籍与公民身份。
而是它把种族分类变成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重要前提。
三、一个德国出生的孩子,为什么还不能成为完整公民?
希特勒在书中设想:
一个被认定属于德国民族的年轻人,出生后首先只是国籍持有者。
他需要接受国家规定的学校教育。
教育内容还必须培养所谓民族和种族意识。
随后,他需要完成身体训练。
对于符合条件的年轻男性,希特勒还设想通过军事训练和服役,最终授予公民资格。
在他的叙述中,国家可以通过庄严的仪式,向符合要求的年轻人颁发公民证书。
并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民族共同体和国家。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强调公民责任。
但其中隐藏着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血统不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他是否还有机会通过教育、努力和贡献获得平等权利?
按照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逻辑,答案受到根本限制。
因为他把个人无法改变的祖源,放在了个人行为与能力之上。
四、他为什么嘲笑归化入籍?
在这一章中,希特勒使用了大量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语言,嘲讽通过归化取得德国国籍的人。
他认为,政府官员签署一份文件,并不能把一个人变成他所认定的真正德国人。
他甚至用夸张的比喻,把归化程序描绘成一种荒唐的魔术。
但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一个是法律上的国籍。
另一个是个人的文化、家庭与祖源背景。
取得国籍,当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祖先是谁。
可是,现代国籍制度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血统。
它要解决的是:
一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关系?
这个人享有什么权利?
又承担什么义务?
希特勒故意把法律身份与血统混为一谈。
然后再宣称,既然法律不能改变血统,法律也就不应该赋予某些人完整的公民地位。
这正是他的逻辑错误:国家可以依法确定公民身份,却没有理由因此把人的血统划分为高低等级。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竟然拿美国作例子
这一章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希特勒批评当时的德国公民制度时,竟然提到了美国。
他注意到,美国当时存在针对特定人群的移民和归化限制。
1924年,美国通过《移民法》,设置严格的国别配额,并进一步限制亚洲移民。
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的归化法律。
希特勒把这些制度中的排斥性做法,视为与自己国家观念某些方面相近的例子。
这说明,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并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
在当时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以种族、祖源或民族身份为依据的歧视性法律。
历史上某个国家曾经实行种族歧视,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正确的。
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看清:不合理的制度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但它仍然需要被纠正。
六、从1926年的设想,到1935年的法律
如果个人如此重要,为什么个人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
答案在于:
希特勒所推崇的,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自主性。
而是少数被他认定具有特殊价值的个人。
在他的国家观中,优秀人物应当获得领导权。
普通成员则需要服从组织和国家的整体目标。
而那些被他排除在所谓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人,甚至可能失去平等的政治地位。
因此,他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它更接近一种精英等级观。
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在民族国家目标中的位置。
六、为什么这种思想容易产生领袖崇拜?
一个政治组织如果认为历史主要依靠少数杰出人物,那么它很容易进一步相信:
只要找到一个足够伟大的领袖,国家就能摆脱危机。
这种想法对处于困境中的社会具有吸引力。
尤其当经济困难、政治冲突和社会不安持续存在时,人们可能对复杂的民主程序失去耐心。
他们希望有人迅速作出决定。
希望有人承担责任。
希望有人带领国家重新强大。
但问题在于,政治领袖并不是不会犯错的超人。
他可能判断失误。
可能受到错误信息影响。
也可能因为权力不断扩大,而越来越不愿接受批评。
当一个社会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就可能逐渐放弃制度性的监督。
于是,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开始取代公共讨论。
而领袖崇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七、希特勒后来怎样实践这种思想?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随后,纳粹政权逐步摧毁议会民主和政治多元制度。
其他政党被禁止。
独立工会遭到取缔。
媒体和公共生活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
1934年8月,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
希特勒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
德国国防军随后被要求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
这标志着个人权威进一步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
当然,这些历史变化不能仅仅归因于《我的奋斗》中的某一章。
纳粹党内部的组织发展、德国保守派精英的政治选择、经济危机以及暴力镇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思想层面,希特勒早年对个人领导权和反议会制度的推崇,已经为后来的独裁统治提供了重要基础。
八、康德会怎样看待所谓伟大人物?
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康德。
康德当然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才能差异。
但他在伦理学中强调,人的尊严不能用才能、财富或社会地位来衡量。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比别人聪明。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道德自主的能力。
因此,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值得敬佩。
但一个普通工人同样具有不可被随意侵犯的尊严。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可以承担重要责任。
但他的才能不能成为无限扩大权力的理由。
康德关于人的尊严与自主性的思想,提醒我们区分两件事情:
尊重优秀人物,不等于崇拜权力;承认个人才能,不等于否定他人的平等地位。
九、国家究竟需要天才,还是需要制度?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
一个国家当然需要优秀的人才。
需要有能力的政府官员。
需要具有远见的政治家。
也需要杰出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教育者。
但一个现代国家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个人品质。
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领导者一定聪明、善良、诚实。
更没有人能够保证,一个曾经优秀的领导者,在拥有巨大权力以后仍然不会犯错。
所以,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不把国家的命运完全交给某个人。
选举使领导者能够被替换。
议会使政策能够受到公开讨论。
法院使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约束。
新闻自由使公众能够了解政府行为。
这些制度并不是为了阻止优秀人物发挥才能。
而是为了确保,即使优秀人物犯错,社会仍然有机会纠正。
十、伟大人物不能代替自由制度
读完《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四章,我们可以发现:
希特勒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平庸。
他真正追求的是一种由少数所谓优秀人物领导、以民族国家目标为最高原则的政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个人才能被赋予特殊意义。
但普通人的平等政治地位,却可能受到削弱。
领导者被要求承担责任。
但能够有效限制领导者权力的制度,却没有得到同等重视。
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根本危险。
历史确实需要有才能的人。
但一个社会的自由,不能建立在永远出现明智领袖的幻想之上。
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领袖,不应当要求人民永远服从自己。
而应当接受监督,并允许人民依法更换自己。
这也许才是个人才能与民主制度之间应有的关系。
第26集,我们将讨论:《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五章《世界观与组织》。
史料说明: 本集主要依据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卷第4章《人格与民族国家思想》(Persönlichkeit und völkischer Staatsgedanke),重点分析其关于个人才能、文明创造、所谓贵族原则、反对民主多数决定以及政治领导权的论述。希特勒将个人能力与种族等级联系起来的主张,缺乏可靠科学依据,也不能为政治上的不平等提供正当理由。本系列旨在历史研究与批判性分析,不代表认同纳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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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五篇|我有我的规矩,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法则?
本篇阅读范围
第一部“原理论”,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第一章第1节及附释。原书第19—21页,PDF第23—25页,读至第2节开始之前。
【我们的白话释读】
我们常说,一个人做事得有原则。但仔细一想,谁还没有几条自己的原则呢?有人讲究有恩必报,有人认定有仇必报。康德从这里开始追问,这些原则凭什么成立,又能对谁有效?
一、我们给自己定的规矩,康德叫它“准则”
比如,一个人吃过亏,便决定以后谁得罪自己,就一定要报复。
这条规矩可以管着他往后的许多行动。别人一句话让他不高兴,他记下来。别人损害了他的利益,他找机会还回去。
康德把这类指导行动的一般原则叫作实践原则。其中,一个人认为适用于自己意志的原则,叫作准则,德文是 Maxime。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词理解成,我决定按照什么规矩做事。
“别人帮过我,我尽力回报”,可以是一条准则。“遇到麻烦,先保住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一条准则。单凭它是一个人的准则,还不能断定它在道德上是否成立。
康德在这里举的例子,正是有人决定受到侮辱就要报复。这个人甚至可能一边奉行报复,一边也明白,自己没有充分理由要求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照这条规矩行事。
我能拿它管自己,并不等于我已经说明了它为什么能约束每个人。
二、“实践法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康德接着提出另一类原则,叫作实践法则。
它要求对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
这里的“法则”,也需要和我们平常说的国家法律区分开。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理性能够凭什么要求我们行动。
例如,“我愿意履行承诺”,可以说出我的个人态度。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反悔更方便,就随意把承诺作废,那么我们已经在提出一个超出个人喜好的要求。
这时,问题就来了。
我凭什么这样要求别人?这个要求能否通过理性的检验?它的效力会不会随着每个人的利益和心情改变?
康德要寻找的实践法则,必须经得住这些追问。
这一节刚把要求摆出来。具体什么原则能够满足它,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读。
三、理性为什么常常对我们说“应该”?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行动时却可能受到别的东西牵动。
知道应该履行承诺,临时又嫌麻烦。知道应该如实交代,开口前又怕自己吃亏。
所以,理性给人的行动规则,常常表现为一句“你应该”。
康德把这种表达叫作命令式,德文是 Imperativ。
这个术语可以先用一个简单的情形来理解。我们认定某件事有充分理由去做,但我们的意愿未必自动跟上,于是理性就对意志提出要求。
“应该”之所以会出现,正因为我们可能照着做,也可能被眼前的欲望带走。
不过,所有带着“应该”的话,也还需要进一步区分。
四、“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这样做”
假如一个人想为晚年留些积蓄,我们可能劝他,现在就应该节省一点。
这句话有道理,也可以说得很理性。但它的要求依赖一个前提——他想为晚年储蓄。
康德把这种要求叫作假言命令式。用白话说,就是有条件的行动要求。
想达到某个目的,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
康德在原文中提醒我们,即使“为晚年积蓄”听起来很明智,也不能直接把它当成对每个人都必然有效的实践法则。我们还得考虑,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他是否愿意为晚年作准备,以及他有什么其他打算。
这些条件因人而异。
因此,一条规则即使很会替人打算,也还需要说明,它能否对所有理性意志具有必然的约束力。
五、道德要求为什么要走得更远?
康德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作出虚假的承诺。
如果我们只是说,作假容易被发现,会失去信用,将来办事困难,那么这个劝告仍然依赖后果。
但道德上的要求还要追问,即使这一次骗人能够得利,即使以后也不会被发现,我们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在这里,理性提出的要求具有另一种形式。它要直接规定意志应该怎样决定,效力独立于我们碰巧想获得的好处。
康德把这种无条件的要求叫作定言命令式,也常译作“绝对命令”。
“无条件”说的是它的约束力,无须先以“我恰好想得到什么”为前提。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几层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做事准则。理性也可以帮他选择实现目的的办法。而实践法则要求我们继续追问,什么原则能够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成立。
康德从正文一开始,就把“我愿意怎样做”和“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应该这样做”之间的距离,摆到了我们面前。
下一篇,我们进入第2节,看看为什么以某种想得到的东西为出发点,会影响一条原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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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四篇|道理我们都懂,可它真能让我们照着做吗?
本篇读到 《导论》全文〈论实践理性批判的构想〉,原书第15—16页,PDF第19—20页。从“Einleitung”读到导论最后一句“worauf er allein bezogen werden kann”。
【我们的白话释读】
假如我们答应替同事值一个班,后来正好有朋友约我们出去。我们想去,也可以找个借口推掉值班。但想了想,我们还是去值班了,因为这件事已经答应了别人。
康德在《导论》里要问的,就是这里面一个很平常、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我答应过别人”这个理由,能不能单凭它本身,就让我们决定怎么做?
一、理性既能帮我们认识事情,也能让我们决定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理性想明白一件事。比如,查一查列车为什么晚点,弄清楚是哪一段线路出了问题。康德把这叫作理性的理论运用。做这种判断时,理性有自己的限度。光因为一个说法想得通,我们还不能说它就是真的。
理性也可以用来决定行动。比如,我们已经弄清楚两种做法各有什么后果,接下来还得决定自己怎么做。这就是理性的实践运用。康德把能够决定行动的这种能力叫作意志。意志可以让我们把想好的事做出来,也可以让我们决定去做,哪怕最后因为条件不够,事情没做成。
所以,回到值班这件事,康德关心的是我们凭什么作出决定。是因为怕同事以后也不帮我们?是因为怕领导知道?还是即使这些后果都没有,我们也认定既然答应了,就应该去?
前两种理由要看具体情况。第三种理由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我们能不能仅凭理性认定一个原则,就照着它行动?这就是康德说的,纯粹理性能不能自己成为实践的。
二、为什么书名是《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开头就提了一个问题。他的另一本书叫《纯粹理性批判》,为什么这一本叫《实践理性批判》?“纯粹”两个字去哪儿了?
我们可以接着刚才的例子想。假如我们一心想去见朋友,理性当然能帮忙盘算:找什么理由推掉值班最省事?怎么说最能让同事接受?这些盘算都用到了理性,只是该追求什么,一开始就由我们的愿望定下来了。
康德要审查的是,这种受愿望、利益和处境影响的理性,可不可以宣称:人的每个决定,到头来都只能由这些东西说了算?
如果纯粹理性确实能凭自己的原则决定意志,那么经验里的愿望和利益就没有资格独占这个位置。这也关系到康德说的自由。如果理性能让我们依据自己认定的原则去行动,自由就有了实际的落脚点。导论在这里提出了全书要回答的问题,后面的正文才会展开论证。
三、接下来为什么要先讲原则?
这本书接下来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原理论,里面有“分析论”和“辩证论”。分析论要讲清楚判断的原则,辩证论要处理理性在实践判断中遇到的一些看起来有道理、细究却会出问题的推论。后一部分是方法论。
康德还特地交代了分析论的顺序。在认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通常先从感官接触到的东西开始,再形成概念,进而找出原则。比如,我们看到几次列车晚点,才去比较这些情况,看能不能找出共同原因。
但在这本书里,他要反过来走。先问什么原则能决定意志,再讲用什么概念判断行动,最后才讲这个原则怎样影响我们的感受。
还是拿值班来说。康德会先问,我们凭什么认为答应了就应该履行?有了这个问题,才好往下问,眼前的做法是否符合这个原则,以及这个决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感受。我们可能去了,也还是觉得扫兴。扫兴是实实在在的感受,而决定去值班的理由,仍然可以是那句“我答应过”。
下一篇,我们进入“分析论”。康德会先区分两种行动原则:一种是我给自己定的做事规矩,另一种为什么能被称为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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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4集:血统比国籍更重要?——希特勒的公民等级制度
1935年9月15日,德国纽伦堡。
纳粹德国通过了一项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法律:《帝国公民法》。
从此,在德国生活、拥有德国国籍,并不意味着一定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
一个人可能出生在德国,说着流利的德语,在德国接受教育,甚至曾经为德国参加战争。
但只要他的祖先不符合纳粹规定的所谓血统标准,他就可能被排除在完整的公民权利之外。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制度。
然而,早在1926年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希特勒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政治构想。
在第三章《国籍持有者与公民》中,他甚至明确主张:
一个国家的居民,不应当因为出生或取得国籍,就自动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这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制度?
一、希特勒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三章中,希特勒讨论了两个德语概念:
Staatsangehöriger,国籍持有者。
Staatsbürger,公民。
在今天的德国法律语境中,这两个词有各自的使用方式,不能简单理解成两个固定的法律等级。
但希特勒在书中,刻意赋予它们不同的政治地位。
他认为,当时的国家制度存在一个严重问题:
一个人只要通过出生或归化取得国籍,就可能获得相应的公民权利。
希特勒对此极为不满。
因为在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中,法律身份不能改变所谓血统。
一个外国人即使学会德语、长期生活在德国,并依法取得德国国籍,在他眼中仍然不一定属于德国民族共同体。
因此,他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将国家居民按照身份和血统进行区分。
二、他把居民分成三种人
希特勒在原著中明确提出,所谓民族国家应当将居民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公民(Staatsbürger)。
第二类:国籍持有者(Staatsangehörige)。
第三类:外国人(Ausländer)。
这三个类别,并不是普通的行政登记方式。
它们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地位。
按照他的设想,一个人出生时原则上只能获得国籍持有者身份。
这个身份本身,不足以使他拥有参加选举、担任公职等完整政治权利。
外国人则属于拥有其他国家国籍的人。
只有符合希特勒规定的民族与血统条件,并经过特定教育、训练和国家认可的人,才可能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
这套制度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区分国籍与公民身份。
而是它把种族分类变成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重要前提。
三、一个德国出生的孩子,为什么还不能成为完整公民?
希特勒在书中设想:
一个被认定属于德国民族的年轻人,出生后首先只是国籍持有者。
他需要接受国家规定的学校教育。
教育内容还必须培养所谓民族和种族意识。
随后,他需要完成身体训练。
对于符合条件的年轻男性,希特勒还设想通过军事训练和服役,最终授予公民资格。
在他的叙述中,国家可以通过庄严的仪式,向符合要求的年轻人颁发公民证书。
并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民族共同体和国家。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强调公民责任。
但其中隐藏着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血统不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他是否还有机会通过教育、努力和贡献获得平等权利?
按照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逻辑,答案受到根本限制。
因为他把个人无法改变的祖源,放在了个人行为与能力之上。
四、他为什么嘲笑归化入籍?
在这一章中,希特勒使用了大量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语言,嘲讽通过归化取得德国国籍的人。
他认为,政府官员签署一份文件,并不能把一个人变成他所认定的真正德国人。
他甚至用夸张的比喻,把归化程序描绘成一种荒唐的魔术。
但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一个是法律上的国籍。
另一个是个人的文化、家庭与祖源背景。
取得国籍,当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祖先是谁。
可是,现代国籍制度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血统。
它要解决的是:
一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关系?
这个人享有什么权利?
又承担什么义务?
希特勒故意把法律身份与血统混为一谈。
然后再宣称,既然法律不能改变血统,法律也就不应该赋予某些人完整的公民地位。
这正是他的逻辑错误:国家可以依法确定公民身份,却没有理由因此把人的血统划分为高低等级。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他竟然拿美国作例子
这一章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希特勒批评当时的德国公民制度时,竟然提到了美国。
他注意到,美国当时存在针对特定人群的移民和归化限制。
1924年,美国通过《移民法》,设置严格的国别配额,并进一步限制亚洲移民。
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的归化法律。
希特勒把这些制度中的排斥性做法,视为与自己国家观念某些方面相近的例子。
这说明,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并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
在当时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以种族、祖源或民族身份为依据的歧视性法律。
历史上某个国家曾经实行种族歧视,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正确的。
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看清:不合理的制度可以存在很长时间,但它仍然需要被纠正。
六、从1926年的设想,到1935年的法律
《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3集:希特勒眼中的国家——国家究竟为谁而存在?
1949年5月23日,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正式公布。
这部宪法性文件的第一条,写下了一句后来成为德国宪政基础的话: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这句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一句普通的政治宣言。
它意味着,国家权力必须尊重人的尊严,而不能随意把个人变成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24年,翻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
希特勒也认为国家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乍听起来,似乎与现代政治哲学并不矛盾。
但关键问题是:
国家究竟是谁的工具?又是为了谁而存在?
一、希特勒为什么要重新解释国家?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二章《国家》(Der Staat)中,希特勒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他认为,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
他们关心的是政府机构、行政秩序、法律制度以及国家能否继续存在。
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
在他看来,国家不应该仅仅为了维持自身而存在。
他甚至批评那些把国家权威当成神圣目标的人。
这一点,单独拿出来看,似乎有些道理。
因为国家确实不应该成为一个只为维护自身权力而运转的机器。
但希特勒接下来给出的答案,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认为,国家真正的使命,是维护和发展所谓具有共同血统的民族群体。
这就把国家的目的,从保障具体个人,转向了服务于一种排他性的种族观念。
二、国家是容器,种族是内容
希特勒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他把国家比作容器。
把所谓种族比作容器中的内容。
在他的逻辑里,容器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容器能否保存其中的东西。
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所认定的民族血统,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拥有完善的行政机构,也没有真正的价值。
他甚至认为,不符合这种目标的国家,是失败或畸形的政治组织。
这里必须看清楚:
希特勒不是简单地主张国家应当服务人民。
他所说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生活在国家中的人。
而是被他按照种族理论筛选出来的特定群体。
当国家的目的被定义为保护某一种血统时,其他人的权利就可能被视为次要,甚至可以被牺牲。
三、他为什么不认为语言能够决定民族?
在这一章中,希特勒还讨论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他反对仅仅依靠共同语言来定义一个民族。
在他的理解中,一个人即使学会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也不会因此改变所谓的种族身份。
他认为,语言可以学习,文化可以模仿,但血统不能通过这些方式改变。
这一观点,与现代社会对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理解存在根本区别。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层面。
他可能出生在一个国家,成长于另一个国家。
可能拥有不同祖源,同时认同自己生活的社会。
也可能通过学习语言、遵守法律、参与公共生活,逐渐融入新的国家。
现代国家通常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国籍取得条件,而不是以所谓种族纯洁性决定一个人的基本人格价值。
希特勒却把血统置于文化、语言和个人选择之上。
在他的世界观中,人的身份首先不是由个人生活与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由他无法选择的祖先决定。
四、国家应该保护谁?
我们不妨想象一座德国城市。
城里生活着医生、工人、教师、商人和学生。
有人信仰基督教。
有人信仰犹太教。
也有人没有宗教信仰。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应当依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如果有人犯罪,就根据证据和法律追究其个人责任。
如果有人遭受歧视,国家应当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
但按照希特勒的国家观,这些人首先要面对一个身份问题:
他们是否属于他所认定的民族血统共同体?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可能被排除在国家所优先保护的群体之外。
这正是其国家观的危险所在。
国家不再平等地保护个人,而是先按照出身区分人的价值。
五、从一种思想到国家政策
1925年,《我的奋斗》第一卷出版。
1926年,第二卷出版。
其中关于国家、种族和民族共同体的论述,逐渐构成纳粹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随后,纳粹政权通过政治镇压、紧急法令和立法等方式,逐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
1935年,《纽伦堡法》进一步将所谓血统与公民权利联系起来。
犹太人被剥夺平等的政治地位,婚姻自由也受到严重限制。
这并不是说,1935年的法律完全照搬了《我的奋斗》的文字。
具体法律的制定,涉及纳粹政权内部的政治决策与行政过程。
但从思想方向上看,两者存在明确联系。
希特勒早年提出的排他性民族国家观,已经逐渐转化为国家制度。
一个原本写在书中的政治主张,开始影响现实中无数人的生活。
六、国家不是目的,这句话为什么仍然值得讨论?
1926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公民等级制度的设想。
1933年,他成为德国总理。
纳粹政权随后开始系统地排斥犹太人和其他被迫害群体。
1935年9月,《帝国公民法》通过。
该法把完整的帝国公民资格,与所谓德国或相关血统及政治忠诚联系起来。
同年11月,相关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了犹太人的法律分类,并剥夺犹太人的帝国公民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政府在具体执行时,主要使用祖父母是否属于犹太宗教共同体等标准,来界定一个人的法律身份。
这暴露出所谓种族科学的根本问题。
它声称依据生物学划分人群,实际操作却需要借助家族宗教记录。
当然,1935年的法律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奋斗》中的公民培养与授予程序实施。
两者不是同一份制度设计。
但它们共享一个核心原则:
不是所有拥有国家法律身份的人,都被承认为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
七、法律面前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需要讨论一个重要区别。
现代国家当然可以区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
例如,某些国家级选举权、公职任职资格,可以依法与国籍相联系。
这并不自动构成种族歧视。
因为国籍是一种法律身份。
它可以依据公开的法律条件取得,也可能依法丧失。
但种族歧视制度不同。
它把人的祖源作为决定权利高低的依据。
即使一个人已经取得国籍,遵守法律,为社会作出贡献,仍然可能因为祖先的身份而遭受排斥。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拥有某国国籍,一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相应的人权保障。
这也是现代宪政制度与纳粹种族国家观的根本区别。
八、康德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再回到康德。
康德强调,人应当被视为具有独立尊严的理性存在者。
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简单由他对某个政治目标的贡献决定。
更不能因为他的祖先属于某个群体,就否定他作为人的道德地位。
康德的政治哲学同样强调,公共法律必须能够与人的自由相协调。
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已经提出了今天所有的公民权利制度。
他的思想也有时代局限。
但他关于人的尊严、自由与公共法权的基本原则,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问题:
国家究竟是在保障人的自由,还是在决定哪些人才有资格被当作完整的人?
希特勒的答案,是通过血统与政治忠诚划分人群。
而现代法治国家所追求的,则是以法律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并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制造身份等级。
九、一个人究竟怎样才算属于一个国家?
想象一位普通移民。
他来到德国。
学习德语。
工作、纳税、遵守法律。
他的孩子在德国出生、成长,接受德国教育。
他们可能保留祖辈的文化传统,也可能逐渐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这些情况,在现代社会并不罕见。
一个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同时成为所在国家的公民。
国家也可以通过明确的法律条件,决定何时授予国籍。
但希特勒的国家观,不愿意承认这种身份的开放性。
在他看来,祖先的血统始终比法律身份更加重要。
这使他的民族概念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群体。
而封闭的身份观念,一旦与国家权力结合,就可能成为排斥和迫害的工具。
十、出生不是功劳,也不应该成为罪名
读完《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三章,我们可以发现:
希特勒讨论的表面问题,是国籍与公民权利的区别。但真正的核心,仍然是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应该按照血统划分居民。
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完整政治权利。
他甚至设想,公民资格应当通过国家教育、训练和仪式来授予。
这种制度把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国家规定的民族身份紧密捆绑。
最终,国家不再只是确认一个人的法律身份。
它开始根据祖源决定一个人的政治价值。
而现代宪政制度必须坚持另一条原则:
国家可以依法规定取得国籍的条件。
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种族、祖源或宗教背景,就否定其基本人格尊严。
出生在什么家庭,不是一个人的功劳;祖先来自哪里,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罪名。
一个文明社会应当评价个人的行为,而不是预先审判他的血统。
第25集,我们将讨论:《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四章《人格与民族国家思想》。
希特勒一方面强调个人天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人服从民族整体。他为什么如此推崇所谓杰出人物?这种思想又怎样一步步走向领袖崇拜?
史料说明: 本集主要依据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卷第3章《国籍持有者与公民》(Staatsangehöriger und Staatsbürger),重点分析其关于公民、国籍持有者和外国人的三类划分,以及公民资格、教育、军事训练和种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文中涉及美国20世纪初歧视性移民与归化制度、1935年《帝国公民法》及其实施条例、现代国籍制度与康德政治哲学的部分,属于结合相关历史背景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不应与希特勒原文混同。原著中的种族等级主张和歧视性表述不具有科学或道德正当性。本系列旨在历史研究与批判性分析,不代表认同纳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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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版权声明仅适用于本系列的原创撰写、评论与编排,不涉及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我的奋斗》德文原著。
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四篇|道理我们都懂,可它真能让我们照着做吗?
本篇读到 《导论》全文〈论实践理性批判的构想〉,原书第15—16页,PDF第19—20页。从“Einleitung”读到导论最后一句“worauf er allein bezogen werden kann”。
【我们的白话释读】
假如我们答应替同事值一个班,后来正好有朋友约我们出去。我们想去,也可以找个借口推掉值班。但想了想,我们还是去值班了,因为这件事已经答应了别人。
康德在《导论》里要问的,就是这里面一个很平常、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我答应过别人”这个理由,能不能单凭它本身,就让我们决定怎么做?
一、理性既能帮我们认识事情,也能让我们决定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理性想明白一件事。比如,查一查列车为什么晚点,弄清楚是哪一段线路出了问题。康德把这叫作理性的理论运用。做这种判断时,理性有自己的限度。光因为一个说法想得通,我们还不能说它就是真的。
理性也可以用来决定行动。比如,我们已经弄清楚两种做法各有什么后果,接下来还得决定自己怎么做。这就是理性的实践运用。康德把能够决定行动的这种能力叫作意志。意志可以让我们把想好的事做出来,也可以让我们决定去做,哪怕最后因为条件不够,事情没做成。
所以,回到值班这件事,康德关心的是我们凭什么作出决定。是因为怕同事以后也不帮我们?是因为怕领导知道?还是即使这些后果都没有,我们也认定既然答应了,就应该去?
前两种理由要看具体情况。第三种理由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我们能不能仅凭理性认定一个原则,就照着它行动?这就是康德说的,纯粹理性能不能自己成为实践的。
二、为什么书名是《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开头就提了一个问题。他的另一本书叫《纯粹理性批判》,为什么这一本叫《实践理性批判》?“纯粹”两个字去哪儿了?
我们可以接着刚才的例子想。假如我们一心想去见朋友,理性当然能帮忙盘算:找什么理由推掉值班最省事?怎么说最能让同事接受?这些盘算都用到了理性,只是该追求什么,一开始就由我们的愿望定下来了。
康德要审查的是,这种受愿望、利益和处境影响的理性,可不可以宣称:人的每个决定,到头来都只能由这些东西说了算?
如果纯粹理性确实能凭自己的原则决定意志,那么经验里的愿望和利益就没有资格独占这个位置。这也关系到康德说的自由。如果理性能让我们依据自己认定的原则去行动,自由就有了实际的落脚点。导论在这里提出了全书要回答的问题,后面的正文才会展开论证。
三、接下来为什么要先讲原则?
这本书接下来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原理论,里面有“分析论”和“辩证论”。分析论要讲清楚判断的原则,辩证论要处理理性在实践判断中遇到的一些看起来有道理、细究却会出问题的推论。后一部分是方法论。
康德还特地交代了分析论的顺序。在认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通常先从感官接触到的东西开始,再形成概念,进而找出原则。比如,我们看到几次列车晚点,才去比较这些情况,看能不能找出共同原因。
但在这本书里,他要反过来走。先问什么原则能决定意志,再讲用什么概念判断行动,最后才讲这个原则怎样影响我们的感受。
还是拿值班来说。康德会先问,我们凭什么认为答应了就应该履行?有了这个问题,才好往下问,眼前的做法是否符合这个原则,以及这个决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感受。我们可能去了,也还是觉得扫兴。扫兴是实实在在的感受,而决定去值班的理由,仍然可以是那句“我答应过”。
下一篇,我们进入“分析论”。康德会先区分两种行动原则:一种是我给自己定的做事规矩,另一种为什么能被称为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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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三篇|一段线,到底能分多少次?
原文范围——序言,原书第13—14页/PDF第17—18页,从“Wenn nun diese mit der Vernunft…”读到序言结束。
【我们的白话释读】
拿一把尺,在纸上画一条十厘米长的线。从中间分成两段,再挑一段接着分。分到后来,铅笔尖已经比那一小段还粗了。可笔尖画不出来,几何上的那一段就真的不能再分了吗?
康德用这个问题,逼我们分清经验和证明各自能告诉我们什么。
只要一段线还有长度,几何上就可以取它的中点,把它分成两段。分过一次,道理仍然适用。所谓“无限可分”,说的是无论已经分了多少次,都还可以再分一次。这个结论靠的是几何推理,用不着谁真拿着尺子,把无穷多次分割一一做完。
回头看那张纸,我们倒可以确切地说,笔尖太粗,再画下去已经分辨不出了。可这说的是我们手上的笔和尺能做到哪一步。从“我已经画不出来”,推到“这一段在几何上已不能再分”,中间还缺一个理由。
康德在这里设想,如果把经验主义推到极端,连一切可靠的原则都只能从经验中找,那么,几何学凭什么断定每一步之后还可以再分?我们见过的分割总是有限的,经验永远只能展示已经做过的那些步骤。
于是就有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边是几何学的证明,另一边是只承认经验能提供原则的立场。康德借了一个比喻,说这就像盲人摸到一件东西,却被告知别人看见的是另一回事,只好追问,究竟是看错了,还是摸错了?
这里的“看”和“摸”,说的是两种判断根据。在康德看来,如果凡事都只能诉诸经验,连用来判断经验的先天原则也一并撤掉,那么这种经验主义最终会走向彻底的怀疑主义。他还特意给休谟留了一个位置。按康德的理解,休谟至少还为数学保留了确定性。这一段所批评的立场,比休谟走得更远。
序言最后,康德的语气倒放松了些。他猜想,在那个喜欢批判和辩论的时代,或许有人故意把这种立场推到极端,借它练一练判断力。若真是如此,他说,这番费力的工作也值得道一声谢。
序言到这里读完了。下一篇进入导言,康德会把问题从“理性能够知道什么”,转到“理性能不能凭自身的原则决定我们怎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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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3集:希特勒眼中的国家——国家究竟为谁而存在?
1949年5月23日,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正式公布。
这部宪法性文件的第一条,写下了一句后来成为德国宪政基础的话: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这句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一句普通的政治宣言。
它意味着,国家权力必须尊重人的尊严,而不能随意把个人变成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24年,翻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
希特勒也认为国家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乍听起来,似乎与现代政治哲学并不矛盾。
但关键问题是:
国家究竟是谁的工具?又是为了谁而存在?
一、希特勒为什么要重新解释国家?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二章《国家》(Der Staat)中,希特勒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他认为,当时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
他们关心的是政府机构、行政秩序、法律制度以及国家能否继续存在。
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
在他看来,国家不应该仅仅为了维持自身而存在。
他甚至批评那些把国家权威当成神圣目标的人。
这一点,单独拿出来看,似乎有些道理。
因为国家确实不应该成为一个只为维护自身权力而运转的机器。
但希特勒接下来给出的答案,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认为,国家真正的使命,是维护和发展所谓具有共同血统的民族群体。
这就把国家的目的,从保障具体个人,转向了服务于一种排他性的种族观念。
二、国家是容器,种族是内容
希特勒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他把国家比作容器。
把所谓种族比作容器中的内容。
在他的逻辑里,容器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容器能否保存其中的东西。
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所认定的民族血统,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拥有完善的行政机构,也没有真正的价值。
他甚至认为,不符合这种目标的国家,是失败或畸形的政治组织。
这里必须看清楚:
希特勒不是简单地主张国家应当服务人民。
他所说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生活在国家中的人。
而是被他按照种族理论筛选出来的特定群体。
当国家的目的被定义为保护某一种血统时,其他人的权利就可能被视为次要,甚至可以被牺牲。
三、他为什么不认为语言能够决定民族?
在这一章中,希特勒还讨论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他反对仅仅依靠共同语言来定义一个民族。
在他的理解中,一个人即使学会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也不会因此改变所谓的种族身份。
他认为,语言可以学习,文化可以模仿,但血统不能通过这些方式改变。
这一观点,与现代社会对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理解存在根本区别。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层面。
他可能出生在一个国家,成长于另一个国家。
可能拥有不同祖源,同时认同自己生活的社会。
也可能通过学习语言、遵守法律、参与公共生活,逐渐融入新的国家。
现代国家通常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国籍取得条件,而不是以所谓种族纯洁性决定一个人的基本人格价值。
希特勒却把血统置于文化、语言和个人选择之上。
在他的世界观中,人的身份首先不是由个人生活与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由他无法选择的祖先决定。
四、国家应该保护谁?
我们不妨想象一座德国城市。
城里生活着医生、工人、教师、商人和学生。
有人信仰基督教。
有人信仰犹太教。
也有人没有宗教信仰。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应当依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如果有人犯罪,就根据证据和法律追究其个人责任。
如果有人遭受歧视,国家应当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
但按照希特勒的国家观,这些人首先要面对一个身份问题:
他们是否属于他所认定的民族血统共同体?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可能被排除在国家所优先保护的群体之外。
这正是其国家观的危险所在。
国家不再平等地保护个人,而是先按照出身区分人的价值。
五、从一种思想到国家政策
1925年,《我的奋斗》第一卷出版。
1926年,第二卷出版。
其中关于国家、种族和民族共同体的论述,逐渐构成纳粹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随后,纳粹政权通过政治镇压、紧急法令和立法等方式,逐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
1935年,《纽伦堡法》进一步将所谓血统与公民权利联系起来。
犹太人被剥夺平等的政治地位,婚姻自由也受到严重限制。
这并不是说,1935年的法律完全照搬了《我的奋斗》的文字。
具体法律的制定,涉及纳粹政权内部的政治决策与行政过程。
但从思想方向上看,两者存在明确联系。
希特勒早年提出的排他性民族国家观,已经逐渐转化为国家制度。
一个原本写在书中的政治主张,开始影响现实中无数人的生活。
六、国家不是目的,这句话为什么仍然值得讨论?
《一个独裁者的思想形成史——重读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
第22集:世界观与政党——当政治变成一种信仰
1920年2月24日,德国慕尼黑。
在皇家啤酒馆的一场大型集会上,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小党,向公众宣布了自己的25点政治纲领。
这个政党,就是后来的纳粹党。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场集会描绘成一场胜利。
他回忆,近2000名听众聚集在大厅里,听他逐条解释党的政治主张。
但对希特勒而言,这25条纲领的意义,并不只是告诉选民一个政党准备做什么。
他想要的,是让追随者相信:
他们加入的不是一个普通政党,而是一场肩负历史使命的政治运动。
这便引出了《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一章的核心问题:
一个政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不容怀疑的信仰?
一、什么是世界观?
希特勒在第二卷第一章使用了一个德语词:
Weltanschauung。
中文通常翻译为“世界观”。
这个词在德国哲学和思想史中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
简单来说,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如何理解世界、社会和人类自身。
例如:
人为什么需要国家?
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正义?
人应当怎样生活?
这些问题,都可能属于世界观的范围。
拥有世界观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康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可能拥有不同的世界观。
一个自由社会并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种思想。
恰恰相反,它允许不同思想公开讨论、相互批评。
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有没有世界观,而在于他是否允许别人拥有不同的世界观。
二、希特勒为什么看不起普通政党?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一章中,希特勒猛烈批评当时的议会政党。
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争取选票,经常修改自己的纲领。
今天提出一种主张。
明天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又作出妥协。
在他看来,这样的政党缺乏坚定信念。
但我们需要注意,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并不必然意味着背叛原则。
德国社会存在不同阶层、地区、宗教和经济利益。
农民、工人、企业主、公务员,各有不同的诉求。
在议会制度中,不同政党通过谈判形成政策,正是为了让社会能够在分歧中继续共同生活。
当然,政治妥协也可能沦为利益交易。
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每一次妥协都是正确的。
但希特勒并不满足于批评某些不合理的妥协。
他进一步否定了政治妥协本身的价值。
他希望建立一种不需要不断向其他政治力量让步的运动。
这就使他的政治思想开始走向排他性。
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
希特勒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对比。
按照他的说法:
政治政党倾向于妥协,而世界观不会。
政治政党承认竞争对手的存在,而世界观宣称自己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
这不是我们对他思想的推测。
而是他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一章中明确表达的观点。
他甚至认为,一种世界观不能满足于与其他政治力量并存,而应当要求整个公共生活按照自己的原则重新组织。
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一种政治思想认为自己绝对正确,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应该怎么办?
如果它不承认其他思想具有合法存在的空间,那么反对者是否还能够自由表达?
希特勒的答案,已经明显偏离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民主政治允许人们争论谁是正确的;极权思想则试图剥夺别人提出不同答案的权利。
四、为什么他把政治与宗教相比较?
在这一章中,希特勒还使用了宗教历史作为例子。
他试图说明,一种信念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具有排他性和坚定性。
他甚至把不容忍不同思想,解释为政治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这种论证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宗教历史十分复杂。
不同宗教内部既有迫害异端的历史,也存在宽容、改革与和平共处的传统。
不能简单地把宗教发展归结为排斥和强制。
其次,即使历史上某种思想曾经通过暴力获得传播,也不意味着暴力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区别:
某种方法曾经取得成功,并不等于这种方法值得采用。
希特勒却经常把历史中的权力斗争,当成政治行动应当遵循的规律。
他关注的首先不是个人权利是否受到保护。
而是怎样使自己的政治运动取得胜利。
五、25点纲领为什么不能随便修改?
上一集我们讲到,纳粹党在1920年公布了25点纲领。
这份纲领既包含民族主义诉求,也包含经济和社会政策。
其中还有明确的反犹主义和种族排斥内容。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25条纲领看成凝聚追随者的重要工具。
他认为,一个政治运动需要把复杂的思想简化成容易理解、容易传播的原则。
这样,普通支持者才能迅速明白自己应该相信什么。
他甚至把党的纲领描述成一种政治信条。
这就不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政策说明。
它开始具有组织成员、确认忠诚和划分敌我的功能。
后来,纳粹党更进一步强调其纲领的不可更改性。
但这里必须区分:
1920年公布纲领,与后来将其宣布为不可更改,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历史事件。
一个政党当然可以坚持基本原则。
但如果它把所有政治主张都视为不可质疑的真理,就可能失去纠正错误的能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哲学问题。
希特勒说,国家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
现代民主政治也常常强调,国家权力不能为了自身而存在。
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区别在于国家服务的对象,以及权力受到怎样的约束。
在现代宪政民主理念中,国家权力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同时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即使国家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也不能因此任意侵犯个人尊严。
而在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中,国家必须服务于他所认定的种族目标。
当个人权利与这种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人可能被要求服从甚至牺牲。
因此,两种思想虽然都可能使用“国家是工具”这样的表达,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基础。
同样一把工具,可以用来保护人,也可以用来伤害人。决定其性质的,不只是工具本身,更是使用它的目的和受到的约束。
七、康德会怎样理解国家与个人?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康德。
康德在伦理学中强调,人具有尊严,不能仅仅被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在政治哲学中,他也重视个人的外在自由,以及通过公共法律协调人与人之间自由的必要性。
这并不意味着康德主张个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相反,他认为,人们需要共同的法律秩序,才能保障彼此的自由。
但这种法律秩序不能只服务于某个统治者的私人意志。
它必须具有能够适用于自由而平等的人的公共原则。
希特勒的国家观,则把所谓民族血统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
当个人被认定不属于特定群体时,他的权利就可能被否定。
这与康德强调人的尊严和法权原则的思想存在深刻冲突。
不过,我们也不必把康德简单塑造成现代民主制度的完整代言人。
康德本人生活在18世纪,他的政治观点也有历史局限。
但他关于人格尊严、理性自主与公共法律的思想,确实为后来的自由法治理念提供了重要哲学资源。
八、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只追求强大?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反复强调民族生存、力量和斗争。
他把国家理解为民族竞争中的重要武器。
但国家强大,并不自动意味着国家正义。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庞大的军队。
可以拥有先进的工业。
也可以拥有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但如果它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这些能力就可能成为压迫社会的工具。
纳粹德国就是一个极端的历史例子。
它拥有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却把大量行政资源用于政治迫害、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
这提醒我们:
衡量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有多强大。
还要看它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
是否允许公民批评政府?
是否保障法律面前的平等?
是否保护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是否允许权力受到监督?
这些问题,同样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九、为什么德国在1949年把人的尊严写在第一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面临的不只是城市废墟和经济重建。
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
如何防止国家权力再次走向极端?
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正是在纳粹独裁、战争和迫害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它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条。
并明确要求所有国家权力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
《基本法》第1条第3款还规定,基本权利直接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
这意味着,国家机关并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拥有权力,就任意决定个人的命运。
在德国今天的宪政制度中,政府可以依法管理社会。
议会可以制定法律。
法院可以作出裁判。
但这些权力都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
国家不再被允许以某种所谓最高民族使命为借口,任意否定个人尊严。
这正是德国从历史灾难中汲取的重要制度教训。
十、国家究竟为谁而存在?
回到《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二章。
希特勒提出的问题并不复杂: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但他的答案,却建立在错误的种族理论之上。
他认为,国家应当维护所谓高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个人的价值,则被放在这一目标之下。
这种国家观最终成为纳粹排斥、迫害和剥夺权利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而现代宪政民主提供了另一种回答。
国家应当通过法律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安全,协调利益,保护自由,并尊重每个人的基本尊严。
国家可以要求公民遵守法律。
但国家自身也必须遵守法律。
公民可以热爱自己的国家。
但这种热爱,不应意味着放弃独立判断,更不应意味着接受对其他人的迫害。
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让多少人服从,而在于它能让多少人有尊严地生活。
这也许就是阅读希特勒国家观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24集,我们将继续讨论:希特勒为什么把血统看得比国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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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说明: 本集文中关于1933年纳粹掌权、1935年《纽伦堡法》及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内容,属于结合后续历史事实与现代宪政原则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不应与《我的奋斗》原文混同。希特勒关于种族等级、血统纯洁及国家使命的主张,缺乏可靠科学依据。本系列旨在历史研究与批判性分析,不代表认同纳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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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哥,你这篇从黄仁勋写到英国王子,又写到奥本海默。我读到“两狗论”那儿笑了。台湾有人拿国民党和民进党讲过这个梗,搬到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居然也合身。两条狗隔着太平洋,连党籍都不用带。看门的干得不好,住户下回还能投票换一条。😂
黄仁勋这事,有人替他喊冤,也有人批评他,我倒想等证据摆上桌再说。至于你这篇的写法,我也顺手续个梗。说到中南海夜宴,照有些人的笔法,润之性欲强,叫“领袖精力旺盛”,舞曲再放两首,就成了“全体中国人民的骄傲”。我就纳闷了,舞是他一个人跳的,骄傲倒是全国人民的。
我的油管第15期:《黄仁勋的丧钟还是喜讯?》:
黄乐的运作就是一个马甲套另一个马甲,套得太多,黄乐就是马六甲。
黄乐是不是间谍不重要。关键是她肩负祖国特殊使命。孟晚舟是隐退的黄乐,黄乐是没暴露的孟晚舟。当然现在黄乐也“事成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两个翠萍,遥遥相望,会心一笑。
时代变了。现在一群有文化懂商业的成熟中国女人穿梭于世界尖端研发机构,她们有一个共同名字——“科技名媛”。
我不明白,为什么间谍必须低调?杨腾波和安德鲁王子的交情好到,王子的生日宴都要请他,创业项目也要托付给他……杨总高调到让中央电视台给他拍专题片,介绍他与英国王子的交情。黄乐只是把黄仁勋叫到酒吧,杨腾波竟把安德鲁王子叫到伦敦华商大会开幕式剪彩。你能想像吗,正宗英国王子跟一群散发浓郁乡镇企业家牛逼气质的中国老登,站成一排手握张小泉剪刀剪彩的感人情景吗。
那可是英国王室的正宗血脉啊,是1066年渡海而来征服者威廉、签下《大宪章》的约翰王、开创金雀花王朝的亨二的亲亲血脉啊。中华,崛起!
杨腾波和黄乐——一个对线英国亲王,一个对线芯片之王,一个把照片九宫格发朋友圈,一个上央视晒王子生日宴。一个倒腾芯片,一个运作王子的项目。托尔斯泰老师说:高调的天才总是相似,而低调各有不同。
英国安全部门扣住杨腾波,查出手机有一封写给统战部的信——“我已抓住了王子的心理弱点,他现在正处绝境,会抓住任何机会”。杨总“不说,打死我也不说”。军情五处永久禁止他入境。
这些日子,各大平台大力推送:首富婚内出轨、中年粉红风流,中国女人搞定整个硅谷富豪……后又统一口径,强化“围猎华人”“华裔的寒蝉效应”“麦卡锡主义”,一桩经济管制案带成了种族歧视案,被成功地带离应有的主题。
难道这不是长期走捷径靠偷靠抄,各种空壳公司灰色渠道,最后必然得到的反噬?科技塌房瞬间转成了花边甚至励志故事,典型的事故写成了故事。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美国专门针对中国。1982年,日本日立和三菱电机违规购买IBM的机密,被FBI逮捕。1983年,日本东芝把高精机床卖给苏联。美国一怒之下全面禁止东芝……全球最大大宗商品交易商创始人马克·里奇,正宗犹太裔白人,因为从伊朗买石油,美国政府以50多项罪名起诉他。他逃到瑞士躲了17年,直到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天,才得到赦免。
美国石油大亨奥斯卡·怀亚特,给萨达姆输送资金换石油。2007年,老头83岁了,仍被判处一年零一天有期徒刑,没收1100万美元。他也是二战美军战斗英雄,多次获勋章……
黄仁勋在道歉信里写了:我为自己是一名美国人而自豪并感激……要说迫害,也是美国人迫害美国人,要说围猎,也是美国两党围猎美国企业家,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汉族的染色体差异,大于北方汉族与日韩族群染色体差异。中国公安部法医专家研究表明,日本人的基因和中国北方汉族完全重叠,也就是说,马云跟赵本山的血缘亲近度,有可能还不如赵本山跟金三胖更亲……我当然同意文化认同才是民族标志,可你要说美国公民黄仁勋跟司马夹头文化认同,那不是扯淡吗。
我认为,只要你不是手握大权的政治人物或宗教人物,没用权力和纳税人的钱睡文工团,人家两情相悦,不关我事。出轨不光彩,但他首先对不起的是老婆和家人,要是站在道德高地没完没了批判黄仁勋,那鲁迅睡女学生怎么说,胡适婚内出轨曹诚英怎么说,毛主席与中南海那些跳舞的芳华女孩……
但也不能睁眼说瞎话见那么多白人老板辞职还说这是白人世界歧视华裔啊。姚明怎么进了NBA名人堂?赵婷怎么会拿下奥斯卡金像奖?刚才您还欢呼中国女人征服了整个硅谷老板,这会儿您就玩双标了?
美国是两党执政,当然就有两党之争。其实,美国民主党就是条狗。
共和党也是条狗。但两条狗总好过一条狗。
黄仁勋是最优秀的AI领军人物,他反对禁运的理由是:如果美国不卖,会逼着中国自己造……有道理。但要是抄作业的同学特勤奋特聪明抄着抄着就学会了呢。放眼世界,还有谁比中国人更勤劳更聪明更吃苦,一条街只要开一家麻辣烫,准保跟风好几家……
说实话,中国稀土也被日本人走私过,但咱学点儿好行不?我希望中国AI能取得成绩,但别像中国足球那样,为了出成绩就以大打小改年纪,改年纪就改年纪,还改成你出生于2月31日。一直以为国足是技术不好,没想到是算术不好。中国AI别国足化,好不好……
黄仁勋事件,是历史级别的事件。以后一切都会变,不可逆。别有侥幸幻想。
自己踏实干吧,不是南泥湾吗?一切是康波周期的必然。
1936年,奥本海默爱上共产党员、21岁的塔特洛克……特工近在咫尺盯着他俩。
黄仁勋跟奥本海默很像,都是划时代技术的领军人物,都在婚内出轨,都因为女友被怀疑是间谍,牵出了自己,都被怀疑危及国家安全,都撒了谎,被迫离开了决策层。
奥本海默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无辜,但黄仁勋仍充满疑云。刚才,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发表了联合声明,英伟达已在2025年6月将Megaspeed列为禁售名单,证明英伟达确实与Megaspeed做了切割。但彭博社依据进出口记录:2025年11月,Megaspeed仍进口了17,544片GB300 AI芯片,价值7.87亿美元。黄乐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高端芯片,从二道贩子进货吗?
一个阴冷冬天的晚上,奥本海默死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家中,他生前一直念叨那个共产党女孩教他的诗句: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不知道等待黄仁勋的,是丧钟还是喜讯。
点击进入:youtu.be/rruhM-3qy2s?si=hG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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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三篇|一段线,到底能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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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白话释读】
拿一把尺,在纸上画一条十厘米长的线。从中间分成两段,再挑一段接着分。分到后来,铅笔尖已经比那一小段还粗了。可笔尖画不出来,几何上的那一段就真的不能再分了吗?
康德用这个问题,逼我们分清经验和证明各自能告诉我们什么。
只要一段线还有长度,几何上就可以取它的中点,把它分成两段。分过一次,道理仍然适用。所谓“无限可分”,说的是无论已经分了多少次,都还可以再分一次。这个结论靠的是几何推理,用不着谁真拿着尺子,把无穷多次分割一一做完。
回头看那张纸,我们倒可以确切地说,笔尖太粗,再画下去已经分辨不出了。可这说的是我们手上的笔和尺能做到哪一步。从“我已经画不出来”,推到“这一段在几何上已不能再分”,中间还缺一个理由。
康德在这里设想,如果把经验主义推到极端,连一切可靠的原则都只能从经验中找,那么,几何学凭什么断定每一步之后还可以再分?我们见过的分割总是有限的,经验永远只能展示已经做过的那些步骤。
于是就有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边是几何学的证明,另一边是只承认经验能提供原则的立场。康德借了一个比喻,说这就像盲人摸到一件东西,却被告知别人看见的是另一回事,只好追问,究竟是看错了,还是摸错了?
这里的“看”和“摸”,说的是两种判断根据。在康德看来,如果凡事都只能诉诸经验,连用来判断经验的先天原则也一并撤掉,那么这种经验主义最终会走向彻底的怀疑主义。他还特意给休谟留了一个位置。按康德的理解,休谟至少还为数学保留了确定性。这一段所批评的立场,比休谟走得更远。
序言最后,康德的语气倒放松了些。他猜想,在那个喜欢批判和辩论的时代,或许有人故意把这种立场推到极端,借它练一练判断力。若真是如此,他说,这番费力的工作也值得道一声谢。
序言到这里读完了。下一篇进入导言,康德会把问题从“理性能够知道什么”,转到“理性能不能凭自身的原则决定我们怎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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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德读明白——〈实践理性批判〉白话释读》
第二十二篇|如果因果只是习惯,数学怎么办?
原文范围——序言,原书第13页/PDF第17页,从“Hume würde sich bei diesem System…”至“…so wäre auch Mathematik damit eingeflochten”。
【我们的白话释读】
上一篇,我们说起店里的灯。开关按过一百次,灯都亮了,于是我们期待下一次也会亮。休谟问的是,除了这种反复形成的期待,我们凭什么说,原因与结果之间还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康德认为,只要接受休谟在因果问题上的出发点,他接下来的推论就很有力量。一旦把因果的必然性归结为经验养成的习惯,理性凭什么借助因果关系,对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这些超出经验的问题作出判断?
但康德注意到,休谟并没有把这种经验主义推广到数学。在康德的转述里,休谟把数学命题看作“分析判断”。按这种理解,数学命题能够具有必然性,可这还不足以说明,哲学里也能有同样可靠、同时又扩展认识的判断,比如因果原则。
“分析判断”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三角形有三条边”,只要懂得“三角形”这个词,就知道三条边已经包含在它的定义里。你用不着到处找三角形,一个个数过去。
再看一道算术题:7+5=12。按康德的理解,只看“7”“5”和“相加”这几个概念,还得实际完成加法,才能得到“12”。你可以从7开始,再往后数五步。掰手指也好,心里数也好,都能帮助你完成这个过程。结果却无须靠反复实验来确认。我们不会因为今天算了十遍都是12,才猜测明天大概也会是12。
康德把这种增加了认识内容,却又具有必然性的判断,称为“先天综合判断”。“综合”说的是,我们经过推算,得到原先还没明说的结果。“先天”说的是,结果的必然性无需靠一次次经验来累积。
现在就能看出,康德为什么要把数学拉进来。依他的看法,数学里已经有这种能够扩展认识的必然判断。如果我们一概认定,凡是增加新认识的判断都只能从经验得来,那么这个说法也得用到数学上。到那时,我们就得解释,为什么一道算术题的答案有必然性,而店里的灯亮过一百次,仍不足以保证下一次也亮。
当然,算清7+5,并不能告诉我们今天的灯为什么不亮。具体原因仍得检查。康德借数学提出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既然理性在数学中能作出这类判断,哲学就得认真考察,经验中的因果原则有没有类似的根据。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能仅用“我们看惯了”来解释因果的必然性。
下一篇,康德会换一个更尖锐的例子。几何学说,一段线还可以继续分。倘若我们只准经验来决定什么是可能的,这个“还可以继续”,又凭什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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