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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亲眼目睹：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很多都过得很苦——这个标题，是我在自己手机备忘录里存了三年的一句话。我一直没敢发出去，怕人说我煽动什么，也怕那些姐妹看见了伤心。 可上个月，我在悉尼 Auburn 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里，又一次看着一群五十上下的中国女人围坐在一起，用各自磕磕绊绊的英语和更加磕磕绊绊的中文，互相教对方怎么填写医院的那张表格，怎么跟 Centrelink 的工作人员说话，怎么在丈夫的账单到来之前把该问的问题问清楚——那一刻我就想，有些话再不说，就要跟着我们一起埋进土里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二〇一二年跟着丈夫来悉尼的。丈夫是工程师，被公司外派，我和女儿跟着过来，一待就是十四年。 我没有像很多姐妹那样嫁给外国人，我的婚姻是国产的，苦也是国产的，但我这些年一直在 Hurstville 一家华人杂货店做收银，又在教堂的华人团契和社区英语班里当过志愿者，见过的跨国婚姻，比电视剧里演的多得多，也真实得多，残酷得多。姐妹们管我叫“小梅”，因为店里那几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都是“姐”，只有我还没到那个坎儿。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林姐。她是沈阳人，今年五十八了，我认识她的时候是二〇一四年，在 Ashfield 的一个免费英语班里。那个班每星期三上午开，教室是教堂腾出来的一间旧屋子，来的女人挤挤挨挨，八成是中国女人，剩下的菲律宾和越南的。 老师是个退休的澳洲老太太，语速放得很慢，教的都是最要紧的东西：怎么去银行，怎么看电费单，怎么打急救电话。林姐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用得比谁都费，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大，用力，圆珠笔把纸都划破了。她那时候五十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玫红色外套，头发烫过又长出来了，新长出来的部分白了一半。 林姐的丈夫叫 Graham，是个退休的农场机械修理工，比她大十一岁，前妻病故，没有孩子。他们是婚介公司牵的线，那时候沈阳有不少这样的公司，橱窗里贴着澳洲男人、美国男人的照片，一个个笑得憨厚。 林姐在国内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厂子黄了以后摆摊卖袜子，离过一次婚，儿子跟前夫。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小梅，我那时候想的很简单，我都四十七了，总不能摆一辈子摊吧。”婚介收了她两万八，她把摆摊攒的钱全掏了，又跟妹妹借了一万。 Graham 人不坏，这是林姐自己都承认的。他不打她，不骂她，喝一点点啤酒，每个星期五去镇上的俱乐部玩草坪保龄球。问题是他把她带回了新州内陆的一个小镇，离悉尼五个多小时车程，全镇七百多人。 那栋房子很大，带好几英亩地，可林姐不会开车，镇上没有公交，最近的超市在三十八公里外。她每天的日程就是：给 Graham 做三顿饭，喂狗，看电视——电视里的英文她一个字听不懂。她给我打电话，都是趁 Graham 午睡，用微信语音，声音压得很低，说：“小梅，我今天跟狗说了一天的话。” 钱的事情最伤她。房子、车、存款都在 Graham 名下，Graham 每个星期给她一百二十澳币的“家用”，买菜、买日用品、买她自己的一切，都要从这一百二里出。她想去学车，驾校一节课九十五澳币，她攒了两个月。 Graham 不是恶意的，至少他自己不觉得是恶意——他前妻在世时也是这么过日子的，他觉得这就是婚姻的样子。可林姐在国内，好歹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人，摆摊的时候一天进账也是好几百人民币。她四十九岁那年第一次跟我借两百澳币，是牙疼，要去看牙，澳洲看牙多贵，来过的人都知道。她在电话里说：“小梅，我这一辈子，没跟人开过这个口。” 二〇一六年秋天，林姐来悉尼 Royal Prince Alfred 医院做甲状腺结节手术，Graham 住院部陪了两天就回去了，地里的狗没人管。林姐术后在我们家住了九天。那九天我算是看清楚了她的日子。她夜里睡不着，坐在客厅看手机，翻她儿子在国内的朋友圈，一条一条地看，不点赞——她说不敢点，怕前夫家里的人看见，知道她在澳洲过得不好，笑话她。 她帮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冰箱里的菜按耐程度分格摆好，缝补了我女儿的书包带。她手很巧，人也利索，可她在那个镇上，这些本事全都没有用武之地，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一个人需要她缝任何东西。 有天夜里她跟我先生喝了一点酒，说了很多。她说 Graham 的两个妹妹每年圣诞节来住几天，客气，但她能感觉到那种客气——“就像家里来了一个不太好的客人，可我才是住在里头的人。 她说有一年她按东北的办法腌了一缸酸菜，Graham 的妹妹掀开盖子闻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去了。后来那缸酸菜她自己吃了两个月。她说这些的时候没哭，语气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只有说到她妈的时候哭了。 她妈二〇一四年在沈阳走的，她回去奔丧，Graham 没跟着去，来回机票加丧事她掏了四千多澳币，是她三十六个星期的家用。她妈临走前糊涂了，拉着她的手问：“你在那边，到底是个啥日子啊？”她跟她妈说：挺好的，有大房子，有汽车，地里全是草，绿得一眼望不到边。 阿芳是另一个。她比我小两岁，广西人，命比林姐还硬一些。她是网上认识的澳洲丈夫，QQ 时代那种交友网站，对方叫 Frank，在纽卡斯尔附近的Berkeley 做锅炉工，离婚带一个儿子。 阿芳去的时候满心以为去当妻子，去了才知道头三年主要是当后妈——Frank 的儿子有轻微的自闭症谱系问题，前妻不管，全甩给她。语言更不通，阿芳的英语只够在超市结账。Frank 工资不低，但钱在她手里过一下就得交回去。 她后来跟我说，她真正开始觉得不对，是有一次她用了 Frank 的银行卡给自己买了一双十九块的运动鞋，Frank 拿着账单问她，问了半个钟头，不是骂，就是问，翻来覆去地问她“为什么”“为什么”。她说那一刻她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她在这个家里的财务权限，约等于零。 阿芳后来去了一家禽肉加工厂做工，每天站着十个小时，手在冰水里泡得发白，指甲缝常年是乌的。厂里华人很少，她跟几个越南女人学会了基本的活儿上的英语。她的钱一分不动全寄回广西，给她自己的儿子——她跟前夫的儿子——读书、盖房。 Frank 知道以后大吵过，说她“心里没有这个家”。她跟我说：“我不寄回去，我出来图什么？我在这边熬，总不能两边都白熬。”她儿子后来考上了南宁的大学，她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存在手机里，给多少人看过我数不清，每次翻出来，眼睛都是亮的。 Frank 喝酒，喝多了不摔东西，就是往沙发里陷着，一遍一遍说这个家谁也不在乎他。阿芳说他其实是可怜人，可她伺候不动了。 他们没有离婚，她跟我说离不起——她算过，离婚她分不到什么，房子是 Frank 婚前的，她这些年寄回去的钱也拿不回来。她就那么过着，一个月跟我通一次话，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厂里又换线长了，手又开始裂了，儿子的奖学金批下来了。去年她考出了叉车证，时薪涨了六块，那是她这些年在澳洲最高兴的一件事。 还有晓雯。晓雯和她们都不一样，她是我们这些姐妹里文化最高的，三十四岁，国内重点大学的硕士，来澳洲读的书，跟 Daniel 是在校园里谈的恋爱。他们那是我见过的跨国婚姻里最像爱情的一对。 Daniel 是好人，真的，尊重她，婚礼上致辞的时候用生硬的中文叫了她爸妈“爸爸妈妈”，把两个老人感动坏了。可他们的日子过了五年，散了。散的原因不是哪一件大事，是无数件小事，密密地磨。 晓雯的硕士学历在这里不好使，投了几十份简历，最后在一家华人留学中介做文员，工资不到 Daniel 的一半。Daniel 不是嫌弃她，是整个环境在无声地把她按到一个位置上——出去玩，一圈朋友说起板球、说起本地政治，她插不上话；Daniel 家里聚会，亲戚们对她客气而疏远，那种客气你能感觉到：他们把她看作 Daniel 从亚洲带回来的一个意外。 她自己跟我总结过：“小梅姐，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不好，是我在这边，谁都不是。在国内我是谁谁谁，有一堆人认识我，在这边我就是 Daniel 的 wife，连我的名字他们都念不对。” 压垮她的是二〇二一年，她爸在杭州查出胃癌。她飞回去陪了两个月，Daniel 没有请下假，一个人在家，渐渐电话也短了。她回来以后，两个人的话少了一大截。再后来她怀孕了，纠结了很久要不要留下，最终还是离了婚，孩子两岁那年判的，一人一半时间。 现在她在 Rhodes 租房子，做代购、做留学咨询的私活儿，带着女儿过。有次我们喝咖啡，她说了一句话，我记在本子上了。她说：“我跟他结婚，所有人都说我运气好。我跟他离婚，所有人都说我命不好。就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说这些，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在悉尼这些年，也见过过得好的。我们教会有一对，Susan 和 Colin，结婚二十多年，Colin 学做中餐，Susan 学做 roast，两个凑一堆儿在厨房里吵架，吵得笑出声。 我们店的房东 Tom，他太太是温州人，两口子把一栋破房子倒腾成了六套出租房，账是太太管的，Tom 见了我们都竖大拇指说“她说了算”。这样的婚姻存在，而且不少。 可是姐妹们私下里有个共识，连 Susan 自己都认：就算嫁得好，“苦”这个东西也换了一副模样，从来没有消失过。Susan 十几年没回国过春节，她爸走的时候她在隔离期，视频里看着灵堂，隔着屏幕磕了三个头。 她跟我说，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后院，Colin 睡了，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嫁给谁，都是把娘家过成远方。嫁得远的人，是把整个人生对半劈开，一半在这边数着日子，一半在那边数着日子，中间隔着的是你永远补不上的那些日子。 我自己也有过那么一夜。二〇一八年我妈在江苏走，我赶最早的飞机回去，丈夫和孩子没能同去。守灵那几天，我姐说你别老看手机。我做不到，店里的事、孩子学校的事，隔两小时就是一堆。 我妈走前那两年，我一年回去一次，一次十天。十天，五十二个星期里的十天。我在坟前跪着的时候算这笔账，越算越冷。我不是嫁给了老外，我的“苦”尚且如此，那林姐、阿芳、晓雯呢？ 她们的苦是几层摞在一起的：语言是一层，钱是一层，身份是一层，回不去是一层，最底下那一层，是没有人看见。 bruises 会被人看见，会有人报警，有人管；可那种慢性的一日一日的消磨，看不见，说不出，说了人家还觉得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住着大房子、呼吸着蓝天的空气，你苦什么？ 后来这些年，我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地自己往外爬，用的都是最笨的办法。林姐五十岁那年考出了驾照，考了四次。第五次过的那天她在电话里哭，说考官跟她说 congratulations，她听懂了，那是她来澳洲四年听懂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有了驾照，她每个星期开车去三十八公里外的镇上，先买菜，然后坐在图书馆里自学，图书馆有免费的英语角。她五十六岁入了籍，考公民那天她把那几十道题背得滚瓜烂熟，比谁都熟。 Graham 前年中风了，不重，右边手脚不利索。她没有走。我问过她后不后悔留下，她想了想说：“小梅，我伺候他，不是舍不得他，是我现在这个家，是我一砖一瓦挣下来的——我给他做的康复操，给他改的菜谱，图书馆那些书教我的。我在这儿有图书馆，有教会那几个老太太，有我自己种的一园子菜。我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硬的东西，我听着，又心酸，又服气。 阿芳的工厂前年搬去了昆士兰，她跟着去了，儿子研究生毕业了，在广州找了工作，不要她的钱了，一个月反而给她打三百块，备注里写“妈，叉车证再考一个高的”。 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是在视频里，我看见她背后昆士兰那种大得没有边的天空，她的脸晒黑了，笑起来牙特别白。她跟 Frank 还是那样，不冷不热地过着，她说她不指望婚姻给她什么了，她指望的是她自己那双手。“我这双手在冰水里泡了十年，泡出来了。”她说得像句狠话，可她是笑着说的。 晓雯上个月发了条朋友圈，女儿第一天上学，背着一个粉色的小书包。配的文字就四个字：她上学了。底下点赞的几十个人里，我看见了 Daniel。 他们现在处得像朋友，轮流带娃，圣诞节会把两人的家长凑在一个餐厅里吃一顿。她跟我说她不打算再婚了，至少现在不。“我要先把‘我’找回来。”她说这话没有一点悲壮，就像说要去把快递取了。 写到这里，我数了数，从二〇一二年到今天，我在澳洲亲眼看着的中国女人，嫁老外的，粗粗算下来总有四五十个。 过得好的、坏的，我说了。要说大多数，姐妹们心里那杆秤其实早就称过了，只是秤星不说出口。苦，不一定是挨打受骂——那是少数，真到了那一步，反而好办了，报警、离婚、社区都有人管。 多数的苦是无声的：是你五十岁坐在异国的客厅里跟狗说话；是你买一双十九块的鞋要被盘问半个钟头；是你硕士毕业在人家的国家里做个“Daniel 的 wife”；是你妈到死都不知道你在这儿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是你想回去，可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十几年搭起来的这一点点安稳，全都在这边，你回不去了。 这种苦，官方表格上没有任何一栏可以填。 可是这些年我还看见了另一样东西，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不然这个故事就只剩一半。我看见这些女人在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年纪，从零开始学一门语言，考一张驾照，读一个证，攒一份自己的钱，在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把自己一寸一寸地重新长出来。 没有人教过她们，她们国内的前半辈子也没这么苦练过。她们用的办法都笨极了，笨得让人心疼，可她们没有停在原地。 英语班还在每个星期三上午开着，还是那间旧教室，新来的女人坐在最后一排，字写得又大又用力，把纸都划破。每次我去帮忙，看见那样的笔记本，我就知道，又一个人，开始了。 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因为她们的日子还在过。我把它写出来，不劝谁嫁谁，也不拦谁嫁谁。 我只是想把我在澳洲亲眼目睹的事情放在这儿：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很多都过得很苦，这苦是真的；可是这苦底下，那个咬着牙的女人，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