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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在北京闭门召开，主要议程为“从严治党”。一份以北京大学为首超过十多家重点大学，署名“高校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联名呼吁书，在北京大学等各校校内论坛出现，声明要求废除中国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相关贴文多在极短时间内遭删除，但贴文页面截图随后被上传至暗网“自由论坛”，并被中国海内外学子转传至境外社交媒体，引发外界关注。
“一群共和国高校生的联名呼吁书”声明全文：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恳请废除国家领导职务无限期延任制，落实民主革命精神
尊敬的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呈二十届五中全会各位委员：
我们是来自若干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距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1月12日）仅馀数周，二十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值此时刻，我们怀著敬畏与忐忑，谨以共和国一份子的身分，并以中山先生遗志自勉，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恳请诸位聆听。
我们自幼读中山先生的事迹长大，课本告诉我们，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912年元旦，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待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不足两个月，清帝退位，他即向参议院请辞，让位于人。同年颁布的《临时约法》载明：“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前代革命“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覆与民众为伍”，而今日革命须“立于民众之地位”。晚年北上，他更倡议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中山先生屡以“天下为公”手书题赠，所承者正是此脉。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总结教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此后，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些话，都是党自己说过的话。
然而，我们困惑而不安地注意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我们深知国家需要稳定、发展需要连续，但稳定应来自制度的可预期性，而非对个人的依赖。党中央指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有“两个答案”：一是人民监督，二是自我革命。本次全会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我们以为，自我革命的另一面，正是让权力有期限、受监督。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批评、建议的权利，我们今日的呼吁，既是依宪行使这一权利，更是出于对这个国家最朴素的爱。
为此，我们恳切提出三点期盼：
一、废除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恢复宪法明确规定的任期限制，以宪法保障权力有序交接；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亦应建立明确的任期规范。
二、启动民主修宪，召开国民修宪会议，稳妥、渐进地扩大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实质参与，健全选举、监督与罢免机制，把辛亥以来的未竟之志——还政于民——一步步落到实处。
三、保障公民依法讨论国是的空间，让共和国青年敢于说真话，让批评被当作善意的建言来倾听。
我们无意对抗，更无意制造对立。我们只是一群读著中山先生遗训长大的年轻人，怀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心情，愿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尽一介书生的责任。言词若有不当，恳请包涵；若蒙垂察，不胜感念。此致敬礼！
高校学生联署公开信，我认为不是高校学生联署，如果是在“六四”之前这种可能性还有，1989年之前，中国高校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生自治、跨校串联和公共政治讨论空间。即使当时也受到政治限制，但学生通过校园网络组织公开政治行动的条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高校管理体系，包括辅导员、党团组织、校园网络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及相关安全机制，都使公开组织跨校政治联署面临很高风险。
尤其是这封信涉及2018年修宪和习近平任期问题，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现在中共对高校严防死守，很可能是有人在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假借高校学生联署，说出了党内外一些人想说又不放说的话。
如果真有十多所重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署名，他们是如何建立跨校联系？如何确认参与者身份？如何协调文本？又如何在多个校园论坛同步发布而不暴露网络？不过十多所高校学生共同组织、确认身份并公开联署，与有人撰写一份公开信，以十多所高校学生集体名义发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这封公开信最早出现在一个名为“思源湖BBS”的网站，该网站并非中国高校官方论坛，其注册资料涉及韩国和新加坡。报道还指出，所谓14所高校联署，没有提供可供独立核实的学生身份资料，最初在各高校论坛发布后被删除的说法，也缺乏证据。
公开信几乎没有直接批评习近平，也没有使用激烈的反共语言，而是将政治诉求建立在四个历史与政治依据之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与“天下为公”。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论述。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权利。
还有一点，中国高校通常把孙中山放在中国近现代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为辛亥革命领导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来介绍。介绍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系统学习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权力制衡、民主共和及“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是两回事。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展开。孙中山思想虽然会出现在近现代史课程中，却不是多数高校本科生政治教育的核心。
而这封信恰恰不只是一般性地纪念孙中山。而是引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再把这些内容与2018年宪法修改联系起来。
这种历史材料的选择和政治论证方式，不像一般高校学生在常规思政教育中自然形成的表达。高校教材2023年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设有“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一章，包括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建立等内容。 但高校公开的教学大纲明确强调，要认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局限性，以及中国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
这恰好说明高校通常把孙中山作为一个需要从历史角度评价的人物，而这封公开信把孙中山作为衡量当代中国最高权力制度是否合理的政治思想资源。尤其是没有停留在孙中山推翻帝制的历史功绩，而是借孙中山主动辞职来质疑国家主席沒有任期限制。
五中全会在北京闭门召开，主要议程为“从严治党”。一份以北京大学为首超过十多家重点大学，署名“高校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联名呼吁书，在北京大学等各校校内论坛出现，声明要求废除中国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相关贴文多在极短时间内遭删除，但贴文页面截图随后被上传至暗网“自由论坛”，并被中国海内外学子转传至境外社交媒体，引发外界关注。
“一群共和国高校生的联名呼吁书”声明全文：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恳请废除国家领导职务无限期延任制，落实民主革命精神
尊敬的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呈二十届五中全会各位委员：
我们是来自若干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距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1月12日）仅馀数周，二十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值此时刻，我们怀著敬畏与忐忑，谨以共和国一份子的身分，并以中山先生遗志自勉，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恳请诸位聆听。
我们自幼读中山先生的事迹长大，课本告诉我们，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912年元旦，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待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不足两个月，清帝退位，他即向参议院请辞，让位于人。同年颁布的《临时约法》载明：“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前代革命“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覆与民众为伍”，而今日革命须“立于民众之地位”。晚年北上，他更倡议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中山先生屡以“天下为公”手书题赠，所承者正是此脉。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总结教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此后，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些话，都是党自己说过的话。
然而，我们困惑而不安地注意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我们深知国家需要稳定、发展需要连续，但稳定应来自制度的可预期性，而非对个人的依赖。党中央指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有“两个答案”：一是人民监督，二是自我革命。本次全会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我们以为，自我革命的另一面，正是让权力有期限、受监督。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公民批评、建议的权利，我们今日的呼吁，既是依宪行使这一权利，更是出于对这个国家最朴素的爱。
为此，我们恳切提出三点期盼：
一、废除国家主席无限期延任制，恢复宪法明确规定的任期限制，以宪法保障权力有序交接；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亦应建立明确的任期规范。
二、启动民主修宪，召开国民修宪会议，稳妥、渐进地扩大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实质参与，健全选举、监督与罢免机制，把辛亥以来的未竟之志——还政于民——一步步落到实处。
三、保障公民依法讨论国是的空间，让共和国青年敢于说真话，让批评被当作善意的建言来倾听。
我们无意对抗，更无意制造对立。我们只是一群读著中山先生遗训长大的年轻人，怀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心情，愿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尽一介书生的责任。言词若有不当，恳请包涵；若蒙垂察，不胜感念。此致敬礼！
日本自民党10月26日宣布，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10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首相谈话，对福田康夫的逝世表示哀悼。
10月26日，新华社迅速播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去世》的消息。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福田康夫逝世的提问。
郭嘉昆表示：“我们对福田康夫前首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他指出：“福田康夫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郭嘉昆回顾了福田康夫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经历，指出他秉持正确历史观，在担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中日之间第四份政治文件，卸任后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长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为促进亚洲地区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嘉昆还引用了福田康夫生前关于中日关系的一段重要表态。
福田康夫曾指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了两国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必须时刻牢记，不能走回头路。
郭嘉昆对此评价说：“这一表态掷地有声，体现了日本老一辈政治家的信义和担当。日本当政者应当深思自省。”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福田康夫个人历史贡献的肯定，也再次强调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意义。
福田康夫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长期重视中日关系、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合作的日本政治家。他出身政治世家，其父福田赳夫曾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日本首相。父子两代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都留下了重要足迹。
福田康夫与中国的深厚联系，不仅体现在其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更体现在福田家族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政治交往。
谈及福田康夫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福田赳夫。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福田赳夫。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席了条约签字仪式，并会见了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条约的外务大臣园田直。
这一条约是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福田赳夫曾以“铁桥”比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建立的两国关系基础，表达了希望中日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愿望。
这一历史性比喻后来也成为福田康夫经常引用的话语。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父亲关于中日友好的理念，强调两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
从福田赳夫推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福田康夫担任首相期间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父子两代的政治经历，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从福田赳夫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到福田康夫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围绕中日关系展开的对话与合作，福田父子两代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并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进程。
1978年，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福田赳夫举行会谈，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十年后的2008年，福田康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政治框架。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再到福田康夫卸任后与中国领导人的持续交往，福田父子两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联系，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条值得关注的历史脉络。
福田康夫1936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与许多出身政治世家的日本政治人物不同，他年轻时并未立即进入政界，而是在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积累了较长时间的企业工作经验。
1976年，随着父亲福田赳夫出任首相，福田康夫进入政界，担任父亲的秘书，并曾出任首相秘书官。
1990年，福田康夫继承父亲的政治基础，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开始国会议员生涯。此后，他连续七次当选众议员，逐渐成为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2000年10月至2004年5月，福田康夫先后在森喜朗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累计任职1289天，创下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一纪录后来被菅义伟打破。
内阁官房长官是日本政府中极为重要的职务，负责协调各省厅政策、处理政府危机事务，并承担首相官邸与执政党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大学大概是最后一块要被彻底整肃的阵地了！过去，大学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课堂上偶尔还能听到一些真话，还有少数敢于独立思考、坚持学术良知的教授。如今，连这点空间也要进一步收紧了。
据《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经党中央批准，二十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教育部、北大、清华、复旦、人大、浙大等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几乎涵盖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高校。
名义上是常规巡视，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巡视不只查腐败和管理问题，而是进一步延伸到意识形态、课堂言论和师生思想。
大学本应是追求真理、鼓励质疑、培养独立人格的地方，而不是只允许一种声音的政治课堂。如果教授不敢讲真话，学生不敢提问题，学术研究处处以政治正确为先，大学就失去了自由探索的空间。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大学教育越来越接近习近平所推崇的政治标准：不仅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政治可靠；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表态站队。老师和学生都得“又红又专”，而且是红字当头，专字靠后。
巡视一来，查的不仅是账本和管理，更是政治忠诚和思想表现。谁敢保证过去的课堂言论、学术观点，不会成为被追责的材料？
一个国家最可悲的，不是大学里有人说错话，而是所有人都不敢说真话。当大学失去独立思考的氛围，培养出来的就是越来越多听话的奴才。
支持川普就等于反对宪政吗？跟帖写了这么多，其实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老杨一口咬定川普是宪政的敌人，却没有拿出具体事例加以论证。川普当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政治争议、政策分歧和违宪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判断是否违宪，应该依据事实和法律，而不是个人好恶。更不能对民主党一套标准，对共和党又是另一套标准。
其次，支持川普不等于赞同他的一切。美国选举是在现实候选人之间作选择，不是选道德模范。有人不喜欢川普的性格和言论，却认同他的经济、移民或司法政策，因此投票支持他，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难道支持一个总统，就必须为他的每句话、每个决定负责？
第三，老杨质疑老蔡究竟属于哪个“村庄”，甚至追问绿卡和公民身份，这就有点跑题了。既然主张人人都有评论美国政治的权利，为什么又要拿老蔡的身份说事？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成立，与他拿什么护照有什么关系？
至于中文批评川普是否会被中共利用，我同意不能因此给批评者扣帽子。但也不能否认，某些言论确实被选择性引用，成为政治宣传的材料。指出这种现象，不等于剥夺谁的批评权利。
说到底，宪政不是反川派的专利，也不是支持川普就自动失去的资格。真正尊重宪政，就应该坚持同一套标准：川普越权要批评，民主党总统越权同样要批评。
最值得警惕的恰恰是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当成宪政标准，把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划到宪政的对立面。
川普是宪政真正的敌人
最近读了老蔡新发表的一篇博文，这是我读过他的第二篇文章。公平地说，老蔡这篇文章比许多川粉的博文好数倍。至少，他在理性分析问题，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除了强词夺理，就是破口大骂。这一点值得肯定。
不过，肯定归肯定，文章中的三个问题也值得商榷。
一、答非所问：民选总统就不违宪吗？
老蔡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川普？
他的核心论点是，美国选民投票给谁，不代表赞同其所有政策；支持某位总统，也不等于崇拜他。这些话本身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他可能没有抓住提问的要害。
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与川普是不是民选总统、他的政策有好有坏同样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一个在言论和行为上屡屡挑战宪政原则的总统？
这才是提问者的本意。尽管提问者没有明确提到川普屡屡挑战宪政，但结合问题的语境，不难理解。老蔡却把问题引向了选举是否合法、政策有好有坏，以及支持总统是否等于崇拜总统，实际上没有回答提问的核心。
川普通过选举获得执政的合法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政行为就不会违宪。选举的合法性与执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总统是民选的，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具有合宪性。
同样，政策的好坏与是否违宪，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好的政策通常不会违宪，而坏的政策未必违宪。然而，违宪的政策一定是坏的政策，违宪的言行也一定是坏的言行，因为它们破坏了宪法确立的规则和宪政原则。
老蔡用选举的合法性和政策偏好来回应宪政疑问，实际上混淆了不同的问题，也绕开了提问者真正关心的矛盾。
这是理解上的偏差，还是有意回避？如果是前者，说明老蔡没有准确理解提问；如果是后者，问题就更严重了。倘若反过来指责提问者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也有损学者应有的风度。
二、既然把中美比作两个村庄，就请先说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村庄
老蔡写道：“只是别总跑去替别人家看瓜，却荒了自家的田。”老蔡虽没明说指谁，但其指向大致可以理解。
结合上下文，他把中国和美国比作两个村庄：从中国村庄来的人，不应该整天操心美国村庄的事情，而应该先管好自己村庄的事；在美国村庄的美国人，才应该关心美国的政治。
姑且接受这个比喻，我们不妨顺着他的逻辑往下推。
首先，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人，即使尚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也未必还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村庄。他们可能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家园，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并期待有朝一日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他们关心美国政治，有什么不对？难道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就连评论美国总统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对于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关心美国政治更是天经地义。他们既有权支持总统，也有权批评总统。
老蔡似乎没有区分这些不同的人，而是把在中文社交平台上批评川普的人一概归入了不该操心美国政治的那一类。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显然站不住脚。
不过，比起这些问题，我更想问老蔡一个问题。
老蔡，你长期生活在美国，是否已经取得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公民身份？按照他自己的逻辑，他究竟把自己归属于哪个村庄？
浏览老蔡的账号，不难看出他长期评论中国政治、评论中国村庄里的事情。如果老蔡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把美国视为自己的村庄，算不算替别人家看瓜？
如果老蔡把自己归属于中国村庄，那么他身在美国，却持续评论中国的事情，这当然符合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但我倒想问一句：既然他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村庄，作为一名川粉，又如何证明自己真正认同美国、热爱美国？
老蔡不能一边用两个村庄的比喻，指责别人多管闲事，一边又不解释自己评论中国政治的行为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标准。
三、用中文批评川普，就是替中共宣传部门做嫁衣？
老蔡认为，中国人在中文社交平台上批评川普，影响不了美国政治。如果真想影响美国，就应该用英文发声。他还把这类批评与替中共中宣部做嫁衣联系起来。
这番论述至少有两个问题。
首先，中文舆论并非不能影响美国政治。它至少能够影响在美华人的政治态度和投票选择。影响力有大小之分，却不能因为使用中文，就断言毫无影响。
更值得追问的是：难道中共宣传部门只看中文，不看英文吗？
美国媒体用英文报道川普、批评川普，中共难道就看不见？如果美国媒体用英文批评川普，同样可能被中共引用，那么按照老蔡的逻辑，这些美国媒体是不是也在替中共宣传部门做嫁衣？
真正了解中国官方媒体运作的人，包括老蔡本人，应该很清楚：中国官方媒体通常更喜欢引述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美国本土人士的观点，而不是华人自媒体的评论。
在中国官方宣传的逻辑中，美国媒体和美国人自己的言论，更容易被包装成“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了”，对中国大陆受众更有说服力。
批评川普是对美国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评价。中共是否利用这些批评，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某种言论可能被中共利用，就认定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在替中共办事。这种逻辑，未免太荒唐。
一场号称惠及1.2万人的产业扶贫项目，最终演变成企业负责人获刑18年、14年的重大刑案，令人震惊。更值得追问的是政府招商时信誓旦旦，项目失败为何只见企业主坐牢，不见行政追责？投资是否真实、资产是否遗漏、鉴定是否公正，必须用证据说话，而非靠权力定调。市委书记不应干预司法，却不能对重大争议装聋作哑。企业有罪依法惩处，官员失职同样必须追责。最可怕的不是糊涂官办出糊涂案，而是权力把经济纠纷办成刑案，再把司法变成推卸责任的工具。真相不公开，公信力就无从谈起！
【#重磅】糊涂书记糊涂案🔥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最大的扶贫招商引资项目，为什么最终演变成重大刑事案件？🚀
董事长欧锡均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总经理欧鑫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两个重刑，砸在一个当地政府号称可以让1.2万人脱贫的“肉牛产业扶贫”招商项目上。
新三板挂牌云南三江并流公司（证券代码：833723）西盟项目2016年启动，云南省农业厅、西盟县政府三方合作。从产业扶贫到企业负责人被判重刑，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庆元曾任云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并在中纪委挂职一年，2021年5月至今任普洱市委书记。项目启动时他尚未主政普洱，但案件办理、当事人留置、企业申诉及鉴定争议，均发生在他任职期间。
面对如此重大案件争议，他究竟是清醒，还是糊涂？
一、重刑背后，基本事实查清了吗？
2013年10月，欧锡均被普洱市留置。2026年欧锡均一审被判18年，其亲兄弟欧鑫被判14年。
思茅区法院一审认定的诈骗事实是什么？当地政府有没有审计、监理？企业有没有真实投资？项目形成了哪些资产？
企业称项目最初由云南省农业厅推介，项目落地西盟后，企业发现当地官员非常难处，于是不愿继续投入。当地政府表示，如此产业扶贫的好项目，由当地政府来投，企业出技术、经验和销售渠道。基地建好后由当地政府回购。政府有审计、有监理，还派驻了专门的分管副总经理。
一审判决书至今未见公开，二审刚刚开庭未宣判。不能仅凭企业一方说法就断言判决错误，但企业提出司法鉴定遗漏、原始凭证及实际经营异议，如果可能影响关键事实认定，就应当逐项核查。
二、司法鉴定争议：资产到底算清楚了没有？
企业反映，普洱市监委的《司法鉴定报告》遗漏部分资产和原始凭证，鉴定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为什么要去西盟三低小县投资？产业扶贫是应该由企业承担的工作吗？企业的运行内核是什么？当地核算的企业利润是多少？基建的定额利润空间是多少？
如果重要资产被遗漏、关键凭证未充分审查，而鉴定结论又成为指控依据，这份报告究竟是在还原事实，还是在为定罪提供依据？
三、李庆元的职责履行了没有？
李庆元不是项目启动时的决策者，不能把2016年的全部责任直接归到他头上。但他2021年5月上任后，案件持续办理，企业负责人被留置，企业也持续申诉。
市委书记不是直接办案人，不能代替法院认定事实，也不能干预司法。但对任职期间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是否知情、是否履行监督和管理责任，需要查明。
需要核实：
企业是否通过法庭、律师或其他正式渠道反映过资产、凭证及鉴定异议？
有关部门是否收到并向上报告？
李庆元是否了解主要争议？了解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相关监督机制是否启动，结果如何？
面对具体异议，他是认真了解处理，还是选择不闻不问？
四、招商引资企业被冷落与后续案件
普洱市招商引资后，企业遭冷落、项目受阻的历史由来已久。昆明鲁姓企业家在景谷县投资超10亿元，据称十几次约见县长未果；段姓老板在江城县因项目受阻将县政府诉至市中院、省高院；孟连县曾发生官员向企业索取利益，以及市级政法干部长期占用企业提供的价值50万元豪车等问题。
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三江公司进入西盟后，发现当地矛盾错综复杂，官员态度并不友好，老板不愿继续投钱。三江公司与当地官员矛盾加深。
据称，时任县委书记、原县长曹鸿迎曾向同行打招呼，要求不要购买三江公司的牛。张光魁到任后，据称曾安排一名亲属进入三江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方便掌控大局。
从招商引资拜求企业家到政企矛盾，再到留置、一审重刑，曹鸿迎、张光魁采取了什么极端做法？李庆元任职期间是否收到情况反映？采取了什么措施？当地人一清二楚。
五、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
欧锡均、欧鑫是否构成犯罪，应依据证据和法律判断。企业方代理律师提出的资产及鉴定异议是否成立，应通过完整材料核查。
对欧锡均、欧鑫而言，18年、14年是人生重大转折；对项目而言，是从产业扶贫走向刑事审判；对李庆元而言，是任职期间应接受监督的重大事项。
据调查，原西盟县长张光魁到任后曾怀疑曹鸿迎与三江公司存在需追查的管理责任，并有私心意在争取接任当地县委书记。此后张光魁被调往江城县，施文艳被安排到西盟县任职。这些人事安排的背景，以及与案件、舆情应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值得结合材料厘清。
身为普洱市委书记、曾任省监委副主任的李庆元，面对如此重大的案件争议，究竟了解多少？履行了什么职责？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事实查不清，责任说不明，最后把锅甩给企业。
就这样一个连小学3年级水平都能判断这不是诈骗的案子，竟然留置了3年多，直到现在生死不明，真的为难当地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
当然，按坊间传闻，或许在李庆元看来，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上市公司大董事长，不榨出个3、5千万，甚至上亿，怎么可能放人？不拿钱来就让你下十八层地狱（当地人迷信，按谐音判18年），其兄弟心脏病跟班欧鑫找死（按谐音判14年）。
普洱市这骚操作，如果不是真糊涂，就是装糊涂装得太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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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试图超越八十年代的启蒙，却又将共和正义寄托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法统，难免以新的历史神圣化取代旧的国家神圣化。自由不需要祖宗背书，民主更不能靠法统继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没有终结臣民政治；民国挂着共和招牌，也曾实行党国专制。真正的共和，不在1912年的建国宣言里，而在今天人民能否自由选择、监督和罢免统治者。若不能回答现实权力如何交还人民，“民国当归”再动听，也不过是用复国的浪漫，包装尚未完成的启蒙。
福建首次迎来女省长郭宁宁，但不要因为这一历史性的性别突破，就对福建的施政前景抱有太高期待。
从她首次主持福建省政府会议的表现来看，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会议安排了六项议题，均围绕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相关部署展开。作为一省之长，首次主持省政府会议，本应是展示施政理念、回应地方发展难题、提出具体工作思路的重要机会，结果最突出的内容，却依然是政治表态与贯彻落实。
更令人感到好笑的是她那句空洞滑稽的表态：“实干实干再实干、落实落实再落实、发展发展再发展。”
三个词，重复九遍，听起来铿锵有力，仔细琢磨，却很难从中找到什么实质内容。她究竟要实干什么？落实什么？又准备通过什么具体措施推动发展？这些才是福建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福建面临的经济增长、民营企业经营压力、青年就业、地方财政和民生保障等现实问题，并不会因为口号喊得响亮就迎刃而解。
评价一位省长，最终看的不是她如何表忠心、喊口号，而是她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能否让普通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福建不需要重复政治口号的扩音器，而是能够直面问题、拿出办法、承担责任的省长。
2026年10月，巴西总统大选出现戏剧性逆转。
首轮投票中，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约47%的得票率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的45%，相差约225万张选票。由于无人获得过半有效票，两人进入第二轮决选。
然而，第二轮投票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
10月25日，原定下午5时结束的投票，在截止前后被临时延长两小时。作出裁定的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克里斯蒂亚诺·扎宁。理由是部分地区公共交通受阻、公交运力不足，以及暴雨妨碍选民前往投票站。
值得注意的是，扎宁曾长期担任卢拉的刑事辩护律师，并于2023年由卢拉提名进入最高法院。
更引人争议的是，裁定出台时，部分投票站已经关闭，计票程序也已启动。由于执行困难，法院随后澄清：延时仅适用于尚未关闭的投票站。
巴西拥有近1.6亿登记选民。如此重大的全国性选举，临近结束却因局部交通和天气问题临时调整投票时间，其必要性与公平性自然引发争论。
支持者认为，保障受阻选民的投票权，正是维护民主公平；质疑者则认为，选举规则必须稳定、统一，临时变更容易造成执行不一，尤其裁决者与候选人存在特殊历史关系，更难避免司法中立性的争议。
最终，卢拉以约51.8%的得票率反超弗拉维奥，领先近440万张选票，赢得第四个总统任期。
当然，不能简单认定延时两小时决定了选举结果。选民重新选择、投票率变化、其他候选人支持者的流向，以及计票顺序，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但这场选举仍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时，一项临时司法裁定、一次程序调整，究竟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放眼拉丁美洲，这个问题更具深意。
近年来，拉美多国政治风向逐渐右转。治安恶化、经济困境、财政压力，以及对传统左翼治理模式的不满，推动右翼力量重新崛起。
巴西却在这股浪潮中继续维持左翼执政。
作为拉美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巴西的政治选择不仅影响南美洲的力量平衡，也牵动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布局。
倘若弗拉维奥胜出，巴西可能进一步靠近美国共和党主导的政治路线，拉美右转趋势将更加鲜明。而卢拉获胜，则使这一趋势在巴西遭遇阻力，为拉美政治版图保留了重要的左翼支点。
一场亿万选民参与的大选，最终与投票截止前的一项司法裁定交织在一起。裁定未必决定了胜负，却让人看到：历史并非沿着一条预定的直线前进。看似细微的程序变化，也可能成为重大政治转折中的关键争议。
这种复杂性，并不只存在于巴西。
再看即将到来的以色列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
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共和党又保住参众两院，美以两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可能进一步协调，中东局势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倘若强硬行动促成一场短促、有限的冲突，并迅速消除部分地缘风险，油价风险溢价可能下降，通胀压力缓解，利率下行，股市上涨，全球经济或许迎来新的有利局面。
但如果冲突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结果就可能截然相反：油价飙升、通胀反弹、金融市场震荡，世界重新陷入战争风险与经济压力的双重困境。
同样的政治人物，同样的战略意图，仅仅因为时机、行动结果和第三方反应不同，便可能将世界带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更何况，选举本身也充满变数。一次候选人的失言，一场突发危机，一项法院判决，甚至一场暴雨，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
人们习惯从宏大视角解释历史。
有人强调民意，认为历史由人民选择；有人崇尚英雄，认为杰出人物能够扭转乾坤；也有人着眼于经济周期、社会矛盾与国际力量对比，认为历史自有其深层规律。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却都不完整。
民意能够形成时代潮流，却未必决定每一次具体胜负；英雄能够把握机会、引领局势，却无法预知所有后果；制度能够约束权力、稳定预期，却仍需由具体的人来解释和执行。
而人的判断，又受到立场、环境与时机的影响。
一场雨影响选民出行，一项裁定引发选举争议，一次选举改变国家政策，几个大国的政治变化又牵动全球能源、金融乃至战争与和平。
无数细小的因果彼此连接，层层传导，最终汇聚成后人眼中的历史大势。
事后回望，人们常觉得一切都有迹可循，仿佛结局早已注定。但置身当时，每一个岔路口都存在不同的可能，每一种看似确定的趋势，都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变量打断。
历史有其大势，却未必有一条事先写定的路径；人可以顺势而为，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掌控结局。
民心有向，英雄有谋，制度有约束，时代有潮流。然而，万千人事交错，因缘际会难测，最终结果往往超出所有参与者的预想。
历史既不是单纯由万民意志写就，也不是少数英雄可以独断。人们在有限的认知中判断，在变化的环境中行动，又在无数偶然与必然的交汇中共同塑造未来。
至于这一切背后，是否存在某种超越人力的安排，则是更深一层的哲学追问。
人能尽其谋，却不能尽知其变；人能行其事，却不能尽定其果。
或许，这正是历史最令人敬畏的地方。
2026年卑诗省选闪电结束！卑诗保守党(BC Conservatives)大胜，并创造了历史。计票开始后，卑诗保守党就一路领先，开票刚刚1小时，CTV、CBC、Global News就预测，卑诗保守党取得多数议席，将组多数政府！
卑诗选举处(Elections BC)截至今日(10月24日)晚10点的初步开票结果显示，卑诗保守党当选和领先已达62席，远超卑诗议会93个席位中的半数！这也是1928年以来，卑诗省保守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首次赢得多数席位，对于几个月前还濒临分裂的保守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惊人的复兴！
财富替代不了陪伴：一位父亲晚年的自省/摘自信力建长文
人到晚年，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才慢慢明白，年轻时看得很重的事业、财富和名望，如今都渐渐看淡了。反倒是一些当年不以为意的事情，时常浮上心头，成为难以释怀的遗憾。
其中最让我愧疚的，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陪伴得太少。
年轻时，我一心想着创业做事，忙事业，忙交际，也有些家国天下的情怀，总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候精力旺盛，整天东奔西走，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太多事情值得去做，时间和心思大多花在了外面，留给家人的实在有限。
我一直认为，做父亲就应该努力挣钱，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上好学校，有机会到国外读书，开阔眼界，将来能够有出息。至于日常生活，有保姆照顾，学习有老师负责，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也就觉得自己尽到了责任。
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吃些苦，过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吗？
如今想来，才知道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孩子小时候，我常常不在家。即使人在家里，心里想的也多半是工作上的事情。总觉得孩子还小，有人照顾就行，等他们长大了，自然会理解父亲的不容易。
孩子一天天长大，许多本该共同经历的时光，就这样悄悄过去了。等到后来，自己年纪大了，事业上的事情也逐渐放下，想多和孩子亲近亲近，却发现彼此之间有了距离。有些事情说不到一起，有些心里话他们不愿意讲，甚至一度出现过关系僵持、彼此断联的情况。
起初难免也有委屈，觉得这些年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吗？可静下心来想想，我给了他们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安排了教育和前途，却很少真正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许多事情，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总觉得是为他们好。
亲子之间的隔阂，不是一天形成的。多年缺少相处和交流，彼此慢慢生分了。等到问题显露出来，再想弥补，已经不是多给些钱、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就能解决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成长于满州国时期，十三岁就跟着中共走了，跟随部队一路辗转到海南岛，又远赴朝鲜。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读书不多，也没有机会接受什么教育。
那个年代的人，能活下来，能把孩子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自然不懂得今天人们常说的那些家庭教育方法。她有她的脾气，也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但父母总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善待我们姐弟。
让我一直难忘的是，母亲到了八十多岁，已经身患重病，还认真地向我们姐弟检讨，说自己过去做母亲有许多不足，有些地方对不起孩子。
当时听了，心里很受触动。
母亲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么多苦难，能够把一家人养育成人付出了很多。到了晚年，却没有拿自己的辛苦说事，而是坦诚承认自己做得不够；这份坦荡，让我一直敬重。
如今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晚年，再回想母亲当年的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母亲那一代人，受战争和时代条件所限，有许多事情想做也做不到。我们这一代生活条件好了，经济上宽裕了，本来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却忙事业、忙应酬，把许多宝贵时间错过了。
想想真惭愧。这些年，我也看到不少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有着和我当年相似的想法。父母忙着做生意、办企业，孩子交给保姆、家教和寄宿学校，稍大一点就送到国外读书。生活上什么都不缺，教育上舍得花钱，却很少有一家人安安静静坐下来，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我并不是说寄宿学校不好，也不是反对孩子出国留学。好的教育资源当然重要，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只是有些父母，包括当年的我自己，太相信物质条件和学校教育的作用，以为把这些安排好了，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现在看来，养育孩子远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教知识，老师讲道理，保姆照顾生活，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还得靠一家人平日相处，慢慢积累。小时候陪孩子吃顿饭，听他们讲讲学校里的事情，遇到困难时耐心开导，有空一起出去走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是孩子长大以后最珍惜的记忆。
人老了，会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年轻时为了事业奔忙的许多事情，现在记不太清了。倒是想到孩子小时候，自己没有多陪他们心里总觉得亏欠。那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忙完这一阵，等事业稳定下来，再来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等父母闲下来，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未必还像小时候那样愿意亲近你。
我如今也在学习换个角度看待孩子，少一些要求，多一些理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能够弥补多少，就尽自己的心意去做。孩子愿意亲近自然高兴，一时还存在隔阂也要理解。
我写下这些，是想对那些正在创业、为事业奔波的年轻父母说几句心里话：挣钱重要，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也没有错，但工作上的事情总有忙不完的时候，孩子的童年只有那么几年。
母亲八十多岁时，还能坦诚检讨自己做母亲的不足。今天，我也应该承认，在为人父这件事上，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这份遗憾，恐怕会伴随我余下的人生。
David Tsai/蔡慎坤 retweeted
伴随着魏小东的仕途从河南鹤壁高升首都北京，冯琪雅的商业版图亦在同步扩张，却在2026年戛然而止。
时值金秋，在距离北京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怀柔区范各庄村主街旁的胡同中，财新找到了北京棋森集团的办公地，一幢带院的二层农家小楼。过去的8年间，这间看似不起眼的公司，承接了通州、怀柔等区多项建筑装饰和绿化工程，包括大名鼎鼎的城市副中心剧院、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怀柔科学城等。
52岁的冯琪雅与已落马的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关系密切，“魏主席常携冯琪雅出入各种场合，对外介绍其为冯老师”。
魏小东1961年5月生，福建漳州人，1979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计划经济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央人事部门任职长达20余年，2005年7月挂职到河南郑州任市委副书记一年。
2010年10月，49岁的时任中央编办四司司长魏小东第二次下派河南，出任洛阳市委副书记（正市厅级），由此开始在三座城市近六年的地方锻炼。2011年9月、2013年4月，魏小东先后任鹤壁市长、市委书记，2015年4月转任商丘市委书记。
2016年8月，魏小东“回炉”升任中央编办副主任，是当时中央编办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员。2017年4月，魏小东再度履新，接替转岗宁夏的姜志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21年初，魏小东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年逾60岁的魏小东转岗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2022年1月当选北京政协主席。
在河南鹤壁任职市长、市委书记期间，魏小东与聆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郑州林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琪雅来往频繁，这家公司2009年注册于郑州，2012年投资22亿元在鹤壁浚县兴建产业园，魏小东多次到聆海建装和聆海工业园考察。
事业成功之外，容貌姣好、长袖善舞的冯琪雅还热心公共事务，先后担任河南省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浙江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联席会长、北京浙江企业商会会长、司马光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等职务，并由河南信阳选出连任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魏小东落马的半年前，即2025年底，对北京棋森的调查已在进行中，冯琪雅与公司主要负责人均接受调查。
这名日后搅动北京官场的女商人，脚步始于河南。冯琪雅197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不过在一些场合，冯琪雅视河南信阳光山县为家乡，她曾公开表示其母亲是信阳人，父亲是军队干部，后转业到地方。
1995年大学毕业后，冯琪雅短暂任职于河南省交通厅。时名冯桂君，当年应该是在中国交通报驻河南记者站工作。1996年冯琪雅下海创业。1999年她决定回到校园，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
美巢荣欣在郑州建造了一个6000平方米的展厅，还拿到涉及115套房屋、施工总价1300余万元的“全装修”大单，在漯河、洛阳、新乡、濮阳、三门峡、平顶山等河南多地设立分公司。
冯桂君再次出现已更名为冯琪雅，并对这段历史给出了自己的叙述。“2001年的河南家装市场是游击队时代，没有专业的人员指导，消费者还没有家装意识。”
在回到校园攻读经济学硕士约十年后，冯琪雅又一次“回笼”，2007年到中欧国际商学院攻读EMBA。实业之外，冯琪雅还将触角伸向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冯琪雅的第二次转折是在2012年的河南鹤壁。当年8月，聆海建装投资22亿元，在鹤壁浚县建造聆海整体家居工业园。《鹤壁日报》报道，鹤壁市长魏小东出席签约仪式。
2017年4月，魏小东再度履新，接替当时转岗宁夏的姜志刚成为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21年初，魏小东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年逾60岁的魏小东转岗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2022年1月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升任正部级的高官。从2017年4月直至落马，魏小东在北京市领导岗位任职长达9年。
魏小东2016年调离河南之前，冯琪雅曾在博客中写道“忽然间想去北京”。当年她第三次“回炉”学堂，参加第11期长江商学院CEO班。2018年，冯琪雅成为河南信阳选出的6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
同样在2018年，美巢互联将注册地更换至北京，公司名称也改为北京棋森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棋森集团。自2019年起，北京棋森承接了北京通州、怀柔的多项园林绿化、装修、幕墙工程，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道路月季景观提升、城市副中心剧院精装修、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主体部分精装修、怀柔科学城、怀柔区雁栖镇商业办公楼精装修等项目。
自2021年起，北京棋森的一项重点工程是怀柔科学城的城市客厅A、B、C项目。与城市客厅B项目的北京城建子公司员工告诉财新，这类工程中，结构主体占比最大约70%左右，由北京城建施工；剩余能分包的部分中，钢结构和幕墙施工占比较大。
北京棋森持续在北京中标、承接业务的同时，冯琪雅的社会身份也不断增加，2019年她第四次“回炉”深造，参加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EMBA班，并先后出任上海市浙江商会房地产联合会副会长、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By：财新）
David Tsai/蔡慎坤 retweeted
美国必须清醒，必须守住民主自由，必须对抗来自反西方文明，反以中俄联手为首的反西方阵营势力得逞
从高度看问题，才能识别大国之间的野心，政客的企图，谈大国政治目标不是普遍百姓的买菜几斤油的问题和角度。
真正的挑战在于，美国如何在避免无限消耗的同时，维持足够的力量与联盟，让中俄的“百年变局”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中俄的公开战略叙事和实际行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习近平反复使用的官方表述，核心含义是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中国（与俄罗斯等）应推动“多极化”、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023年3月21日（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克里姆林宫门口与普京握手道别时的那段对话。
习近平当时说（通过翻译）：
“现在正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一起推动这些变化。”
普京回应：“我同意。”
习近平接着说：“亲爱的朋友，请保重。”
普京回：“一路顺风。”
普京与习近平会晤时也多次呼应这一点。2025年5月和2026年5月的习普会，双方都强调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明确指向美国的“双重遏制”）。
中俄没有正式军事同盟，但经济、能源、技术、外交和部分军事领域的协调已相当紧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得到中国的实质性经济与工业支撑，反过来中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也获得俄罗斯的政治背书。
俄罗斯的目标确实不止于乌克兰。普京长期主张恢复对前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弱化北约，并在欧洲获得更大的安全与经济杠杆。
中国则更侧重东亚与印太，同时通过中俄合作、上合、金砖等平台稀释美国的体系优势。两者在“削弱美国主导地位”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尽管利益并非完全重叠（俄罗斯更激进、中国更注重长期经济与技术竞争）。
乌克兰的走向确实会影响这个格局。目前战事已进入第1700多天，战场上俄罗斯推进缓慢、伤亡高，乌克兰在部分方向有反攻成果（如利曼方向的行动），但俄罗斯仍在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与城市基础设施。
美国正推动谈判，Witkoff与普京会谈后，双方原则上同意11月左右举行三方会谈。外界担忧的是，如果美国为尽快达成协议而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与安全安排的核心要求，或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可能被解读为“乌克兰可被交易”。
这会强化俄罗斯在欧洲的野心，并向中国传递“美国在关键地区会收缩”的信号。
美国优先与“只管西半球”的收缩逻辑，确实正合中俄心意。美国的实力建立在军事技术优势、经济规模、盟友网络和规则制定能力之上。如果欧洲和印太的盟友体系因美国政策不确定性而加速自主化或对冲（目前已出现这种趋势），美国在关键科技供应链、前沿军事态势和全球经济规则上的相对优势会下降。
中俄并不需要全面战胜美国，只需让美国在关键地区的成本更高、盟友更犹豫，就能逐步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
同时需要看到现实约束：
中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战略协作，而非铁板一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长期消耗、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对自身出口与技术的依赖，都限制了双方的行动自由。
美国收缩并非零成本。过度介入有代价，但完全转向西半球也会损失威慑与影响力，历史上美国很少真正执行纯粹孤立主义。
乌克兰的结局不只是领土问题，还涉及欧洲安全架构、北约可信度，以及中国对台海等议题的风险计算。
所以不能把乌克兰当成弃子、不能让中俄轻易改变现有秩序！
真正的挑战在于，美国如何在避免无限消耗的同时，维持足够的力量与联盟，让中俄的“百年变局”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这需要具体的军事、经济与外交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全面收缩或全面对抗。
时光辉又一次做了看客！在新一轮高层人事调整的传闻中，这位昔日备受瞩目的“70后”政治新星，依然留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岗位上。回望其仕途轨迹，从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到如今在副部级岗位上徘徊近14年，时光辉的政治前景，早已不复当年的光彩。
时光辉的仕途起步于上海，也是在上海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2013年2月，韩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年仅43岁的时光辉升任上海市副市长，成为当时全国政坛最受关注的“70后”干部之一。彼时上海政坛仍带有浓厚的江泽民时代政治人脉色彩，韩正是上海本土官员中的代表性人物。时光辉能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一度被外界视为前途不可限量的政坛新星。
然而随着上海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时光辉的仕途逐渐失去了早年的上升势头。2017年，韩正进入政治局常委会；2018年11月，时光辉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调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跨省交流任职，也是拓展地方履历的机会，从此以后他的仕途节奏明显放缓。
2022年4月，二十大召开前夕，时光辉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继续兼任政法委书记。虽然党内排名有所提升，但行政级别仍然停留在副部级。2024年10月，时光辉再次跨省调整，北上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几乎是将贵州的职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内蒙古。六年贵州任职经历，换来的不是主政一方，而是另一个省级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岗位。
如果将这些人事安排串联起来观察，时光辉的仕途确实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状态：职务看似重要，级别却始终未能突破；履历不断丰富，距离正省部级岗位却似乎越来越远。这究竟是正常的干部交流与岗位安排，还是政治上升空间受到限制？外界难免产生猜测。
此前，围绕时光辉与诸葛宇杰可能同步调整的消息广泛流传，但传闻终究未能转化为正式任命，时光辉依然留在原位。更具反差的是，当年从上海政坛崛起的一批“70后”干部，已经陆续走上不同的重要岗位，而曾经在年龄和级别上占据先发优势的时光辉，始终未能完成从副部级到正省部级的关键跨越。
1970年1月出生的时光辉，如今已年满56岁。自2013年晋升上海市副市长算起，他在副部级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14年。对于一位曾被寄予厚望的“70后”干部而言，这样的晋升速度，与当年外界对他的预期显然存在落差。
2027年二十一大，将成为观察时光辉政治前景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果届时仍然无法跻身正省部级行列，他未来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会进一步收窄。当然，56岁并不意味着即将达到省部级干部的通常退休年龄，但年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留给他的关键晋升窗口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宽裕。
从43岁跻身副部级，到56岁依然未能更进一步，时光辉的仕途可谓高开低走。曾经的年龄优势、上海履历以及跨省任职经历，并没有如外界预期那样转化为持续晋升的动力。
时光辉究竟是在等待下一次政治机遇，还是已经逐渐淡出高层人事布局？明年二十一大会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答案。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莫高义爆冷出任云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非常罕见的重用。61岁的莫高义是湖北石首人，199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留在广东工作，先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当教师，两年后担任教研室副科级秘书，一年后调到广东省外宣办，从副主任科员起步，历经20年，升任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外宣办主任。
2013年5月，接管南方报业集团，兼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7年5月担任广东省韶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一年后在赵乐际担任中纪委书记时升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级）；2020年3月担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监察组组长，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兼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主席）；一年后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为蔡奇的宣传大将；二十大后，蔡奇主管党建、宣传，莫高义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把国际政治当成粉丝追星，恐怕比追星族还幼稚。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两亿多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他们生活在美国，缴纳美国税款，承受美国政策的后果，也有机会直接观察美国政治的运作。
当然，美国选民未必比外国人聪明，美国多数人的判断也未必正确。但一些身处天朝、受防火墙限制、英文资料阅读能力有限、连美国基本政治制度都未必搞清楚的人，却坚信自己比美国选民更懂美国，比美国人更清楚什么符合美国的长远根本利益。
美国人选错总统的可能性当然存在。问题是，这些人凭什么如此确信，自己就比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国选民更有判断力？
难道因为离美国越远，越了解美国？接触的信息越少，判断反而越准确？
罗素有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愚人自信满满，智者却充满疑虑。
抱歉，我记反了。既然天朝某些知识分子如此自信，那就将错就错吧。
天朝是不是聪明人太多了？
回顾近百年历史，某些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惊人的传统：抗战时期投奔延安，内战时期欢迎“解放”，冷战时期高举反美旗帜，新冷战时期换个理由继续反美。每逢历史关头，总有人自信满满，仿佛真理尽在掌握；等历史翻过一页，才发现又把人带进了沟里。
当然，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各有其处境，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种毛病倒是一脉相承：对远方的政治人物明察秋毫，对身边的专制权力视若无睹；对美国总统的言行吹毛求疵，对自己国家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却宽宏大量。
美国总统说错一句话，可以连骂三个月；本国当局剥夺多少人的自由，却未必值得他们写三行字。
美国民选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法院、媒体和选民制约，照样被他们骂成独裁者；真正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就在身边，他们却忙着研究美国民主如何崩溃。
这种政治勇气，未免太安全了。
有人说，批评美国总统也是捍卫自由。不错。但在一个官方长期反美的舆论环境里，跟着骂美国总统，究竟需要多少勇气？又有什么值得自豪？
如果只敢批评允许你批评的权力，却不敢批评真正能收拾你的权力，这叫选择性勇敢；如果把美国政府的缺陷无限放大，却对本国制度性问题轻描淡写，这叫选择性失明。
当然，不能因为有人反川普，就断定他支持专制；也不能因为有人支持川普，就断定他追求宪政。判断一个人是否信奉宪政，应该看他是否坚持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维护法治与权力制衡，而不是看他喜欢哪个美国总统。
追求宪政的人可以支持川普，也可以反对川普。真正荒唐的是，把反川普当成宪政资格证，把支持川普当成政治原罪。
宪政是用制度限制权力，不是用立场鉴定好人。
我倒想问那些整天替美国人民忧心忡忡、恨不得替美国人重新选一次总统的人：
美国人至少还有权选出一个让你讨厌的总统，你有权选出一个让自己喜欢的总统吗？
美国人选错了，几年后还有机会纠正；你们那里的最高权力如果出了错，靠什么纠正？
美国总统可以被骂、被调查、被起诉、被法院裁决约束，也可以被选民赶下台。你们那里有多少同等有效的制度？
连这些问题都不愿正视，却整天教训美国人不懂民主、不懂宪政，究竟是谁更需要补课？
百年来，天朝某些知识分子最大的本事，似乎就是对别人的自由指手画脚，对自己的不自由习以为常。
骂美国总统容易，尤其是在中文圈。真正有点出息的，不妨少替美国人操心谁该当总统，多想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百家爭鳴】（下）
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川普”之类的文章。我花点时间，一并回复。
我说过，美国选民投票给谁，不意味着赞同其所有政策，通常只是支持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可能反对其另一些政策。支持谁当总统，不等于崇拜谁。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同样可以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也不等于崇拜。
追求宪政的人支持川普，有什么奇怪？宪政是限制公权力的制度，不是选拔圣人的制度。难道追求宪政，就只能支持民主党？共和党赢得选举，就意味着宪政失败？如果宪政的标准是支持谁当总统，那与天朝按政治立场划分敌我，又有多大区别？
这类标题上先给别人戴帽子的文章，等而下之，通常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不过，中文圈近年来激烈批评美国民选总统的现象，倒值得说几句。
美国总统是民选的。民主选择不保证正确，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甚至不保证胜选者获得全国过半选票，但至少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并且必须定期接受选民检验。美国人支持总统的可以批评总统，反对总统的更可以批评总统。总统再混账，任期到了也得重新接受选民裁决。
公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臧否政治人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影响力大，他国民众帮美国人监督总统，尽点国际义务，也未尝不可。
只是别总跑去替别人家看瓜，却荒了自家的田。
一个男人，天天挨本村恶霸欺压胖揍，连吭声都不敢，却整天高声痛骂邻村民选的村长，算什么好汉？一个女人，常受本村恶霸欺凌，却把满腔愤怒发泄在一个素未谋面的邻村老汉身上，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吗？
有人会说，我在中国批评中国，到了美国也批评美国。这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批评美国当局，究竟想影响美国政治，还是只想让中文圈的人听着过瘾？
真想监督美国政府，不妨到美国公共舆论场用英文发声，向议员施压，参加政治活动，或者通过选票表达立场。中文媒体当然也能影响部分华裔选民，但那些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受众的中文自媒体，天天用中文痛骂美国总统，除了挣流量、收打赏，究竟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多大影响？
美国华人集中居住的加州、纽约州，长期是民主党优势州。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这些州总统选举结果通常缺少悬念。中文圈骂得震天响，即使能影响几个华人，也很难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未必听得见，天朝宣传部门倒听得真切。
美国总统没监督成，倒替天朝省了不少宣传经费。
反美在天朝不是偶然的舆论情绪，而有其政权安全逻辑。美国的宪政民主、言论自由、权力制衡，以及对外部专制扩张的遏制，本来就与其维护不受制约权力的需要存在冲突。
当然，批评美国政府不等于反美。美国人自己骂总统，往往比外国人骂得还狠。但批评某项政策，与把美国当成主要敌人，是两回事。
本拉登、查韦斯也曾宣称只反对美国政府、不反对美国人民。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选民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你可以反对其政策，但不能一边自称尊重民主，一边认定凡是投票给自己讨厌的候选人的美国人，不是愚昧，就是被洗脑。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对美国民主的态度，全看选举结果：选出自己喜欢的人，证明民主优越；选出川普，证明美国人民愚蠢。原来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是美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
我理解许多人因为支持乌克兰抗俄，对川普政府的援乌政策失望，因而反对川普。完全可以。但支持乌克兰，不等于必须反对川普的一切政策，更不能因此抹杀美国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
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武器、后勤和军人。乌克兰军人自己流血牺牲，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则提供大量关键装备、情报、通信和财政支持。以单一国家计，美国长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援助者之一。欧洲合计援助规模可以超过美国，但这与美国作为单一国家的贡献并不矛盾。
美国民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Palantir的数据分析、SpaceX的Starlink卫星通信，以及Anduril等企业的军事技术，已深度参与乌克兰战场。没有这些技术，乌军的通信、情报和作战能力会是什么样，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不难想象。
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及“影子船队”的制裁、对乌武器使用限制的调整，也应逐项看实际效果。川普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应该批评，做得有效的地方也不必因为讨厌川普就装作看不见。
北约安全至今仍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战略关注，涉及俄罗斯、中国以及北大西洋防务。川普处理格陵兰岛问题的方式当然可以批评，尤其不能无视丹麦主权和格陵兰居民的自决权，但如果连北极战略价值都看不见，只会把一切归结为川普发疯，未免太小看国际政治了。
对乌克兰真正有利的政策，未必都出自自己喜欢的总统；对乌克兰有害的政策，也不会因为出自自己支持的政党就变得正确。
【百家爭鳴】（上）
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川普”之类的文章。我花点时间，一并回复。
我说过，美国选民投票给谁，不意味着赞同其所有政策，通常只是支持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可能反对其另一些政策。支持谁当总统，不等于崇拜谁。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同样可以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也不等于崇拜。
追求宪政的人支持川普，有什么奇怪？宪政是限制公权力的制度，不是选拔圣人的制度。难道追求宪政，就只能支持民主党？共和党赢得选举，就意味着宪政失败？如果宪政的标准是支持谁当总统，那与天朝按政治立场划分敌我，又有多大区别？
这类标题上先给别人戴帽子的文章，等而下之，通常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不过，中文圈近年来激烈批评美国民选总统的现象，倒值得说几句。
美国总统是民选的。民主选择不保证正确，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甚至不保证胜选者获得全国过半选票，但至少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并且必须定期接受选民检验。美国人支持总统的可以批评总统，反对总统的更可以批评总统。总统再混账，任期到了也得重新接受选民裁决。
公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臧否政治人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影响力大，他国民众帮美国人监督总统，尽点国际义务，也未尝不可。
只是别总跑去替别人家看瓜，却荒了自家的田。
一个男人，天天挨本村恶霸欺压胖揍，连吭声都不敢，却整天高声痛骂邻村民选的村长，算什么好汉？一个女人，常受本村恶霸欺凌，却把满腔愤怒发泄在一个素未谋面的邻村老汉身上，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吗？
有人会说，我在中国批评中国，到了美国也批评美国。这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批评美国当局，究竟想影响美国政治，还是只想让中文圈的人听着过瘾？
真想监督美国政府，不妨到美国公共舆论场用英文发声，向议员施压，参加政治活动，或者通过选票表达立场。中文媒体当然也能影响部分华裔选民，但那些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受众的中文自媒体，天天用中文痛骂美国总统，除了挣流量、收打赏，究竟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多大影响？
美国华人集中居住的加州、纽约州，长期是民主党优势州。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这些州总统选举结果通常缺少悬念。中文圈骂得震天响，即使能影响几个华人，也很难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未必听得见，天朝宣传部门倒听得真切。
美国总统没监督成，倒替天朝省了不少宣传经费。
反美在天朝不是偶然的舆论情绪，而有其政权安全逻辑。美国的宪政民主、言论自由、权力制衡，以及对外部专制扩张的遏制，本来就与其维护不受制约权力的需要存在冲突。
当然，批评美国政府不等于反美。美国人自己骂总统，往往比外国人骂得还狠。但批评某项政策，与把美国当成主要敌人，是两回事。
本拉登、查韦斯也曾宣称只反对美国政府、不反对美国人民。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选民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你可以反对其政策，但不能一边自称尊重民主，一边认定凡是投票给自己讨厌的候选人的美国人，不是愚昧，就是被洗脑。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对美国民主的态度，全看选举结果：选出自己喜欢的人，证明民主优越；选出川普，证明美国人民愚蠢。原来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是美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
我理解许多人因为支持乌克兰抗俄，对川普政府的援乌政策失望，因而反对川普。完全可以。但支持乌克兰，不等于必须反对川普的一切政策，更不能因此抹杀美国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
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武器、后勤和军人。乌克兰军人自己流血牺牲，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则提供大量关键装备、情报、通信和财政支持。以单一国家计，美国长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援助者之一。欧洲合计援助规模可以超过美国，但这与美国作为单一国家的贡献并不矛盾。
美国民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Palantir的数据分析、SpaceX的Starlink卫星通信，以及Anduril等企业的军事技术，已深度参与乌克兰战场。没有这些技术，乌军的通信、情报和作战能力会是什么样，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不难想象。
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及“影子船队”的制裁、对乌武器使用限制的调整，也应逐项看实际效果。川普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应该批评，做得有效的地方也不必因为讨厌川普就装作看不见。
北约安全至今仍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战略关注，涉及俄罗斯、中国以及北大西洋防务。川普处理格陵兰岛问题的方式当然可以批评，尤其不能无视丹麦主权和格陵兰居民的自决权，但如果连北极战略价值都看不见，只会把一切归结为川普发疯，未免太小看国际政治了。
对乌克兰真正有利的政策，未必都出自自己喜欢的总统；对乌克兰有害的政策，也不会因为出自自己支持的政党就变得正确。
【百家爭鳴】（上）
1971年5月出生的诸葛宇杰在湖北坐了好几年冷板凳，今天终于扶正了，正式出任偏远省份青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还得走个程序。青海是官员镀金的好地方，全省500多万人，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青海做官不必考虑政绩，混夠资历再异地当个一把手问题不大。
诸葛宇杰早在9年前在上海就是李强的大管家，42岁晋升为副部，二十大前升为上海巿委副书记，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市政法委书记，算是李强的得意门生，二十大后平调到湖北担任省委副书记，当许多70后跻身正部时，诸葛宇杰好像被李强遗忘了，二十一大前夕，各路人马纷纷卡位站坐，诸葛宇杰终于如愿以偿，在55岁时解决了正省，下一步的仕途取决于李强是否继续占据党内排名第二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