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南泥湾》这首歌，很多中国人从小就会唱。歌里的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唱的是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抗战时期，这支部队开进延安东南的荒山，一边开荒种地，一边练兵，自己养活自己。 荒是真开了，粮食也真种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共西北局，就是管陕甘宁这一带的领导机关，派人到南泥湾调查，写了一份内部报告。报告说，前一年开进来的几支部队"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部队的人自己总结："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 特产就是鸦片。边区的公事上一般不叫它鸦片。经手这门生意的干部梁爱民后来回忆："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 中共一直以禁烟为招牌，为什么要种？因为边区已经没有钱，粮也收不上来了。 陕甘宁边区又穷，人口又少，却要养中共中央和越来越多的军队、机关。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又封锁边区。这一年边区向老百姓要二十万石公粮，还要他们替公家运盐。六月，边区政府开县长会，一个炸雷把延川县长李彩云打死了。这件事毛泽东后来自己讲过："有人说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同一个月，德国打进苏联，毛泽东又担心莫斯科的钱接不上了。 一九四一年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边区财政还"库空如洗"。第二天元旦，财政厅长南汉宸亲自带着武装缉私队，到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军需处，"缉获肥皂十三箱"。财政部门后来总结："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肥皂就是鸦片。那时部队自己贩烟已经很常见，这十三箱是军需处长私下弄来的。厅长把它没收了，拿它当了边区第二年统一收支的本钱。 这门生意，陕北本地的领导反对。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副厅长霍维德就来告诉他，下午四点毛泽东要听他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有老同志写了长信反对："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高司令是西北局书记高岗。南汉宸的传记从头到尾不提鸦片，只说土特产。 南汉宸到了杨家岭。毛泽东问他："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毛泽东说："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泽东接着说，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 明修栈道，是公开开荒种地、运盐换钱。暗渡陈仓，就是这门生意。毛泽东在小圈子里管它叫"革命的鸦片战争"。 南泥湾的地里，粮食和鸦片都有。当年给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当秘书的师哲，晚年被作家张戎问起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种烟要好地。那份报告写："只是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川地是河边的平地，这里最好的田。调查表上，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这一年种了一千亩烟。各单位报给调查人员的收成都不多，可是鸦片贵。一九四二年底的延安市面上，一斗小米卖一百二十五元，一两鸦片卖一千四百元。边区把自产的和晋绥根据地运来的烟都算上，这一年鸦片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四成，公粮从二十万石减到十六万石。总结写："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讲这段经过，说的是："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苏联派来的电报员尤任在毛泽东住处学打麻将，牌桌上问："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区就是边区。苏联代表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接着写："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说，以前边区把盐运到国民党地区去卖，"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这门生意要瞒着外面。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写："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对禁烟，雷厉风行，至今为止，禁种已完全做到……不愧称为禁烟模范区。"文章还说："我们希望大家去边区实地参观。"十二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社论，说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地里"种植了粮食、蔬菜和棉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王震到延安开座谈会，作家萧军当天的日记写："他讲了如何改善自己部队的伙食，用烟土换老牛，吃肉。"一九四三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八个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唱的就是这首歌。延安的文艺界清楚南泥湾种的是什么，歌里还是写"鲜花开满山"。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五九旅自己卖烟出了事。 这时候鸦片只许公家统一收、统一卖，由贺龙主管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这叫统销。部队自己卖就是私卖。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之前驻防绥德，东关还留着旅里的合作社。三月二十日，绥德的禁烟督察处得到密报，合作社的张主任常在东关零卖鸦片。督察处的密查员当天从他手里买了一两，付了一千四百元，约好晚上再买五十两。晚上，督察处派督察队长和缉私员等四个人去抓。报告只有一句："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至今未返。" 替张主任家跑腿的是绥德市民张作有。他上书给财经办事处说，张主任的妻子王风英常抽大烟，也常卖，他觉得"事系上峰主张"，是上面让干的，就帮着卖过十次以上。二十一日交货时，督察处把他抓了，问明他没有从中赚钱，又放了。他接着写： "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 九旅就是三五九旅。 贺龙为这件事两次写信给王震，第二封信写："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那四个人叫什么名字，信里没有写。 一九四三年，边区下了禁种令，老百姓不许再种。公家的买卖没有停，货大半改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运来，陕北部队的地里也还有人种。偏僻地方的老百姓地里还留着烟苗，怎么办？八月一日，一份秘密通知发到各县，题目叫"禁种特产"，签名的是延属地委书记、专员和王震。王震这时除了当旅长，还兼着延安这一带的警备司令和代专员，军政都管。通知要各县查清"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各县手里的鸦片一律"送交专署，统一出售"。通知的最后一句是： "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烟农看到的，是公家来禁烟，罚他，把烟收走了。他不知道，收走的烟接着就送去卖了。 禁种令发了，九月二十二日，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里写，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批准加强"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要在一年内往国民党地区的市场至少送去一百二十万两鸦片，"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任弼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日记接着写："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十月，毛泽东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讲："这样大的开支，没有鸦片烟怎么办？所以鸦片烟要专卖，不准分散搞了。"十二月，边币跌价，当年几位领导说宁肯饿死的西北局，这回通过的办法头一条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 一九四二年的报纸请大家来实地参观，到一九四四年春天，真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四月二十八日，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里写："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那年夏天，记者团到了南泥湾，团里国民党方面的记者到处找种鸦片的证据，没有找到。六位外国记者有人天天跟在王震身边，都不相信边区种鸦片。 三五九旅的主力南下了，留下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开到东北。东北的老兵记得这个旅来的时候就挺富，"黑（烟土）白（银子）货挺多"。 这些话，一九八九年八月写进了解放军出版社的《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是沈阳军区的报道员，这本书写东北内战，照实写了林彪的战功，军内主要批它替林彪翻案。老将军苏静当时告诉读过初稿的军队老编辑刘家驹，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书，"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出版社找来张正隆，要他改，要他删掉"黑色描述"，举的例子是："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 总政治部下了令，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半夜带人赶到张正隆所在的部队，把他抓了。国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政主任杨白冰才宣布：这本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解除监禁。他被关了一个月。 《南泥湾》这首歌今天还在唱。官方讲南泥湾，讲的还是开荒种粮，不提鸦片。 ——西北局办公厅边区研究室《南泥湾调查》（1943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268—272页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史志诚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延属地委秘密通知（1943年8月1日），第137页；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三五九旅合作社张主任售鸦片及张作有呈文的两函（1943年3月22、24日），第265—267页；《新华日报》1942年6月3日文，第284页（原件藏陕西省档案馆）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约第17—18页；同书第五编约第109页（停发军饷）、约第141页（1943年12月决定）；1942年延安物价，第四编第438—439页，转引自洪振快《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约第253—258页 ——梁爱民《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99—100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约第230页；《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约第69页（县长会）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译本，哈耶出版社2009年，1942年8月2日、1943年9月22日、1944年4月28日条，第57—58、161—162、226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约第212页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1942年5月3日条，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社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37—538页 ——陈永发《延安的"革命鸦片"：毛泽东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纪》2018年8月号，第57—62页（三五九旅驻防绥德、禁种与晋绥、记者团、毛泽东1943年10月讲话） ——张正隆《雪白血红》，天地图书2010年版，第518页；刘家驹《〈雪白血红〉蒙难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下午五点二十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一位法国左翼参议员。他叫密特朗，四十四岁，二十年后当选法国总统。他到中国已经两个星期，中方安排他看了人民公社、农业展览和小高炉。 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多半在谈阿尔及利亚。快结束的时候，密特朗自己提起一件事。他说，离开法国之前，右翼报纸造谣，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和饥荒；到了中国才看到，中国人民在主席领导下正努力克服困难，他很佩服这种精神。 毛泽东回答，中国是有些困难，正在克服；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有的是错了，有的是有意造谣。以上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里的谈话记录。 密特朗回国后写的文章和书当年就公开发表了，里面毛泽东的口气要硬得多，下面这些话中方记录里都没有。毛泽东说，你们西方的报纸用大标题登他们所谓的中国饥荒，“他们的宣传需要一份分量很足的死人”，“我们的人民公社让他们恼火”。最后是这一句： “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两份记录口气软硬不同，都把饥荒说成西方造谣，都没有告诉这位客人中国在饿死人。 饿死人的事，他早就听到了。三个月前，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工作组报回来，光山一个县饿死了二十万人，很多村子没有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批给周恩来一份报告，说党内接下来要有一段时间，专门大讲三分之一地区形势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那时他说，这是坏人当权闹的。 见密特朗的两个多星期前，他让秘书田家英带人到浙江农村，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直接向他汇报。那个差队是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在四百斤以上，一九六〇年只有二百九十一斤。 见密特朗的同一天，同在杭州，毛泽东还和浙江省委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谈的就是这个和合队。他说，落后的地方要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和合队主要是上面瞎指挥。省委负责人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三个月前他说的是坏人当权，到这时已经改口。 谈到农民的自留地收了又发，他顺着省里的说法讲： “现在反覆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接着又说： “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这时中国已经开始从国外买粮食了。这年二月初，加拿大农业部长对外宣布，七十五万吨小麦和二十六万吨大麦要在几个月内运往中国。买粮这件事瞒不住。他可以承认有些困难，不肯承认成村成村地饿死人。 他不肯对这位客人说实话，是因为他正在和赫鲁晓夫争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赫鲁晓夫讲和西方和平共处，毛泽东要把各国想拿枪夺权的人拉到自己这边。一九六〇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而这一年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人民公社是他的招牌，照密特朗的记录，他说“我们的人民公社让他们恼火”。外国人要是知道人民公社搞得成村成村地死人，谁还会来学？ 阿尔及利亚就是他要争的地方。那里的游击队正在打法国人，中国承认他们的政府，送去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那天密特朗告诉毛泽东，他去年去非洲，感到毛主席在那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光是政治上的，还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毛泽东接过去问他，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和麦克米伦，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在那里没有人买？密特朗笑了，说怕占了主席太多时间。 一个西方左翼政治家回去说一句话，比北京自己说的管用得多。十五天后，二月二十三日，法国《快报》登出密特朗的话：毛泽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中国人民绝没有到饥荒的边缘”。他当年出的书里称毛泽东是“一个以多才多艺闻名于世界的伟大学者”，并传达他的话：中国没有饥荒，只是“一时的匮乏”。 在赫鲁晓夫面前，饿死人这件事更不能认。他送上门的粮食，中国也没有收。毛泽东见过密特朗十九天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他，尽管两党正在争吵，还是提出借给中国三十万吨小麦、七十万吨黑麦和五十万吨古巴糖。三月八日，周恩来口头答复，说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只收下了糖，粮食请苏联先存着，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再说。后来才向苏联远东借了二十万吨，供给东北，再从西方买粮还上。收苏联的粮，就等于向对手认输。也是那年春天，中国在加拿大买的约六万吨小麦，直接运去了阿尔巴尼亚，那是共产党阵营里唯一站到毛泽东这边的国家。 那几年来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人亲眼看到了饥荒。阿尔巴尼亚当年和北京谈援助的主要代表叫希地，多年以后，他对写毛泽东传记的张戎说： “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毛泽东对密特朗说没有的那场饥荒，一九八〇年，胡耀邦公开说出死了两千万人。后来的研究者算出来的数字，有三千六百万，有四千五百万。 ——《毛主席接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 107-00972-06，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馆英译本 ——François Mitterrand, La Chine au défi, Julliard, 1961，转引自 Julien Legendre-Terzariol《Mitterrand et Mao : le Sphinx et le Moine》（2022）及冯客书 ——《快报》（L'Express）1961年2月23日，转引自 Xavier Raufer，Boulevard Voltaire，2018年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05—407页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联经，2021年，第25章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612—613、654—655页 ——毛泽东致田家英信（1961年1月20日），《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2页，毛泽东批示（1960年11月15日） ——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3卷，新世纪，2012年，第30—31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502页

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全市的私营工厂和商店要一次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政府进厂当股东，由政府说了算。新华社记者去采访荣毅仁。他那年四十岁，荣家在八个城市有二十四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周恩来叫他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你多半听说过他，知道他是红色资本家，后来办中信，当国家副主席。 他告诉记者，不少外国客人到上海来问他同一件事：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 他的回答一月二十二日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自愿接受改造”，“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一九五二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查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这些事。工作队进厂，发动工人揭发老板，向老板算几十年的剥削账。上海从一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人以上。上海大康药房的经理王康年，二十九岁，抗美援朝时干部几次要他捐飞机大炮，他没有捐。五反一来，报上说他卖假药，害死了志愿军伤员。他自杀没有死成，被抓起来枪毙了，妻子服毒自尽。 荣毅仁也逃不过。他交代的违法所得有二千四百多亿元，这是当时的旧币，一万元合后来的一元。上海市委的报告写，他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运动当中，他对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说，从东北到广东，各地都在向他要账，他名下只有上海一座住宅，只能拿厂去抵，或者搞公私合营，才有出路。他还说了一句话，记在上海的档案里： “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他没有走到那一步，因为上面要留他。查完的老板分五档，最好的一档叫完全守法户。定案时，主持上海五反的薄一波和市长陈毅商量，陈毅说定为第二档，基本守法户。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应退一千二百九十亿的人，就这样进了最好的一档。薄一波后来讲了原因：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他又说：“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一座城市，同一场运动，王康年枪毙了，荣毅仁成了标兵。他能活着、能体面，都是上面一句话给的。 三年后，轮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全会上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两个星期后，他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到中南海座谈，荣毅仁也在。他说：“要有一些人早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他要每个大中城市有几十个、百把两百个带头的人，“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他还警告，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受批判斗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开会讨论怎样改造资本家，周恩来在会上讲到他。薄一波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回忆录： “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十天内完成全市的改造。当天下午，市委请工商界座谈，荣毅仁说： “我们要最快的在一星期内争取全市公私合营。” “我这里要求领导在我们提出申请后，立即批准。” 市委定的是十天，他要的是七天。一月二十日，上海一次批准十万六千二百七十四户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 就在这几天，记者到了他家。客厅靠窗摆着一架钢琴。他从外面开会匆匆赶回来，说：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 妻子去了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去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说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问得很直：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他想了一会，答道：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记者告辞以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他把谈话记录念了几段给夫人和孩子听。 那些天，各地的老板都在敲锣打鼓申请合营。中共官修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这本书接着举例，举的是一位“纺织大王”，引的就是荣毅仁这次采访，然后说：“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根据和效果。” 他说没有失去什么。那么老板们失去了什么？官方的说法叫“赎买”，意思是国家出钱买。 这个买是这样买的。打个比方。你有一栋楼，收租。政府说这楼我要买。价钱在政府主持下定，你先自己报，再由政府的人、工人代表和同行一起评。你知道讨价还价可能被看成抗拒改造，不敢报高。一百万的楼，定成十万。政府又说，这十万不一次给你，每年按百分之五给你，五千块，这叫“定息”。这五千块从哪里出？从这栋楼收的租里出。说好付七年，到时候还可能再延几年，然后楼就归政府了。 你算一下。七年你拿到三万五，这三万五本来就是你的楼收来的租。政府一分钱没掏，楼到手了。 全国的工厂商店就是这样买的。全国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一共只估了二十四亿元，不到实值的十分之一。估低了，官方自己也承认。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发通知说，各地估价“一般有偏低现象”，原因“主要是资本家表示积极，故意压低，也有的心存疑虑，宁低勿高”。 荣家这笔账，他后来自己说过。一九七三年周恩来问他资产估值多少，他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元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 所以“我还是过得很好”，对他是实话。小老板就不是这样了。有的小店主连家里的锅碗都被拿走，补偿只够买烟抽，运气好的留在自己店里当职工，一个月二十元。 他为什么能过得很好？毛泽东讲过。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他跟工商界人士谈话，说定息不要急着取消： “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 开头那些外国客人来看他的住宅，看的就是这个。 十年后，荣毅仁已经调到北京，当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进他在北太平庄的家。那个夏天，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几年起不了床，他的右手食指被打断。 三天后，别处的红卫兵在全国工商联开斗争会，斗了荣毅仁等十三个人，罚跪，挂牌子，剪头发，脸上涂黑，用皮带抽。同一天，中学生向民主人士下令：定息、股票马上烧毁或上交，上下班不许坐汽车，要参加打扫卫生。九月，定息取消了。原说付七年，后来延了，到这时付了十年，全国一共约十二亿元，只有那二十四亿估价的一半。 国庆前夕，他给纺织部的陈锦华打电话： “我收到国庆的请帖，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 陈锦华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 他说：“那我怎么去啊？” 陈锦华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 二〇〇一年，他八十五岁，还对记者说：“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走对了。” 回到外国客人那一问。他不是真心的。他心里的话留下了两处记录：一九五二年的“只好上吊”，一九五五年的“眼泪直流”。两处都记在共产党自己的档案和讲话里，上面全知道，还是要他带头，还是把他那句“自愿”印给全国的老板看。不带头的下场，一九五二年上海的老板都见过了。这个“自愿”，是逼出来的，也是摆给人看的。他一直说到八十五岁。 ——徐中尼《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第2版 ——狄建荣《荣毅仁回忆同共产党的合作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353、356—357、498页（周而复记录、上海市委报告均转引上海档案馆藏档） ——袁凌《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第15页（王康年案） ——《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引薄一波回忆） ——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1—204、225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9—430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1—182页（上海1956年1月大事）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1109页 ——朱良《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第56页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Bloomsbury, 2013（小业主的处境）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第181页 ——陈锦华口述，徐建刚、黄金平采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2008年 ——计泓赓《留在荣毅仁夫妇的记忆里》，《人民日报》1998年2月27日第5版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33页

官方网站上写过毛泽东和贺子珍长征路上的两个场面。 一九三五年二月，贺子珍在川南刚生下孩子，他匆匆赶到，弯腰在她耳边说：“子珍，我来迟了，你受苦了！”听说孩子已经寄养给老乡，他“感到鼻子酸酸的，眼眶湿湿的”。两个月后她被敌机炸伤，他骑马赶来，“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这后一段出自一篇文章，题目叫《毛泽东长征路上的4次落泪》。 旅英作家张戎写毛传，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她记下的是另一个样子。她生孩子那天，他就在同一个镇上，没有来。她被炸得只剩一口气，他在隔壁村子，第三天才来。他后来还拿她生孩子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 这门亲事是在井冈山结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一九二八年，山上的头领袁文才要毛泽东真正入伙，把亲信贺敏学的妹妹、十八岁的贺子珍说给了他。他要靠这门亲事赢得山上旧人的支持。第二年他下了井冈山，用不着再靠她去笼络山上的人，她的地位一路往下掉，成了一个跟着他走的妻子。 到长征出发前，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头一个是女儿，一九二九年生在福建龙岩，没满月她就跟他转移，把孩子寄在奶妈家，三年后回来，孩子已经死了。第三个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第二个是儿子，叫小毛，这时两岁。 出发前一个月，他掉过一回眼泪。红军指挥官龚楚晚上到他家吃夜宵，贺子珍把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来。那时他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喝了酒，他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龚楚记下，他“说时竟凄然泪下”。那回的眼泪，是为丢了权。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撤出江西，上面定了规矩：能跟部队走的女人只有三十来个，几乎都是高层干部的妻子，孩子一个不准带。小毛留给了她的妹妹和他的弟弟毛泽覃。她哭得很厉害。他没有跟儿子道别。 部队走到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开会，他丢掉的权回来了，进了领导层。多年后他讲给女儿听：那天回到家，他背着手在屋里踱方步，逗她妈妈笑，“当天晚上，我们高兴极了”。他没对女儿讲，她妈妈那时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二月十五日，川南白沙。红军在大雨里走了三十公里，她下了担架，躺进一间草房，几个小时后生下一个女儿。他就在这个镇上，没有来看她。部队只在这里停一天。要抬她上路的时候，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把孩子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请她给孩子取个名字。她不住地流泪，摇头，说她再也见不到这个孩子了。钱希钧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当钱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医疗大队长回忆，董必武写了张条子留下，大意是：“大军行进，不能带着这个新生婴儿。我们把她交给你养大，让她做你的孙女儿，以后她长大，可以照顾你。” 后来行军路上两人遇见了，她告诉他孩子丢下了。他点点头，说：“你做得对。”收养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死了。 孩子确实只能丢下。女人把孩子生在路上再送掉，在革命队伍里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年休养连（长征时安置伤病员和女人的连队）的指导员后来写到这里，称之为“我们女红军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的却是：“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这话后来传到她那里。她对朋友说，这句话让她“很受伤害”。他不把妻子生孩子受的苦当回事。 产后两个月，四月的一个傍晚，她和战友在路边歇气，三架飞机低低地飞过来，机枪扫完，炸弹落下。十几块弹片切进她的头和背，有一块从背上一直划到右胳膊。血从伤口、鼻子、嘴里往外淌，她人事不省。医生说她也许只能活两个小时。连里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打电话给他。他在隔壁村子，没有过来，据说是“很累”，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派来自己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直到第三天，他才来看她。她已经醒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那位指导员多年后在党史刊物上写的不一样：他当晚打着马灯带医生来。就是照这个写法，他到了也是先向董必武问连里的损失，才去看她。 往后的路上，她疼得受不了，求身边的人给她一枪。后来照X光，她身上还有十七块弹片。 到陕北后，她在保安的窑洞里又生了一个女儿，不到一年再次怀孕。一九三七年，他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年轻女翻译来往密切，她和他吵翻了，带着身孕离开延安到了西安，要去苏联取弹片。刘英正要去苏联治肺病，他托她路上带着贺子珍，劝劝她。他对刘英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又说：“她没有革命热情。”他说这话时，她身上带着那些弹片。 刘英在路上劝她别为小事吵架。她对刘英说，是他不好，“没有温情，就连我生孩子，他也不来照顾我”。 到莫斯科，她又生了一个男孩，六个月就死了，她抱在怀里不肯下葬。她给他写信，寄去照片。回信是：“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 九年里她怀过十胎，生下三子三女。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保安窑洞里生的那个女儿。 共产党胜利后，她一心要找小毛。小毛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四月毛泽覃战死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她妹妹在找的路上出车祸死了。后来找到一个男孩，她认定就是，另一位红军遗孀也认了，中央把孩子判给了对方。她哥哥贺敏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见他，想请他说句话。他说：“这事我不好管”。 同一个小毛，后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一九七二年，江青接受美国学者维特克采访，说起这个前任：“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白沙那个女儿，她从没有认真找过。她对身边的人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 一九八四年，贺子珍去世那年，当年休养连的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4—45、50、105—107、126—128、166—167页 何方访谈刘英（1999年），《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第11—13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295、302—304页 李见珍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41—42、50—51、56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385—386页 《解密毛泽东长征在川南痛失爱女始末》，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毛泽东长征路上的4次落泪》，红网，2016年8月22日

一九七五年春节过后，北京的中央直属招待所腾出两间会议室，改成病房，从乡下接来四十个老人。 这四十个人都得了白内障，需要开刀。给他们开刀的是中央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的著名眼科专家，不收钱。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经手了这件事，他在回忆录里写了这些人的来历： “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又没有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 那一年，毛泽东两眼白内障，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要开刀，得先有人试。 提起毛时代看病，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觉得那时候农民有人管。这个方向是毛泽东自己定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对医务人员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他说卫生部干脆改名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又说医学教育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 接下来的十年，村里挑人，学几个月就给人看病，这是赤脚医生；公社、大队和农民凑钱，分担一部分医药费，这是合作医疗。到一九七五年，全国有赤脚医生一百三十多万，七成以上的大队办了合作医疗。可是很多穷地方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拿不出多少钱买药。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对来访的墨西哥总统，是这样说这个办法的： “赤脚医生也是个穷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用这种办法了。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 李志绥亲眼见过农民生了病是什么样。一九七〇年春天，他惹恼了毛，毛叫他组织医疗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他带人去了黑龙江宁安县，一个村一个村走。那里的农民生了病要走到县城去看，可是“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秋收的时候，一个老农妇的眼角膜被麦芒扎穿了。李志绥手边没有合适的药和设备，叫她去城里的医院。他写道：“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他还写了一句：“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 这是同一个秋天。十一月六日，他正在村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了来，车上的人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他立刻回去。吉普车把他送到牡丹江机场，那里停着一架接他的伊尔62。他写道：“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深夜两点多到北京，车子直接开到中南海。毛坐在沙发上等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请你回来。”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做全面检查。两眼白内障，文件全靠别人念给他听；此外还有冠心病、肺心病和运动神经元病。这些都是绝密，报纸上还在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毛泽东不信医生，他常说：“医生的话不能听，最多只能听一半。”很多人劝他开刀，他不肯。毛的大管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想了个办法，对李志绥说，眼睛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才能下决心治。” 医生们自己也定不下来。西医主张把浑浊的晶状体摘掉，可是切口大，毛咳得厉害，一咳伤口可能裂开。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主张用中医古法针拨，把晶状体拨到一边，几分钟做完，不用缝针。西医说，晶状体还留在眼睛里，时间一久会出别的毛病。央视后来讲唐由之的片子里说，印度做过552例针拨，两年内病人全部失明。唐由之改进过这个手术，自己做的记录很好。两边讨论好多次，谈不拢。医疗组里的人忧心忡忡，出了问题，他们得负全责。 汪东兴要的那份报告，医生们也需要。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万一出事，是他自己选的，不是医生替他定的。来试的人，年龄和身体要像毛；毛的病不能让人知道，手术万一做坏了，也不能有人来追问。为什么偏找这样的人，没有人留下话，可这些条件，无依无靠的老农民都合得上。北京市政府找来的，就是这样的老人。 四十个老人住进招待所，分成两组，一组摘除，一组针拨。医生把两组的手术时间、术后恢复和效果写成报告，送给毛。这几个月周恩来自己在住院治癌症，七月间他两次从医院出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的眼睛。有一种给毛用的眼药水，他先拿自己的眼睛试，确认没有副作用才给毛用。周恩来知道自己在替谁试。那四十个老人不知道。 七月，最后一个病人出院了，上面传来毛的决定，用针拨。他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送到他那里的报告，就是从四十个老人身上记下来的。 七月二十三日夜里，中南海游泳池的大厅用布幔隔出一间手术室，周恩来、邓小平都守着。从打麻药到做完，一共不过十二分钟。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 那四十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手术后回了哪里，针拨的那一组后来有没有出西医担心的毛病，都没有人记下来。大陆后来的报道说的是“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给病人“免费实施手术，并实施对照观察”。 要不是毛泽东也得了这个病，这四十个老人这辈子也见不到这些医生。照大陆报道说的，他们多半重新看见了东西。回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手术是替谁试的。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70—72、85—87节（据互联网档案馆藏电子本）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全集》第4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456—458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571页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余玮《唐由之：我曾为毛泽东主刀做手术》，中国网，2016年；王利敏等《唐由之：金针点睛 垂范中西》，《中国科学报》，2016年；央视《东方时空》唐由之专访，2006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军大队从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过河，有一匹马掉进河里淹死了。周恩来听说后很着急，问指挥过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听说没有，他又问："一个都没有？"杨成武答："一个都没有。"这段问答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讲出来的。 五十年后，杨成武在北京家里对来访的泸定县干部讲这一天，说二十二名勇士踏着铁索冲过去，穿过桥头的火海和守军肉搏，最后"只剩下了18名"。两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是："突击队二十二名英雄，当时牺牲三个人。"同一个人讲同一件事，一次说一个都没有，一次说只剩下十八名，一次说牺牲了三个。这件事就是小学课本里的飞夺泸定桥。 泸定一带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红军到达前夕，驻在泸定城里的川军旅部被调去了五十公里外的康定。课本故事里守桥的李全山团，从川军当时的电报和部署看，驻在远处的化林坪。五月二十九日红军到了桥西，把指挥部设在桥边的天主教堂，隔河往泸定城里打炮。 桥边有一家豆花店，店主是一位妇女，红军就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她九十三岁，头脑还很清楚。她对来访的作家张戎说，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的时候"没有打"。 她还记得红军来借门板铺桥。桥上的木板有的损坏了，可能也有拆掉的，老百姓就把门板交出来，有的人家连宝贵的棺材盖子也交了。队伍过完，各家再把自己的东西认领回去。张戎还查了当时的文献：先过桥的二十来个人过桥后领了奖品，没有一个受伤，后面的大队也没有伤亡。桥板拆光、只剩几根铁索的样子，只在后来拍电影《万水千山》时有过。 川军不拼命，跟蒋介石的打算有关。当时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各有各的军队，不向中央交税，也不让中央军进来。蒋介石要把这三省拿到手，将来和日本打仗时做后方，可是硬打进去就是内战。他的办法是把红军往这些省里赶，军阀怕红军落脚，只好让中央军进来帮忙。所以蒋介石不能把红军消灭，红军没了，军阀就不怕了。他对秘书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红军一进贵州，中央军就跟着开进省会贵阳，贵州军阀王家烈不敢拒绝，没过多久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接着轮到四川。红军从云南北上入川，一路没有战斗，中央军跟了进去，蒋介石本人五月也到了四川。 王家烈的下场就摆在刘文辉眼前。要是他的兵和红军拼光了，中央军正好进来；红军早一天走，他的地盘就多保一天。西南的军阀都是这样，打几枪应付南京，把红军送出境。五月二十九日当天，刘文辉给蒋介石发电报："我泸定桥李团亦与沿河之匪奋战。" 夺桥后第五天，六月三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报纸《战士》登出一篇总结："敌一团扼守桥头，毁去桥板，并在桥头纵火。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这篇总结没有写到有人死。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到陕北，被封锁在一片穷地方，缺钱缺物。这一路为什么走得通，中共对外不提，长征只能讲成杀出重围的胜利。十二月，毛泽东讲长征的意义，说的是"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要来陕北。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也想向国内外募捐。八月五日，他和杨尚昆给走过长征的人发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第二天，红军干部童小鹏在日记里写，稿子"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到十月底，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持的编辑部收到两百多篇稿子。 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彭加伦交的一篇，题目就叫《飞夺泸定桥》，这个叫法从他开始。他写对岸"敌人在两旅以上"，敌人隔河喊"飞过来呀"，二十二个英雄冲进火焰，衣服帽子眉毛头发都烧了，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最后"本日的战斗，我们只伤亡三人"。 斯诺在陕北见到了正在编的稿子，也采访了毛泽东和红军将领。到他的《红星照耀中国》里，人数又变了，选出三十个人爬铁索，"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本书第二年在伦敦出版，此后各国读者读到的泸定桥，就是这样一场血战。 开头那句"只剩下了18名"，是一九八五年一月讲的，那次泸定县干部王永模到北京请杨成武回去参加夺桥五十周年庆典。王永模问，要是二十二个人都牺牲了，过不去，怎么办？杨成武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我就再派22个人过来，桥我们是一定要拿下来的！" 两年后的回忆录里，他写二十二人当时牺牲了三个。隔了三页，他写中央军委给二十二个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发奖，每人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牺牲的三个人是领不了碗和筷子的。对岸有多少守军，他写"两个团"，彭加伦写"两旅以上"，《战士》写一个团，刘文辉自己说两营。 也有记录说这一仗打过。刘文辉那封电报是一份。中央档案馆前不久开放了红军五月二十九日的报告，说占了桥，"今日共俘虏人枪各百余"。五天后的《战士》写泸定桥这一仗，俘获的是"人枪数十"。四个川军旧军官写过回忆文章，说李全山团就在桥头，打了一天，伤亡约五十人。据二〇二二年《人民政协报》的文章，这篇回忆写于一九六五年，那年八月杨成武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夺桥的长篇回忆，人在大陆写这件事，不会有人写桥上没有打仗。刘文辉要向南京交差，红军要报胜仗，所以纸面上都写成打了仗。可是周恩来当时问人有没有受损失，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带着家人重走长征路，到了泸定桥。回到北京见邓小平，他说红军在万分险恶的条件下冲过了这座桥，过不去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据布热津斯基二〇〇五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回忆，邓小平笑了笑，说："我们的宣传是这么讲的。我们需要它来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那是一次很轻松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对面只是军阀的一些部队，拿的是老式火枪，算不上什么壮举，可我们觉得必须把它戏剧化。" 一九八五年五月，泸定开夺桥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为纪念碑奠基。碑名"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是邓小平题写的。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112、118、131—133页 ——Zbigniew Brzezinski, "America and the New Asia", The Michel Oksenberg L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9, 2005, p.3 ——红一军团政治部《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战士》第186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 ——彭加伦《飞夺泸定桥》，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三联书店，2019年；征稿信、童小鹏日记、编辑经过见该书前言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五篇"大渡河英雄"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7、164、167页 ——新华社《新华社记者重访长征路：泸定桥至今令观者胆寒》，2006年9月24日 ——高波《"飞夺泸定桥"是如何被世人熟知的？》，《党的文献》，人民网转载，2012年12月4日 ——刘文辉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1 ——刘文辉1935年5月31日谈话，转引自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国家档案局《以档证史、以档补史、以档正史》，2026年10月 ——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1979年6月，转引自蔡永飞《原川军将领回忆飞夺泸定桥之战》，《人民政协报》2022年7月21日 ——张戎答《多维》采访，转引自Gregor Benton、林春编《传记还是杜撰？》，大风出版社，2008年 ——1981年会见布热津斯基、1985年题碑名，据上观新闻2020年8月21日引《邓小平年谱》

"三年自然灾害"这几个字，杨继绳信了很多年。他父亲就是1959年春天饿死的。他后来当了新华社记者，为了这几个字，五次去国家气象局，要查那几年的天到底怎么样。 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一中读高中，课余正替学校团委办"五四"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村里赶来，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父亲已经没有力气去刨树皮，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倒在半路上，是村里人抬回家的。 杨继绳向班主任请了假，在学校食堂停了三天伙，取出三斤大米，赶回村里。门前的榆树没有皮了，白花花的，树根也被刨光，剩下一个土坑。村里没有狗叫，没有鸡跑。家里没有一颗粮食，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父亲半躺在床上，想伸手招呼他，手没有抬起来，只动了动。杨继绳后来说，这只手和他在生物解剖课上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差不多。父亲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是叫他赶快回学校去。 这个父亲其实是他的伯父，从他出生三个月起把他养大。不管刮风下雨，老人都抱着这个孩子走乡间小路，到四乡去求人喂奶。分了田以后去交公粮，老人让孩子挑两小袋稻谷同行，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走到半路孩子挑不动了，老人把孩子连同那两小袋稻谷一起放上自己的挑子，送到粮站。 两个月前，老人还托人叫杨继绳回家一趟。生产队偷偷杀了他放的那头水牛，他家分到一斤牛肉。杨继绳一进门就闻到肉香。老人不吃，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他吃不下。杨继绳大口吃了，老人在旁边看着。那时老人的腿已经肿了，杨继绳不知道那是饿的。 这一回，杨继绳挑满了水缸，又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来的米煮了稀饭，送到床边。老人已经咽不下去了。三天以后，老人死了。 杨继绳后来写道："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他以为家乡的事是个别现象，父亲的死只是自己一家的不幸。第二年他考上清华，1964年入了党，毕业后分到新华社。 他父亲这个春天没粮吃，本该吃的是1958年秋天的收成。比常年减产三成以上的地，官方叫成灾面积。按官方自己的统计，1958年的成灾面积比前后几年都少，那是个好年景。 这一年的粮食没有留在农民手里。到了秋天，劳力都去大炼钢铁。浠水全县五十多万人，十三万多人砍树烧炭，他们学校把上下课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炼铁炉。地里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国家又按吹出来的产量定征购，就是从农民手里收粮，1958年收走1175亿斤。挤掉的是农民的口粮。 从1958年底起，农村就不断饿死人，各地告急，请求少征一点。1959年3月底，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导，把粮食征购的比例从29%提到40%。这些粮食要拿去出口，换外汇搞军事工业。4月9日，国务院秘书厅又送上一张春荒统计表：十五个省，2517万人没有饭吃。4月17日毛泽东批示，把材料印三十份，送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请他们迅速处理。杨继绳的父亲就是这个月倒在买盐路上的。批示发下去了，毛泽东和中央仍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征购没有降。这一年全国产粮3400亿斤，比上年少600亿斤，国家收走1348亿斤，比上年多173亿斤。 那年夏天，一些省份真的旱了。七八月间黄河、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少雨，河南七到九月的雨比常年少一半，湖北也在受旱最重的省份里。杨继绳的父亲那时已经埋了三个月。 也是这个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写信说大跃进出了问题，被定成反党集团，接着全党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总路线，合称三面红旗，都是毛泽东定的。这以后，谁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帽子。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开了粮食问题的会，会后省委向中央报告，全省除兰州市外，45个县市缺粮。8月1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他被打成"甘肃的彭德怀"，经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各地还在饿死人，总得有一个能说出口的原因。"自然灾害"就是这时候出来的。 195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登周恩来的讲话，说人民公社"在战胜今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继续增产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1960年元旦社论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这时候，"特大自然灾害"是拿来夸公社战胜了灾、粮食还增了产。 1960年死人最多，灾也越写越大。10月1日，国庆社论说这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12月，新华社说"近百年来没有过"。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定下来，"百年未有"，这就成了正式的解释。 1960年11月14日的紧急指示，要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玉米根粉、小麦根粉、橡子面、小球藻都写在里面。指示说的还是"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灾只要算在老天头上，就追究不到毛泽东。 上面的人知道。1961年，粮食部和统计局受命让各省填表，汇总出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后通知粮食部的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同一年的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讲的是："克服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 1962年1月，七千多名干部到北京开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台上讲，他回湖南问过农民："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他还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那七分算谁的，九天前的1月18日，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已经有人问到了毛泽东。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周恩来接着替毛泽东说话，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会开完，没有人为饿死人负责，天灾的说法也留了下来。 杨继绳是在文革里开始明白的。湖北省长张体学说了一句话：湖北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他这才知道，家里的事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当了记者，看到的东西多了，他写道："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他开始写这场饥荒。写到天灾这一部分，他想找一份不靠官方报表的数字。他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找到农业气象学家高素华主编的一本图集，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1951到1990年的资料画成曲线。 这些曲线算的是全国。中国这么大，总是这里旱那里涝，要看全国加起来，雨水比常年偏了多少。曲线上，1960年偏旱，气象上算一般干旱，比1955、1978、1988等七个年份都轻得多。1978年比1960年旱得厉害，那时文革刚结束，没有饿死人。1959、1961年全国的雨偏多，只算一般涝年，比1954、1973年轻得多。这是全年的算法。单算庄稼生长的4到10月，这三年的降水偏离常年的幅度，是四十年里最小的几年。 五十年代最大的灾是1954年的长江大水。有人死在洪水里，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家里还能存粮备荒。 官方的灾情数字确实很高，1960、1961年的成灾面积，在当时是最大的。这个数是各级政府一层一层报上来的，饿死人以后，报灾多了，上交就少，救济就多，饿死人的责任也轻。1978年的成灾面积和1960年相差不多，那年的粮食却增产了。 四川华阳县的左学富当年14岁，他说："根本就没得天灾。"他记得的是："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援国家。"他嫂嫂后来得浮肿病死了。 书稿这一部分写完，杨继绳心里还不踏实。2005年8月30日，他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见到已经退休的高素华，请她看他写的这些文字。高素华说他的理解是对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按这些记录，那三年没有比常年多出来的天灾，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也站不住。 杨继绳算出来，那几年饿死了3600万人。他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叫《墓碑》。他说，这块碑是给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的，给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的，也是给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的。 官方后来承认了错误，"自然灾害"这个说法一直没有收回。收回了，就要回答那几千万人是谁饿死的。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写的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2024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网站解释总人口数据，写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上篇第5—8、11—13、40页；下篇第652—659页（灾情统计、350站资料、高素华访谈）、第946、1017—1018页（炼钢铁、收粮）、第972—973页（周伯萍）、第1112—1113页（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第1167页（十五省春荒）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1960年1月1日、10月1日、12月29日，1961年10月1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1960年11月14日指示）、第14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6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1962年1月27日讲话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1959年征购数） 秦卫东《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左颖嶷《风雨故土》，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004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家统计局网站《正确解读总人口数据》，2024年12月30日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给在上海的小女儿回信。一九四八年家里从南京搬回重庆，是女儿主持搬的，错把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也搬了回来。她后来偶然知道了，写信告诉父亲。他已经写信去问公司南京办事处的主任，对方没回，他准备再写，要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归还或者赔偿。十九天后，他吞了安眠药。 民生公司是他一九二五年和几个朋友在合川办起来的，后来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把外国轮船从长江上游挤了出去。抗战初，兵工厂、纱厂的机器堆满了宜昌的江边，是他在现场指挥，赶在日本人打来之前运过三峡，进了四川。后人把这件事叫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他在公司只拿一份工资，兼职的收入都捐给了北碚。他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 一九四九年底共产党进重庆的时候，他在香港，公司最好的十八条船也在那边。第二年春天，重庆急电香港：工资发不出了。修船、买油的钱也没有。从前缺钱可以找民营银行，现在金融归新政府管了。他和董事会商量，自己去请新政府来合营。六月，他悄悄离开香港北上，那十八条船也陆续开了回来。八月十日，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签了合营协议。 回重庆路过武汉，长江航务局局长刘惠农接待他。他对刘惠农说，很感激党，要在长江上大干一场。 这位刘惠农四十多年后写回忆录，把两边要的都写了。卢作孚要的，是政府出钱入股，帮公司渡过难关，派来的代表只进董事会，不管公司的日常事务。党要的，他这样写： “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这层意思，当时没有人跟卢作孚明说。他回到重庆，把协议印发下去，开业务会，各部门忙着出主意、清资产。政府派来的代表坐在会上，只听，不发言。他在宜昌对船员讲话，这些代表说这是拉拢，是宣扬阶级调和。 一九五一年春天，重庆大镇反，公司的机器厂厂长陶建中被抓。陶建中是公司第一条船“民生”轮的经理，在机器厂干了二十多年。五月，机器厂在青草坝开大会，开完就在厂前的江滩上把他枪毙。总公司的职工被组织去受教育，有个职工看见他脑浆迸裂，回家几天吃不下饭。卢作孚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事后他为陶建中被杀，当面质问政府代表。 邓华益是公司的老人，比他大六岁。当年民生要统一川江，各家轮船公司互相猜疑，是邓华益带头把自己的公司并了进来。政府代表要清洗他，卢作孚当面反对，没有保住。公司说他“年老体弱”，把他“资遣”，一家人从公司的宿舍被赶了出去。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下午，邓华益到卢家来，两个人谈了很久。卢作孚从来不送客出门，这一次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 二月八日上午，公司开三反大会。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的是干部。干部收了资本家的好处，当时叫中了“糖衣炮弹”。政府代表张祥麟先上台检讨，说开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据卢作孚的长子记述，他还说跟卢作孚去北京开会，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卢作孚坐在台前的一只沙发上。 台上讲完，下面提意见。关怀开口了。关怀是卢作孚的服务员，广东人，不到二十岁。他一直住在卢家，卢作孚抽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就在开会之前，他从卢家搬走了。他说的是北京的事：政府代表去卢作孚住的地方谈工作，一起吃饭，吃烧饼，吃豆腐脑。他没有点名，可那几顿饭是卢作孚请的。吃的人算受贿，算中了糖衣炮弹，人们自然会想到，请的人就是行贿。卢作孚的幼子后来写，这番话“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这时候卢作孚还坐在台前那只沙发上听着。 散会后，他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讲话要实事求是。又说：“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副总经理童少生也在屋里。童少生一九四四年跟他去美国学航运，副总经理是他向董事会举荐的，公司里都把童少生看作他的爱将。两个人同在一间屋里，童少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他到家的时候天还亮着。他对厨工和保姆说，很累，要好好睡一下，叫孩子别吵，也别叫醒他，说完进卧室关了门。傍晚妻子蒙淑仪回来，说让他再睡一会儿。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她去推门，门从里面闩上了。敲，喊，都没有回应。厨工从窗口翻进去开了门。他仰面躺在床上，呼吸很弱。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瓶。 她给公司打电话。差不多二十分钟后，童少生带着公司的一个医生来了，没有救护车。医生打了两针强心针。仁济医院离这里不到两百米，有重庆第一流的专科医生，卢家和那里的几位老医生都熟。童少生没有联系医院，他给张祥麟打电话。张祥麟赶到。他后来说，医生告诉他已经没有脉搏了。他也没有想到送医院，找人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派了医生来，已经晚了。 蒙淑仪这时听说了上午会上的事，说了谴责关怀的话。童少生马上说：“你要站稳立场呵！” 半夜，公安部的一个处长带着侦察员来了，问有没有遗嘱。蒙淑仪让他们看看东间桌子的抽屉。遗嘱就放在抽屉里的信笺上面，字写得有点大，写了一张半，只有三条： “证章还西南行政委员会，沙发还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证章是他进这个委员会大门时戴的出入证。 这年九月，公司正式合营，政府的股份占到六成，刘惠农当了总经理。合营前，公司的老板和高级职员一共一百三十九人，到这时候，被杀、被关、被管制的有二十一人，“畏罪自杀”三人，卢作孚算其中一个。 第二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民生公司合营以后的情形，配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 ——赵晓铃《卢作孚最后的日子》，《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第38—44页 ——赵晓铃《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第13—18页 ——满濂《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第66—68页 ——刘惠农《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文史资料选辑》第128辑，第86—94页 ——卢国纶《中国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1日第1版

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下令刺杀汪精卫？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住在越南河内。三个月前他离开重庆，到这里公开主张和日本谈和，国民党把他永远开除了。这时蒋介石派来的人第二次到河内，给他带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劝他去欧洲。汪精卫开始收拾行李。 三月十九日凌晨两点多，重庆来的一封密电送到陈恭澍手里。陈恭澍是军统在河内的负责人，军统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他几十年后写书，说电文记不清了，大意是：“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制裁就是杀。 三月二十日，送护照的人回重庆去了。当天夜里，杀手翻墙进了汪家。 人都要走了，为什么还非杀不可？ 说杀他是因为他通敌，这个理由站不住。那几天蒋的人也在和日本人谈。三月十七日，蒋介石的表亲柳云龙在香港大酒店的一间客房里向日本人开条件：日本撤兵，两国签防共协定，不追究替日本人做事的伪政府人员，满洲国另外商量。中间人请示能不能再让一点，好抢在汪精卫前面和日本言和。蒋回电说，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就行，其余都可以商量改。 要明白这道命令，得从这两个人争了十几年说起。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公认的接班人。他年轻时行刺清朝的摄政王，判了终身监禁，全国都知道这个名字。孙中山的遗嘱是他拟的。孙死后他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比他小四岁，是黄埔军校校长，有的是兵。国民党没有交班的规矩，谁上谁下，靠的是枪、暗杀和政变。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凌晨，蒋介石没有经过主席汪精卫，自己下令广州戒严，抓人缴械。汪精卫不满，称病，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蒋在日记里写这位“某兄”：“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汪精卫宣布去法国养病，蒋介石以保护的名义派兵送他出洋。这是他第一回走。他走后，蒋拿到了党的组织部和军人部，七月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誓师。 第二年四月他回来了。武汉那边发起“迎汪复职”，为的就是“以汪压蒋”。他在武汉喊讨蒋。八月，蒋介石前线打了败仗，南京又被桂系的军队顶着，只好通电下野，回了奉化老家。 那年底广州出了共产党暴动，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人骂汪亲共，喊着要捕杀他。蒋介石以关心他的名义，劝他出国避难。他又走了，这是第二回。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他回来，在北平和他们另立中央。仗打输了。一九三一年反蒋的各派在广州再立一个政府，推他当领袖，出兵北上。赶上九一八事变，十二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蒋复出以后两人分工，蒋管军队，汪当行政院长，管外交。日本压过来，政府打不过，只能谈，谈了就要挨骂，蒋不愿自己出面。一九三二年汪精卫辞职去了欧洲，这是第三回。蒋三番五次请他回国主持谈判。跟他多年的陈公博担心：“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他回来了。一九三三年谈《塘沽协定》，他发电报给谈判的人：“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协定一出，全国骂他卖国，蒋介石没有公开承认协定是他批准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国民党的会场上被刺客打成重伤，一颗子弹再也取不出来，他去欧洲治伤，这是第四回。第二年底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又回来了。 十一年里，他走了四回，回来四回。有两回他回来之后，蒋介石下了台。 抗战打起来以后，谈和仍然是这两个人一起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还没丢，德国大使转来日本的条件。蒋介石和将领们商量时说：“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他当面告诉德国大使，可以拿这些条件作谈判的基础。这些话记在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里，那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替两人跑日本的高宗武，活动经费是蒋批的。 后来日本人的条件变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五个大臣开会定下来，要结束战争，蒋介石必须下野。蒋在日记里写：“非逼我蒋某下野不可。”日本人看中的接替人选当中，就有那年春天当上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说愿意和换了领袖的国民政府谈。 就在这个月，长沙烧了。蒋介石下过命令，长沙如果失守就全城焚毁，南门外一家伤兵医院失火，守在各处的放火队以为是信号，也放了火，烧了三天，半城的人没了家。汪精卫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后来亲口对日本人今井武夫讲过他和蒋的一顿饭。他对蒋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反问他，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蒋把他丢在那里，回卧室去了。 汪精卫说的是两人一起辞。可是日本人要下台的只有蒋，蒋一下台，这位副总裁就可能接位。杀他的部署，应该就是从这次当面劝辞职开始的。 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自己出面谈。他的妻子陈璧君先去云南、广东找地方实力派，龙云、余汉谋当面答应，转身报告了蒋。汪身边这些人开会、出走，戴笠的情报网看得清清楚楚。戴笠是军统的头子。蒋有意放他走。 他一走，蒋就可以说谈和的事和自己无关。一九三九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开会，否认默许过谈和，宣布汪精卫叛国，永远开除。党内原来主和的人一下子都成了汉奸嫌疑，没人再敢提谈和。三个月前，国民参政会刚通过议案：敌人没出国土以前，谈和就是汉奸。蒋最怕背的就是这个名声。一九三七年那份记录说了什么，高宗武的钱是谁批的，汪精卫都知道。 人走了，蒋也不是不怕。汪出走那几天，他想的是军队和政府里哪些人会跟着动，想到失眠，第二天见了八十多位将领，见了一整天。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做过一次调查，一百五十九个回答的人，六十三人支持汪，二十五人反对，其余拿不定主意。等到各省实力派一个个表态反对汪，蒋放了心，在日记里写：“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诚团结。”他发电报给龙云说，替汪着想，这时最好的路是去欧洲。他派去河内的谷正鼎传的话是：“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二月中，汪精卫对谷正鼎有一个回话，他的女婿后来记了下来：主张如果得到采纳，个人不成问题，愿意出国；可是当局如果不下决心，让局面拖下去，“就算已经离开，也会赶回来”。 得到这个答复，蒋介石向戴笠下了杀他的命令。陈恭澍记的日子，和这个先后对得上。一月，戴笠带他到河内，任务只是盯着汪精卫，盯了四五十天。到三月上旬，戴笠才来指示，叫他们准备动手，没有接到“制裁令”不许动。 这几个星期，汪身边的人也在动。二月下旬，高宗武带着汪的亲笔信去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面，接着又定下从四月起每月给三百万元。三月十六日高宗武回到香港，第二天就是香港大酒店那场谈判。军统特务沈醉在戴笠身边多年，他后来写，蒋在重庆就叫戴笠盯着汪，不准他离开，“主要是怕汪先走一步，日本人有了汪以后便不一定再要他”。 到了三月，在蒋介石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人：走过四回，回来过四回；日本人要换掉蒋，他是现成的接替者，东京正要给他出钱；蒋自己也想谈，要抢在他前面；谈和的底细他都知道；他自己又说了，走了也会赶回来。这样一个人，到了欧洲还是能回来。杀他为的是除掉这个人，和他主不主和没有关系。陈恭澍后来写得很直白：成功了，就是“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 河内的住处是两栋连通的小楼，汪精卫夫妇睡在二十五号。二十七号二楼的前房比较大，汪白天在那里见客，里面摆着床，街对面盯着的人认定那是他的卧室。汪的秘书曾仲鸣十几岁就跟着他学诗写字，这一家的钱也归他管。曾仲鸣预感汪要出事，提出自己搬进那间房。 三月二十日夜里，杀手冲上二楼。曾仲鸣退回房间锁上门，他们用斧头把门劈开一个洞，手伸进来开枪。曾仲鸣胸口和肚子中了许多枪，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四枪。隔壁，汪精卫夫妇和女儿女婿背靠着墙坐在地上，听着枪声。 曾仲鸣在医院里叫人拿来支票簿，要签几张空白支票，签了又签，才挑出几张字没有走样的。第二天汪精卫趴在一个法国朋友的汽车后座上，赶去见他最后一面。曾仲鸣叫汪四哥，叫妻子十一妹，他说：“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汪精卫回到家，一面擦眼泪，一面亲手给他挑出全套干净衣服。下午四点，曾仲鸣死了。 军统那年的总报告写：“本年三月河内一击之无功，为本局行动工作最大之失败。” 这次刺杀的后果，一样一样都来了。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发表文章，把一九三七年那次会议的记录公开。他写：“主和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共同决定的主张。”重庆这边出面答复的吴稚晖说，他“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日本那边，主和派借这次刺杀向内阁发难，首相平沼决定支持汪精卫另组政府，把和蒋的代表在香港的谈判搁下，派人派船到河内接他。汪精卫不去欧洲了，上了日本人的船。 他这时是一个被重庆追杀的文人，手里没有筹码。日本人得寸进尺，他一退再退，同意日本顾问控制各级政府机关，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在南京成立的政府是日本人的傀儡政府。 后来有一次饭局，他喝了酒，痛哭失声，说当初在重庆明明白白和蒋讲妥了演双簧，因为日本人不拿蒋当对手，他才出面讲和，没想到一出面就被蒋指为汉奸，他上了蒋的当。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病死在日本名古屋，运回南京葬在梅花山。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军接到重庆的指示，工兵在夜里炸开了他的墓。南京市长把棺材里查了一遍，要找陪葬的东西，只在马褂口袋里翻出一张三寸长的白纸条，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个字，下面署着陈璧君的名字。棺材装上卡车，拉到清凉山的火葬场。半个小时，棺材和尸体都烧完了。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英雄无名》第二部），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193—194、236页 ——何孟恒《汪精卫生平与理念：一手史料重构民国史》，时报文化，2025年，“河内暗杀事件”章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三）：抗战与中国之命运》，联经，2022年（引蒋介石日记、军统局1939年总报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引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 ——张展《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2、84页（引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8日）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01—102页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10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上册，风云时代，2014年，第31—33页；下册第201—203页（节录1962年4月9日香港《大公报》）

一九六〇年，浙江象山丹城公社粮管所食堂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葛渭康被关到第二十八天。工作组拿来一份打印好的罪行材料和处理结论，叫他签字。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彭德怀式右倾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前一年在庐山开会时写信批评大跃进，被打倒了。处理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押回原籍监督劳动。他不肯签。对方一定要他签名，他提笔写了五个字： 坚决不同意。 他是公社管粮食的干部。农民交多少公粮、留多少口粮、闹春荒时国家拨多少救济粮，都经他的手。他后来写，这份差事要担起“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 两年前，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三年超英、七年赶美”的号令传到象山。城里的大街小巷、学校操场，乡下的晒场，都用砖头垒起了小高炉。他那时二十五岁，是南庄区粮管所副所长，也分到一座，当炉长，五天五夜没合眼。炉子没有炼出一点铁。 十月一日全县公社化，两镇一区四乡并成丹城公社，八万六千多人。粮管所并进公社，改称粮油部，他当副主任。 那年九月，报上登出广东番禺番薯亩产一百万斤。粮管所年年收番薯，一麻袋装九十到一百斤，他算过，一百万斤要装一万多袋，堆在一亩田上有两层楼高。学习会上他说这不可信。 公社办起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家的灶头大多被扒掉，砖头拿去垒食堂的灶。有一天下午两点，他走进南庄洋心大队的食堂，几十个社员还在天井里等饭。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正从大锅里往木桶里扒糯米饭。他抱怨说，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没饱，再煮；后来的吃饱了，先吃的又喊饿，又煮，一直煮到现在。葛渭康手里有账：生产队交完公粮剩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够吃半年。他在县粮食局的会上讲食堂糟蹋粮食，财贸部一位领导斥他“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 炉子炼不出铁，公社就命令社员把家里的废铁交上来，人人上山找矿石、砍树，“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正赶上秋收，上面又命令开夜工。社员被小高炉熬垮了，夜里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人到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一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大家都在干活。 那一季，很多稻子和番薯烂在地里，有的割下来堆在路边，没人挑回去。当地流传四句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砟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 全国的钢指标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上一年翻一番，是那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定的。他并不全信下面报上来的数，可数是他定的，他要各地想办法凑足，保住自己的面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宣布，全国已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完全正确”。正规钢厂那一年炼出来的，还是上一年那五百多万吨；多出来的，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成山的废渣砣子。 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丹城就缺粮了。社员跑到几十里外，刨地里剩下的烂番薯，挖葛藤根吃。葛渭康把各食堂缺粮的情况写成报告送到县里，对县长张玉田说，丹城的余粮统购任务从一千六百万斤加到两千四百万斤，“说是余粮，实是社员口粮”。县长很吃惊，说这个指标是你们公社党委自己报的。他答应先拨五万斤，要葛渭康把情况调查清楚再报。 没过两天，县委书记带一大班人到南庄缺粮严重的食堂视察，看见社员在喝薄粥，问公社党委几位书记要不要县里帮忙。几位书记齐声回答： “这点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找领导麻烦！” 那年七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与会的高层都看过各地饿死人的报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回应，说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他认了是自己定的： “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可这篇讲话的矛头是彭德怀。认了账的人没有收手；在座的高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跟着批彭，举手同意照着吹出来的指标继续征购粮食。八月，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全国跟着反右倾。 省委的工作组进了象山。长街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在万人大会上当场逮捕。丹城公社东陈管理区三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被捕，一年后一个放回家，死在家里，另两个死在狱中。东陈管理区书记说了一句“产量万斤稻，肚皮吃不饱”，被送进党校改造思想。葛渭康已经做好挨整的准备。他不是党员，只被县财贸部长点名批评了一次，躲过了这一波。 一九六〇年春荒逼近，县里传达中央“继续大跃进”，“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食堂问题上进攻”。食堂改蒸“甑头饭”：一斤米泡上一天，加六斤水，装进陶钵里蒸，上面结一层皮，像饭，底下是糊。社员吃了，一泡尿就没了。食堂里的竹筷子头都是尖的，是人们刮甑头饭刮尖的。 饿得没路走的农民，天一黑就成群进丹城，爬上居民的屋顶，偷瓦上晾的番薯渣。一天夜里十一点多，粮库保管员抱着一支七九步枪，押着一个农民走进粮管所。他说很多人翻墙进院，爬上屋顶，他以为是来抢仓库的，喊着要开枪，才把人赶跑，最后一个抓来了。葛渭康交代他，万一有什么情况，绝不能朝人开枪，只能朝天开枪。那个农民是南庄村的，得了浮肿病，说家里老小几天没有米下肚了，实在没法子。天冷，他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 葛渭康叫他坐在食堂里，把门虚掩上，对保管员说，咱们睡觉去，等天亮再说。他心里想，人一走，这个农民准会逃，说不定食堂里还有些冷饭可以带走。第二天一早，炊事员大嚷，昨晚剩下的冷饭哪里去了。葛渭康说，值夜班的吃了，交了两斤饭票。 他后来写那些日子，自己就是专门管老百姓吃粮的，眼看粮管所仓库里粮食满满，那是从农民手里征上来的、他们该留的口粮，农民却在挨饿，“心头有说不出的难受和耻辱感”。 他去问公社卫生院院长，浮肿病有什么办法治。院长说： “给饭吃就好了呀。” 两个人决定下去摸底，查清到底有多少人得了病，好向上报告要粮。蔡家岙大队的支部书记沈守常先找上门来，流着泪说，社员在吃野菜，有些人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自己也浮肿了。 进了蔡家岙，听不见狗叫，也听不见鸡叫。村口石头上坐着几个头肿得很大的农民。食堂的灶是冷的，地上一堆野草和乌糯根，仓库里没有一粒粮。躺在床上的那几户，孩子脖子瘦得像根棍，大人手脚肿得有些透明，说话都没有力气。卫生院的女医生走访妇女，几乎每一个都子宫严重脱垂，医生说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这样。这个村一百多户人家，一百二十多人浮肿，二十多户已经是重症。 黄溪大队的支书夏阿乔贩过牛，说话直。他不信公社党委那套先完成征购不会饿死人的话： “开除我党籍，也不卖过头粮。” 黄溪的社员还能一天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全公社摸下来，八万多人大部分营养不良，将近一万人浮肿，几千人病得十分严重。两人向公社第一书记董方祥详细汇报，董方祥要他们只向他汇报，不要扩散，可以向业务上级求援。卫生院拿松树叶加红糖熬成糖浆，分到各大队。过了不久，沈守常告诉葛渭康，那几户全身浮肿的，有的已经死了。 在县粮食局的一次会上，葛渭康举了蔡家岙和黄溪的例子，说了一句： “听党委话卖了过头粮饿肚子，不听的反而有饭吃。” 有人把“党委”换成“共产党”，改成“听共产党话饿肚子”，报到了县财贸部。 五月上旬，财贸部副部长带工作组进驻粮管所，第一件事是宣布葛渭康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彭德怀式人物”。所里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不准他申辩。他被隔离反省，关进食堂楼上那间小房。他后来写，当年说番薯百万斤不可信，“不料以后因此惹祸”。 他的妻子在国营亭溪铜矿当化验员，这时怀着孕。有领导“关照”，把她派到基建队挑砖，孩子流掉了。她回家休养没几天，矿上通知她不用再来上班。 葛渭康最后没被押回原籍，是因为工作组自己出了事。他们在公社住了一个多月，胡吃海喝，还从粮管所仓库白拿茶籽饼去毒鱼，把公社鱼塘里的鱼毒死了。他们整葛渭康，事先也没跟公社党委打一声招呼。董方祥官比带队的副部长高两级，发了话： “叫他们回去，我们党委不予承认。” 工作组悄悄撤走。给葛渭康定的罪，没人收回，也没人执行，他说就这样不明不白“悬”在那里。一九六一年九月，他被调到县粮食局。 丹城公社成立时，有八万六千多人。全公社、全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四十多年后他写，如果公安局那时的户籍档案还在，完全可以查清。 ——葛渭康《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一个农村粮管干部的亲历与回忆》，原载《西湖》2006年第2期，此据向继东编《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321—333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收入《李锐文集》，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页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2日第1版

1960年10月，河北徐水县的灭病办公室向上报了一千二百多个浮肿病人。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办公室批了一顿，又挨个追问各公社书记。有个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被他追到只剩3个；他还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成别的病，这才罢休。那一年，县里的韩家营村有一天死了七个人。 1958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了徐水县的大寺各庄。在农业社俱乐部的长桌旁，张国忠告诉他，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睁大了眼睛，伸出巴掌算了一笔账，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徐水上一年的粮食亩产是138斤，夏粮亩产只有70斤。县里的老干部后来说，张国忠起初还算务实，有股闯劲。1957年冬天，他把全县十万劳力编成大兵团修水库，让农民在工地搭棚住，不准回家。1958年3月，毛泽东在徐水修水利的报告上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那一问，屋里一时没人答得上来。张国忠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的粮食。社主任说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每个县都得造酒精。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后来他夸徐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问：“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临走前，毛泽东向张国忠提议办人民公社。 晚上七点半，毛泽东的车队一走，县委就开了全县电话会，各乡在电话里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第二天，全县248个农业社改成了人民公社。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来到徐水，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 那年在徐水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也给《人民日报》写徐水，他的连载里写着要让小麦亩产十二万斤、一棵白菜长五百斤。康濯后来回忆，他有些稿子写的数字低，见报时变高了，是报社直接给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他当面问过张国忠： “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康濯说：“你得实事求是！” 张国忠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从3月到10月，全国有三十二万人来徐水参观，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外国人也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以下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到过徐水。9月刘少奇在试验田里鼓励徐水人：“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备好的：县里把好猪集中到一处给人看；大寺各庄人称“一夜高楼”的新楼，有的楼板是苇子秫秸扎的，外面刷一层石灰；为了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北下关村在中秋节晚上把一百户地主、富农等“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突然迁走，民兵押着，只准带衣服被褥，说走就走，迁到十四里外的村子。来看的大人物看得出破绽，为了向毛泽东表态，当时没有一个当面说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回到北京以后才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张国忠要求山药每亩必须栽到五万棵以上，达不到的受罚。有的社员觉得太密，又不敢顶，只好在地头栽得密密的，地中间照常栽。张国忠发现了，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当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进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 9月20日，张国忠在报告里点名说县长“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干部们在电话会上“辩论”了县长一个通宵。县、乡、村三级都设劳改队，下捕人指标，社员“走得慢”“干活慢”，也被送进去。1958年，全县捕了4643人。 韩家营村的袁金祥那年十二岁，夜里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浇地。推到后半夜，就留一个孩子专门敲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见嘎达嘎达响，以为还在干。“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可千万不能让监工发现，发现了一脚踹倒，绳子一捆送农场；要么就是被辩论。“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 9月，全县的公社又合成一个人民总公社，取消工资，吃饭、穿衣、看病、丧葬都由公社包下。有的地方连社员的箱子柜子都归了公，他们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为了建新村，全县拆了三万二千多所房子，新楼盖在大寺各庄，别处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食堂是张国忠照毛泽东的意思办起来的，不准农民在家起火做饭。照“一天吃五顿”的号召放开肚皮吃了半个月，食堂就断了粮。 10月，下放到徐水劳动的中央办公厅干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那里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粮食的预产估计多半大于实际。11月上旬中央在郑州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几次批评徐水的强迫命令：“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11月10日，他把那份报告批给河北省委，最后加了一句： “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会上他又说：“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同属保定的安国县那个月报上来的亩产是3361斤，实际是330斤。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第二年夏天在庐山，他对彭德怀说：“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宣传徐水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张国忠还是县委第一书记。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降到四两，再到三两。袁金祥被队长派去摘树叶，先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杨树叶也摘，泡掉苦味掺着粮食吃。有人吃谷糠，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1959年1月，保定地委向省委报告浮肿病，“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徐水外逃了三万二千多人，县里设了三个劝阻站往回截人。1960年3月，老头河公社二十六个村的社员吃苍耳中毒，五百五十人中毒，死了四个。 1960年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张国忠在全国人大的发言：“徐水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极为良好。”“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那一年，袁金祥的爷爷在生产队看瓜，饿得受不了，吃了好多甜瓜，拉稀死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指示，要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五风”。30日，九百多人的工作组到了徐水，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他随后受了处分。县档案馆的记录是，到1961年1月，全县病亡1642人。 整整二十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他的处分，理由是： “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他还当过涞源县的副县长。高老先在地中间照常栽了山药，死在了劳改队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第2版；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第3版；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525—534页；辛平《梦幻的天堂》，《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第29—40页 ——李月刚《河北徐水 跃进明星 回归平淡》，《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0日（康濯回忆、袁金祥口述、县档案馆材料）；尧山璧《徐水大跃进》，《随笔》2010年第3期 ——张国忠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8日第10版；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毛泽东与保定》第77页（转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中国人民大学物理讲师葛佩琦在家里被捕。来人搜出一张照片，他穿着国民党军装，骑在一匹日本战马上。穿警服的人问：“这不是你反革命的证据吗？”葛佩琦说，那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照的。 他一九三三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二九运动时带同学冲出校门，被军警抓过。一九三八年入党。党派他进国民党军队做情报，他在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挂着少将的名义，把军事情报送给地下组织。一九四七年秋，和他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被捕，下落不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他找到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说，查明他确实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找不到那个联系人，组织关系不能恢复。他从此是“党外人士”，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 七个月前，党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学校给他送了三次通知，系里又派人当面动员，他才去开会。那天是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会上讲党员不要脱离群众，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会议记录里有他这样一句：“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三天后，人民大学的校刊《人大周报》登出他的发言，字句变了，多了“推翻你们”，多了“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当天下午去找校党委副书记聂真，问：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校刊没有更正。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开始。同一天第七版登出他的话：“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他说的是“不好，群众可以”，报上登的是“群众是要”。第二天上午，他把更正信送到报社，信里写：“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信没有登。接下来一个星期，报上是南京、保定、沈阳的电讯，是他的学生痛斥他，全国报刊跟着批他要杀共产党人。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人，公安接着查他的历史，查出了国民党少将。 报纸批判他的时候，他妻子在月子里染上的风湿性心肌炎复发，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卧床。家里贴满了大字报，成伙的学生来家里和他辩论。七岁的三女儿记得，父亲总在对学生说：那不是我说的，那不是我说的。后来她因肾炎住进儿童医院，每到周末盼父亲来。有一天来的是母亲的同事，告诉她：你爸爸病了。 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审讯员是个年轻人，问他一九三八年在豫东组织游击队干什么。他答：“抗日。”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问到他在东北当少将，他说那是党派他去的掩护身份。年轻人打断：“你是‘国民党少将’，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样的审讯有三十六次。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早饭后，他出庭。起诉书告他两条：历史反革命，当过国民党少将；现行反革命，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他对法庭说，少将是党派他去做的掩护身份；杀共产党人那些话引的全是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不是他的原话，报纸发表时没经他同意，没经他签字，不能作定罪的证据。他最后说：“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判决书写他“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末尾列了证物：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证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原判还没收了四十一两多黄金。 妻子为了孩子的前程和他离婚，孩子们改姓母亲的姓。一九六六年，他二哥家被抄，二嫂被打死，二哥不久也死了。一九七五年冬，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他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出狱，算宽大释放，那份反革命判决没有撤销。从被捕那夜算起，十八年。 一九七六年春，大女儿给公安局写了保证书，保证父亲回京以后不向政府要房子、要工作，他才被送回北京。先住清河，后来搬进交道口东大街大杂院里一间八平米的小屋。他两眼快要失明了。孩子们晚上轮流去照看他，抄申诉书，拿衣服回去洗。三女儿写，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听他们叫一声爸爸；十八年没叫过，他们叫不出口。 一九七八年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找到这间小屋。他叫李逸三，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那次发言，学校划葛佩琦极右的时候他举了手。此后每隔一两个月他来一次，带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也带消息：胡耀邦管了中央组织部，错划的右派要改正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葛佩琦去中央组织部上访。灵镜胡同里排着长队，轮到他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名，他一说，几个上访的人围了上来，有人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两天后上午八点，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在会客室接待他，第一句话是：“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三十年来，这是党组织的负责干部第一次叫他同志。 材料批转回人民大学复查。一九七九年四月，学校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复查”，又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学校把当年经过反右的学生支部书记请回来研究，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他等了七个月。十一月十二日，人民大学党委的复查结论下来，八个字：“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两个月后，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上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按他的话，右派不平反：划错了的叫改正，没划错的不改，意思是反右没有错，只是划多了。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后来绝大多数拿到的就是改正两个字。三月十九日他对起草历史决议的人又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错误在于扩大化。”同一次谈话里他交代：“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上，登出来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只有葛佩琦一个。那年毛泽东亲自管着《人民日报》的稿子，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反右的部署；报纸登一个人要杀共产党人，这样的话要经他们过目，出自谁的手，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反右开始的那一天，报上就有了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镇压有了借口；二十三年后，这句话又成了反右没有错的根据。要是查清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真说过那句话，这个根据就没有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下午五点，葛佩琦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门口，递上一封约五百字的申诉信。出来的干部说，耀邦正在会客，今晚一定转上去，留个电话。他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第二天同一时间，干部交给他一个印着红格的大信封，让他拿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他回家拿出放大镜看。信封上是胡耀邦的签名，他那封申诉信上有胡耀邦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信末落款“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胡耀邦点了两个红点。他这才发现，自己写得匆忙，把四月写成了三月，胡耀邦连这个字都看到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写信。信里抄了一九五七年的原始会议记录，说《人民日报》登的葛佩琦的话“是吃了水分的”。信的末尾：“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二十天后，十二月十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葛佩琦无罪，当年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成人民币三千六百五十三元一角四分发还。 七个月后，一九八一年七月，邓小平又讲：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 一九八二年一月，人民大学给葛佩琦“予以改正”，撤销当年划他右派的决定，工资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这是邓小平说的改正，不是平反，结论里没写他是划错的。一九四九年华北局组织部就查明他入过党，只是找不到那个联系人；一九八二年，中央调查部出函证明，那个联系人当年接上他情报关系时，也接上了党的关系。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市委组织部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一九三八年七月起算。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北京市委的通知才写明，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离他送更正信那天，二十九年。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去世。新华社电讯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送到报社的那封更正信，八十年代有人找了出来，信还在。报纸始终没有登。 ——戴煌《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炎黄春秋》1996年第4期，第9—18页（1957年《人大周报》《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判决书、1980年李逸三信据此文转引） ——李新《反右亲历记》，收入萧克、李锐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26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3、294、390页 ——葛希平（朱平）回忆，转引自《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网页转载）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511、514、616、657页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右派人数）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多，山西兴县蔡家崖。斗争大会还没开，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挤在一孔窑洞里商量程序，牛荫冠被围在中间。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进来巡视，对他说了一句：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牛友兰是他的父亲，六十一岁，这时候已经反绑着双手，跪在会场前面撒了料炭的地上。料炭是棱角尖锐的炉渣。 牛荫冠这年三十五岁，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也就是边区政府的副手。分局是边区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李井泉是边区的头号人物。这孔窑洞、会场、分局和行署办公的院子，都是他家的房子。牛家是兴县首富，一二〇师开到兴县那年，牛友兰把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交了出来，贺龙、李井泉就长年住在牛家大院里。 牛荫冠是一九三二年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那年清华在山西只录取了四个人。入学不久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功课顾不过来，转到经济系，认定改造社会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一二九运动他入了党，不久接替蒋南翔，当了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底，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问他：差半年就毕业了，拿不到文凭怎么办？他说，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刘少奇到太原重建北方局。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在牺盟会的刊物上发表。牺盟会是阎锡山出面、共产党在里面主持的抗日团体，牛荫冠在总会管事。牛荫冠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荫冠去了，刘少奇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口气不对，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 那年九月底，牺盟会开全省代表大会，牛荫冠做工作总结，从此成了总会的实际负责人。到一九三九年五月，牺盟会有八十九万会员。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和新军翻脸，牛荫冠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自己在去河南的路上勒转马头，投奔延安，又回到老家兴县。一九四〇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副主任。 这几年牛友兰在做另一些事。一二〇师到晋西北的时候没有棉衣，急需钱和粮，他带头捐了两万三千元大洋、一百五十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大洋成了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一九四〇年二月，行署公布减租减息办法，他把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的契约账簿一并销毁。一九四二年他带晋西北的士绅去延安参观，回来在《抗战日报》上写文章，把延安比作"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到土改前，他几乎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住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办法是地主退租退息，拿地抵租，一般不动富农，不侵犯中农。这份指示还没来得及实行，内战打起来，毛泽东推翻了它，说减租减息、和平赎买是右倾机会主义，要重新打土豪。打仗的军费要从农村出，打土豪就是要地主把钱粮交出来。自己主持的指示被说成右倾，刘少奇转过来积极推动暴力土改，要赢回毛泽东的信任。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刘少奇离开延安去华北，路过兴县，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同贺龙、李井泉和中央派来的康生谈了三天。司令部就在牛家的院子里。四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贺龙、李井泉等人，说晋绥的群众运动零碎、不彻底，"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第二天他在六地委干部会上讲了四条原则，说群众要违反，我们不赞成，可是"群众一定要办，就让办，让群众犯个错误"。七月，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到一切解放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 康生是带着土改考察团来晋绥的。他说，晋绥是老区，地主富农早已化了形，财产转到了工商业上，这样的人都是斗争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下面打人，连干部党员也打，反映到康生那里，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康生和李井泉推出的土改典型，是蔡家崖的邻村木栏杆。这个村一千多亩地属于邻村姓牛的地主，村民大多是这家的佃户，村里没有地主。李井泉听了汇报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工作队就查三代划成分，把十几户穷苦农户划成地主富农，又把攒下两百块大洋的张家兄弟定为恶霸地主，处决了。康生、李井泉表扬工作队，要各地推广。 七月十七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各解放区的代表一百一十多人。八月他在会上点名批评晋西北看不起贫雇农，土改不彻底。九月四日他提出普遍、彻底平分土地，两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要地主富农把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和别的财富都拿出来。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会议还总结了各区的经验：派工作团进村，找衣衫房子最破烂的人做依靠对象，发动他们诉苦，组织他们斗争地主。最穷的往往是村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最有仇富心，就让这些人带头斗，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打，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这叫群众发动起来了。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单独同晋绥代表团谈话：从分局到支部的党员，凡障碍土改者一律必须以组织手段扫清；怕丢地位、丢面子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保守性，都要妨碍革命性。 九月十八日，李井泉在蔡家崖的农民大会上讲话，说彻底平分土地是毛主席提出的，《晋绥日报》登了他的原话："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他举出的事是：一九四二年牛荫冠向父亲要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那些契约账簿一九四〇年就已经销毁了。牛荫冠在场旁听，站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格做一个共产党员。贫农刘宝则质问他："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〇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他说的这笔钱，就是后来会上要追的底财，地主埋在地下的钱。有人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九月二十四日，边区农会发《告农民书》：混进共产党、新政权、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只要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两天后就是九月二十六日。李井泉在窑洞里说完那句话，巡视一圈就走了，他的夫人和秘书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是分局宣传部长周文和工作团副团长马林。马林是保德人，清楚牛友兰的历史，对斗牛很抵触，但分局书记的夫人秘书都坐在台上，只好照程序开。周围几个村的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地主、富农、"坏干部"跪在前面。村民白栋则后来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会上有两三个二流子带头起哄，要像牵牛那样给牛友兰穿鼻子。 将近中午，要押着这群人游街。有人把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喊："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牛荫冠也没有办法，走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晋绥日报》记者胡正就站在跟前。他说，牛友兰很吃惊，也很生气，看着儿子摆了摆头。这一摆，鼻翼下面那块薄薄的软骨一下子拉断了，血直往下流。会场上的人以为是儿子用力扯断的。这个说法当天就传开了。 台下的人大多知道牛友兰对抗战的贡献，会场乱了。马林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抓了两个带头起哄的二流子。蔡家崖和木栏杆两个村的人围住工作团，要工作团惩办二流子，一直闹到傍晚。周文出面疏散群众，说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李井泉得报，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到半夜，雨下大了，人才陆续散去。 牛友兰回家以后绝食，谁劝也不吃，三天后死了。临死马林在他身边，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尸体不知所终。牛家的侄子牛荫越原在一二〇师副官处当会计，这时也被清洗回家，自杀了。 工作团随后开会。这个工作团的团长由晋绥分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兼任，马林只是副团长。团长在会上大骂马林立场动摇，骂他把牛友兰、牛荫冠保护得那样好，对贫农却采取镇压，勒令他向那两个被抓的二流子检讨，赔礼道歉。 牛荫冠被调离工作，送进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党校里开会，会场上专门留出一些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要坐到那里去。牛荫冠在党校的支部大会上发言，说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那一边，但贫协主席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他说自己"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从绥蒙来党校的郑天翔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党校里的说法是："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牛荫冠一九四〇年回晋西北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 十二月十八日，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发电，说你们那里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所缺少的是党对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的闭幕会上说："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总的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二十六日到了蔡家崖，住进牛家大院。四月一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开头就说："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春，牛荫冠调去晋中当行署主任。华北局的薄一波找他谈话，要他不要计较土改中的事。一九八七年，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谈晋绥土改，讲到党校搬家路上看见的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他说这个区长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兴县县委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三年后牛荫冠去世。二〇〇〇年，牛家的后人才找到牛友兰的遗体，重新安葬。 ——智效民《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第63–69页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秀威资讯2008年，第67–70、82、118–119、125、131–132、155–169、228、235、260页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3–76、84、91–92、95、102、111页 ——李井泉1947年9月18日讲话及牛荫冠检讨，《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胡正口述，鲁顺民《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6页 ——郑天翔、龚子荣回忆，《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172–178页，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杨尚昆语，《杨尚昆回忆录》第250页，转引自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牛荫冠1987年发言，《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转引自智效民《炎黄春秋》2013年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山西兴县，中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的看守所收下一个从延安押来的犯人。登记时他说，我决不是托派。又说身体不好，希望这里能够体贴他，要求吃白面鸡蛋。他叫王实味，已经被关了四年多。两个半月后，他在这里被砍死。 五年前，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整风刚开头，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他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野百合花》，说延安有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生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两餐稀粥，有人问吃得饱吗，党员还得带头答一声吃得饱；有些很健康的大人物却在享受。研究院的墙报也登他的文章，后来墙报贴到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看的人像赶庙会。三年后，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王实味称王称霸：“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两个月后风向变了。同时挨批的还有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说，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他译过《托洛茨基自传》里的两章。托派是追随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作对的人，在苏联是成批枪毙的罪名，在延安就是敌人。五月底起，研究院开批判会，十六天里开了十四次大会。同事们轮流发言，骂他是流氓。他每说一句，就招来一片怒吼。六月二日休会，他向党委要求退党，不准。六月四日，作家萧军听不下去，站起来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会下有个同事劝他认错，他拉着人家的手哭：“我有错，但是，我的确出于爱党的好心啊。”六月八日一大早，七十多个机关、学校的一千多人赶来旁听。最后一天，主持整风的负责人在会上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到十月，他被批了五个月，研究院党委开除了他的党籍，定他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第二天，有人在中央组织部找到他。他跪在地上哭，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求组织不要开除他。年底，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就是中共中央管特务和政治案件的那个部，把他关了起来。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军队打进延安，社会部把他押到兴县。在看守所里，他三次写信给晋绥的负责人，说明自己没有神经病，要求到报社去做翻译。 六月十二日，国民党飞机炸了公安总局的审讯科。第二天，局长给社会部的正副部长康生、李克农起草了一封信：王实味究竟怎么处理，望速来信。六月里，两位部长批准处死。七月一日夜里，王实味被砍死，尸体扔进一口枯井。七月二日，局长在六月那封信上改写了一段，改成事后报告，说此人“实属无法改造”，已经处死，又记下王实味在这里说过的话：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第二年，公安总局审讯科整理这个案子的处理经过，列他在押期间的罪状，落到具体事情上的只有一条，要求吃白面鸡蛋。 十五年后，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的干部大会上讲到这个人，说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接着说，对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动手的晋绥公安总局，就是他说的保安机关，归中央社会部管。整风中社会部抓、关、杀的干部，王实味在内，都由毛泽东决定，社会部动手，不经边区法院。 又过了二十六年，一九八八年，一位军史工作者在山西临汾的公安档案里找到当年的三份原件。一九九一年，公安部复查，没有查出王实味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三份原件里，看守所的报告写着中央社会部和两位部长：“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毛泽东七大期间谈王实味（转述），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明报出版社，第79页 ——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明报出版社，第491页；批判会与会下谈话见同书第511、514页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 ——方朔《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第69页 ——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第8—10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5页

一九六一年，周恩来打电话给粮食部的周伯萍，追问一件事：销毁了没有？那份材料是周伯萍经手做的，周恩来让他销毁，隔了一个星期又来问。材料上汇总的是各省报上来的数字，三年里，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这份材料是周伯萍和粮食部、国家统计局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做的。他们接到任务，让各省填一张表，报粮食和人口的变动，汇总以后只报给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个人一起监督，把材料销毁了，连印材料用的版也销毁了。 那几千万人，大多死在农村。中央秘密定下牺牲农村、保城市供应的办法，把粮食从农村调走，也把饥荒瞒在了农村。一九五九年底，饥荒已经起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要各省调粮先保北京，他说： “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正在大批饿死人的贵州，被调走一亿斤粮食送进北京。一九六一年八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下方针：“紧农村，保大中城市”。那年一月，中央全会的公报已经给饥荒定了原因：“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在这以后，国家没有再公布人口数字。当年在公安部管人口统计的一位干部说，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山东省的人口数只准五个人看。往下，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饿死的人尽量不报、少报，少报一个死人，还能照领死人那份口粮。到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才公布历年人口数，用的就是公安部把各省这样报上来的数汇总的结果，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一般不改动。就是按这样汇总的数，单是一九六〇年一年，全国人口也比上一年少了一千万。 饿死这么多人，账记在谁头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当面说过一次。一九六二年夏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向刘少奇建议，让农民包产到户。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正在水里游。刘少奇快步走到池边问候他。毛泽东在池子里就质问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到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那些人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回答，人吃人的事，史书是要记下来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照他们的说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也否了，田也要分到户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周伯萍一九八〇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里，讲了一九六一年这次调查和周恩来的指示，只说“几千万”，不说具体是多少。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为写大饥荒的书《墓碑》，到他家当面请教。老人穿着西装皮鞋接待他，承认调查是他们三个人搞的，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叫赶紧销毁。杨继绳问那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他不吭气。杨继绳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认出是自己的同学，一问，是周伯萍的女婿。老人回屋跟老伴说，来的是女婿的同学。杨继绳再问那个数，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用长辈的口气把他打发了。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周伯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开。告别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婿对杨继绳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周伯萍2003年9月25日、王维志、张庆五对作者的谈话，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下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第972—973页；彭真、贵州调粮、庐山方针及全会公报，同书第956、648页 ——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81页；美国之音《解密时刻》2013年1月14日刊发的杨继绳访谈文字实录（登门经过、“过了一个礼拜”）；周伯萍追悼会日期据南开海外校友网周伯萍悼念页会后说明 ——刘少奇语，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见第93页）；另见《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80页

2016年4月29日上午9点，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原告是狼牙山五壮士里葛振林、宋学义的儿子，被告洪振快是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的前执行主编，三年前写文章考证过五壮士的细节。庭审进行到一半，洪振快没等法庭许可就走了出去。法院缺席审理。 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狼牙山五壮士，把日军引上绝路，子弹打光，摔断枪，从棋盘坨上跳了崖。 2013年8月29日晚上，广州警察抓了一个网民，行政拘留7天。他在微博上转了一个帖子，说那五个人里，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两个被活捉。洪振快是研究历史的，看到这条新闻，想弄清楚课本上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国家图书馆翻遍了图书、报刊和缩微胶卷，又亲自上了一趟狼牙山。 1941年9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围攻狼牙山。课本里的五个人，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班长和战士。照葛振林1957年的口述，那天夜里枪声一响，指导员跑进来，下的命令是： "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六班往棋盘坨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掉头，爬上旁边另一座山峰。狼牙山下的村民说，这几个八路军进村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老百姓给他们指了一条绝路，又把他们的去向告诉了日本人。 攻山的日军也留下了记录。在日本冈山大学任教的历史学者姜克实，查了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自己编的联队史，又在日本防卫省的战史资料室找到带队上崖的日军少尉有冈弘祐写的原始报告。日军事先得到情报，说棋盘坨一带藏着少数八路军，计划就是把他们赶上去围住。真正攀上崖顶去打的，是有冈带的两个分队，二十个人。崖顶上的八路军有二十来人，架着一挺捷克轻机枪。双方对扔手榴弹，日军冲上去拼刺刀，崖顶上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掉下悬崖。日军这边，一个一等兵被手榴弹炸伤，跌下山岩，没有死。联队的战没者名簿上，这一天"没有出现一名死亡记录"。 六班那五个人里，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三个被打死，葛振林和宋学义顺着山坡溜下去，逃了命。 崖顶上将近二十个八路军，最后写进课本的只有五个人。姜克实的解释是： "因为那些阵亡者都死于跳崖之前的战斗，不跳崖，即没有被宣传的价值。" 这一仗后来怎样变成课本上的样子，按时间排下来看得清楚。 1941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新华社电报。同一段话里，前面写"我守军六人"，后面写"我英勇的七勇士屹然不动"，最后一句是： "我七勇士乃将机步枪破坏，从容坠崖身死。" 七个人，全死了。十一天后，晋察冀军区发训令，人数改成五个，三个牺牲，两个负伤，说这一仗"计毙伤敌一百名以上"。到了年底，军区政治部的总结又写成"全体一致跳下万丈悬崖"。军区的另一份年度总结说，守山头的是"半班(7人)"，跳崖没死的那两个，括号里注着"因患病不能战斗"。几个月之内，军中几份文件对守山的有几个人、死了几个、怎么死的，各写各的。 1946年延安出过一本说书唱本《狼牙山五神兵》，里面替活下来的两个人唱的是："他们三人跌下去，我们两人顺崖溜"。 1957年葛振林口述，打了一上午仗又饿又渴，"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后来出的书里，成了班长批准每人拔一个，还说"等打完这一仗后去找萝卜主人赔偿"。指导员那道"靠近团首长"的命令，到了课本上，成了为了掩护群众；掉头另找山峰，成了班长有计划地把敌人引上绝路。课本上那个英雄故事，就是这样一步步编出来的。 文革中批斗宋学义，有人当众问他： "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1995年，1941年时一团政委的夫人陈逊对记者说，是"三跳二溜"，三个跳，两个溜。葛振林很不高兴，那年9月写了一份《我的说明》："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 2013年9月和11月，洪振快发了两篇文章，后一篇登在《炎黄春秋》上，题目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他把这些说法并排列出来，说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文章出来，有人在微博上专门转了萝卜那一段。经济学者梅新育跟着写："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评论员郭松民再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 洪振快和责任编辑黄钟去法院告这两个人骂人，告梅新育要赔5000元，告郭松民要赔1万元。两场官司都输了。北京海淀区法院说，郭松民那句话"符合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且未超出必要限度"。至于洪振快那篇《细节分歧》，判决书写得明白： "《细节》一文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具体英雄事迹细节的探究，但它实质上是对这起英雄事迹所代表的抗战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2015年7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个"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授权仪式"。葛、宋两家的儿子到场，三十多人里有退休的军队高官。8月17日，两家向北京西城区法院递了诉状。挑这一天，他们的解释是"八路军（8）要（1）起诉（7）汉奸"，汉奸指的是洪振快。诉状要洪振快登报道歉，还要他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宋家的代理律师王立华在一次座谈会上讲，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了电话： "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 那年7月，洪振快去解放军档案馆申请查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伤亡名单和烈士名册。他想，三个人要是在那天跳崖牺牲，名册上一定有登记。两个月过去，没有回音。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这三个人，据洪振快当时讲，公开能看到的都是画像，不是照片。 2016年3月30日，开庭前一个月，《解放军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文章拿出一段日本报纸的报道，说这是日方当年对狼牙山之战的记载，是几条证据里最有价值的一条。姜克实后来查出，这段报道出自1939年11月的《朝日新闻》，写的是涞源县南部的另一场仗，离狼牙山至少五十公里，比五壮士跳崖早了两年。 2016年6月27日，西城区法院宣判，他输了。判决书写道："尽管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产生质疑"，所以算侵权。判决书还说，他错在拿"甚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二审时他交上一份日军步兵第110联队联队史的复印件，就是记着棋盘坨这一仗的那本。法院的答复是："复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 8月15日，终审维持原判。洪振快不登道歉。10月21日，法院把葛家、宋家两案判决的摘要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费用由他出。 2015年，原告的律师就在网上提出，要全国人大立一部法，英烈名誉一受诋毁，"便提起公诉"。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通过。2021年3月1日，刑法新增条款施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2013年在广州转那个帖子的网民，关了7天。2022年5月，前记者罗昌平因为在微博上议论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里冻死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冰雕连"，按刑法这一条判了7个月。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6—52页（葛振林口述、陈逊说法、萝卜诸说及文革批斗语均转引自此文）；洪振快2015年9月28日北京大学讲座记录（《狼牙山五神兵》、钓鱼台仪式、赵可铭电话及档案馆查档均据其讲述）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68页；潘泽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史载有据》，中国军网2016年7月15日（1941年电报、训令及军区总结原文）；姜克实《日军记录中的狼牙山作战》，冈山大学《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7号，2018年，第55—77页（联队史、战没者名簿及《解放军报》文章考证）；姜克实《4.2.狼牙山战斗的背景/4.3.水上部队的动向/4.4.有关日军的作战记录》，Matters，2024年7月5日（有冈弘祐报告）；姜克实《从中共抗日宣传谈抗战史研究应该遵循的若干原则与方法》，华夏文摘，2021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6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1号判决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到北京遇家抄家，遇罗克的父亲和妹妹被逼着跪在屋里。门被推开，遇罗克回来了。一个红卫兵照他后脖梗拍了一掌，叫他先跪下。他问：“我犯了什么罪？” “出身就是你的罪！” 他问他们怎么看家庭出身，对方说：“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年多以后，他因为写文章反驳这副对联被捕，两年后被判死刑。 这副对联是一个月前贴出来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几个干部子弟把它贴在学校里，横批“基本如此”。运动一起来，不少老干部挨了冲击，他们的孩子憋着一口气，要凭父母的革命资历，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压下去。几天后对联贴进了北大、清华、人大。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和同学写大字报，夸它“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后来他在辩论会上的讲话被到处翻印，传到了外地。 对联里的“老子”，说的是党给每家定下的出身。父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孩子算“红五类”；父母被划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孩子算“黑五类”，被叫作狗崽子，挨打。遇罗克二十四岁，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母亲一九四八年和人合股接办过一个小铁工厂，从此算资本家；一九五七年父母都被划成右派。他高中成绩优异，考了三次大学，三次都没有录取。 他不肯跟着去辩这副对联对不对。那年十月，他在家里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说：“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文章叫《出身论》，里面写：“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又写：“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和弟弟妹妹油印了几百份，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贴到北京街头，又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公安部长谢富治。 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弟弟遇罗文和北京四中的几个中学生向学校借了五百块钱，办起一张《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登出《出身论》，印了三万份。来信多到邮局不给送了，办报的人每天自己去邮局拉两麻袋。许多人在信里写自己因为出身挨打、被斗、找不到活路，有人寄来血写的信。报社在北京四中设了接待站。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要求加入办报的这几个人。她们连《出身论》都还没看过，只读了骂它的文章，就觉得它有道理。她们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他并不想跟党作对，文章里写着“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 四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报纸停了。遇罗克把办报的人叫到一起，说：“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 从这时起，他出门身后总有人跟着。他给广东的朋友写信： “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封信遭到了邮检。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长说，《出身论》是“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公安局手里还有遇罗克的一本日记，是抄家前他让妹妹拿出去藏、被人捡到交上去的。这位局长交代办案的人，整材料要往大罪名上靠： “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 十二月三十日，公安部按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那天早上，遇罗克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厂里保卫科有人偷偷告诉他，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很可能我会被捕”。第二天是一九六七年的最后一天，夜里全家人都没睡，等着多看他几眼。他一个人关在小屋里，老挂钟敲过十二点，他推门出来，说：“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谢富治在处理意见上批了“同意”。一月五日早上，遇罗克骑车上班，刚进厂门就被抓走，挨了一顿打，衣服都撕破了。 当天审讯，问到《中学文革报》，他说：“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过了几天，他想解释日记里一句话，预审员说：“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预审员要他交代“反革命小集团”，他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一个月审他七八十次，给他戴背铐，关禁闭。 九月三日，预审员说他讲过，日本要是能让中国工业化也没什么不可以，骂他是卖国贼。他说这是莫须有。预审员说： “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他说：“我不承认。”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同牢房有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张郎郎，因为讲了几句江青的段子，也被判了死刑，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张郎郎问他，办报写文章，会被秋后算账，值得吗？他说： “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遇罗克后来告诉张郎郎，有一次提审，预审员摊出他亲笔写的文章摘要，问是不是他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他一声不吭。主审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他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主审说：“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预审员都退了出去。五分钟后他们回来，主审问：“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他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主审脸色铁青，半天没说话，然后吼了一句：“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遇罗克在看守所里关到了第三个年头。那时北京以防苏联打过来为由搞备战疏散，毛泽东、林彪都去了南方，留在北京主持的是周恩来。撤离前先杀掉信不过的人和可能的敌人，是从苏俄传进来的老办法；一九三四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主持屠杀关押者的也是他。这一回，他借备战的名义，要把关着的一大批政治犯杀掉，杀遇罗克是他亲自批准的。月底，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批准的打击反革命指示发到全国，说打击反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的话也可以判死刑。 二月九日凌晨两点多，张郎郎和几十个人戴上死刑镣铐，被押进看守所的死刑号。遇罗克早已关在这里。走廊另一头传来他喊报告的声音：“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话没说完，门就被关上了。 三月五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坐满了十万人。十九个犯人被押到主席台下，每人五个警察押着，男犯剃了光头，胸前挂大牌子，脖子上套着绳子，防止他们喊话。念到谁，警察就拉起绳子逼他抬头示众。遇罗克不肯低头，警察用拳头捶他的头。每个人的判词都是同一句结尾：“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九个人被按着跪下，五花大绑拖出场去。遇罗克拖着脚镣，一步也不肯往前迈，几个警察推着他走。他二十七岁。 后来流传出来的判决书抄文和摘录里，给他定的罪名，除了写反动文章，还有“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又说他“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这个“集团”，他在审讯时说过，百分之百根本没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刚发文章，说跟剧本《海瑞罢官》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文革开场前，遇罗克写文章替这出戏说过话。她问：“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遇罗克无罪。”同一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工作报告写道：“一九七○年，遇罗克惨遭‘四人帮’杀害。”“四人帮”是一九七六年被抓的江青等四个人。批“同意”抓他的谢富治，批准杀他的周恩来，都不在里面。 弟弟遇罗文说，没有谁授予他烈士称号，也没有抚恤金，只是把他从被捕到被杀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家里拿了回来，大约两千块钱。那是学徒工的工资。 母亲上下班要经过工人体育场，每次都把头扭过去，不看那个地方。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是罗克的生日，她在日记里想起他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她下班，有一回她走到跟前，他才惊醒，害羞地说：“妈妈，我睡着了。”这是她最后一篇日记。那个月，她去世了。 ——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1981年二稿，内录1968年审讯记录）；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重刊） ——高皋、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七章“抵制与反抗的潮流”·“围绕着对联的辩论”；印红标《1966年的北京学生造反》，载《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张郎郎《我所知道的遇罗克》，《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第81—85页；亚衣《从知识者的良心出发：访牟志京博士》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遇罗克案刑事再审判决书，1979年11月21日；遇罗文《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跋）；遇罗文受访，《回首文革(21)：血统论和出身论》；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1979年

伟大领袖姆巴佩的名言： 八亿观众，不斗行吗？ 世界杯打下来，球迷死一半，剩一半，联赛照样踢，过几年又是满座。 皇马和一切球队都是纸老虎。 一个乌龙球，可以燎原。 凡是裁判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人不铲我，我不铲人；人若铲我，我必铲人。 看台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喊得最响的那几十个，下周赛季票作废。 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更衣室，我们还将善于砸烂一个新更衣室。 主队铲客队，活该；客队铲主队，主队光荣；自己人铲自己人，误会。 姆巴佩主席对美国足协说：我们别的没有，女球迷多。送你们一千万，要不要？他们会给你们制造灾难的。 足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足球是暴动，是一个球队推翻另一个球队的暴烈的行动。 主帅退休前在餐巾纸上给接班人写了一句：你办事，我放心。三个赛季后，接班人进了预备队。 赛后发布会只有一句：试看天地翻覆，不须放屁。 最干净的还是看台上的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比那些看战术分析的球迷干净得多。 人民说，杀反足球人士，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杀反足球人士，一般不应超过看台人口比例千分之一。 弗格森算什么？他只封杀了一个 BBC，七年不接受采访；我们封杀了四万六千个足球评论员。你们骂我们是弗格森，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你们说得很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内鬼就睡在我们身旁，就坐在我们姆巴佩主席的包厢里。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夜里，北京颐和园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一个人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他在京西青龙桥头转悠了半天，刚跳下河，就被一直盯着他的民警救了上来。民警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这个人叫储安平。很多人知道“党天下”这三个字，它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里最出名的一句右派言论，说这话的就是他，当时他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本来没打算说。那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他去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共产党整风，他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 统战部打这个电话的半个月以前，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好了一篇文章，说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里，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主持整风的邓小平说，党外人士放开提意见的鸣放正在兴头上，收网还早，文章不如不登报，改题《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一级一级秘密传阅。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对各省市委书记说： “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这篇文章只在党内传，储安平这样的党外人士看不到。十年前，他在上海办政论周刊《观察》，骂国民党骂得狠，也写过一句话：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一九四九年他没有走。《观察》复刊后只办了十三期，就被改组，换成中共党员主持，他后来干脆不露面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座谈，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中宣部的胡乔木亲自登门，请储安平去当《光明日报》总编辑。四月一日他上任，对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 他在报社里说过：“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五月七日他召开全社大会，说民主党派的报纸要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发出一百多封约稿信，派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专门请人给共产党提意见。 五月三十日下午，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又希望他六月一日发一次言。他不知道，邓小平已经交代各省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 六月一日，他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他说党要掌握国家机关的某些枢纽，这很自然；可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他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点：一九四九年开国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里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里有两个；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他还说，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第二天，报纸全文登出了这篇发言。他到报社社长、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家，章伯钧迎上来，头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登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右派的号令发出来了。当天下午两点，储安平走进章家的书房，说读了社论，他看情况已经不容许他在《光明日报》工作了。他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封写着“呈章社长”的亲笔辞职信。回到报社，几个老朋友问他“党天下”的问题打算怎么写检讨。他说： “我可以写检讨，检讨对‘知无不言’是有界线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批判一场接一场。民盟中央一位女负责人说他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第二天四家大报在头版头条登了她的发言全文。说过“你的发言很好”的章伯钧，在检讨里说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一九五四年组织国务院的时候，党外人士约占政府成员的四分之一以上。 七月十三日，储安平在全国人大的会上作检讨，题目叫《向人民投降》。认错的话里，他把十年前那句话又说了一遍：他解放前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说： “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 他去看病，不敢说自己姓储，怕医生认出他就是右派分子储安平。他说，他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起这年夏天的事： “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十一月中旬，他和章伯钧同时被撤了职。章伯钧扳着指头算了算，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一共干了六十八天。十一月下旬，储安平所在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开了三场批判储安平的千人大会。十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登了这件事，标题是： “党天下”的谬论进了坟墓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降了很多。他几年前再娶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章伯钧三年不敢去看储安平，怕再连累他。三年后，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去。储安平开门看见她，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他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他领她走到院子东边，那里搭了个小羊圈，养了几只羊，有两只是母的。章伯钧听妻子讲到这里，听不下去了，起身望着窗外说：“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过了几天，储安平一大早来回访，手里提着一个铝饭盒：“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章伯钧问他现在每天做些什么，他说：“两件事，读书，喂羊。” 他有时还被派到郊区政协的劳动农场，放羊、种菜，每月到九三学社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挨批判，也批判自己。六十年代初，他和小儿子储望华吃完饭走在路上，他对儿子说，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教钢琴的储望华跟他告别，紧紧握着父亲很瘦的手说：“爸爸，您多保重吧！”这是父子最后一面。 八月，红卫兵学生来抄家，他一遍一遍挨打，家里抄了又抄。八月三十一日，他扫完街，筋疲力尽回到家，又有红卫兵来揪他。他从后院翻出去，跑到几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跳进河里。他被捞上来，押回九三学社。 第二天，他交了一份检讨，交代自杀的经过和对这一错误的认识。他向红卫兵和值班的人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他还想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给机关保管。九三机关里一位女干部把这事报告了统战部。统战部的答复是： “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 他把行李卷好，对着自己写的一张张认罪和恳请组织保护的检讨，坐着发呆。外面传来那个女干部的声音：“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他把行李卷夹在胳膊底下，走出九三学社的小门。街上满是黄军装、红袖标和铜扣宽皮带。他回了家。 大约九月上旬的一天，天还没亮，和他一起放羊的右派李如苍正要出门，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钢笔字，没写日期： “如苍兄，我走了。储” 李如苍拿着纸条赶到章伯钧家，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章伯钧在窗口站了半天，说：“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李如苍就住在什刹海边上，章伯钧叫他快回去守着那片水：“死也要见尸呀！”李如苍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偷偷跑到章家，说同一句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九月二十日，统战部下了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派了一个干部，叫他两个儿子协助，没有找到。一九六八年夏，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查找，仍然没有找到。他是落在红卫兵学生手里被打死的，尸骨无存。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的右派复查报告，储安平维持原案。全国最出名的二十七个右派，改正了二十二个，不予改正的五个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和储安平。当年主持反右、这时已重新掌权的邓小平，坚持要留下几个不改正的右派当样板，一是好证明反右是对的，二是这几个人代表着中共不能接受的主张。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凭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那篇“党天下”发言；不给他改正，还因为他十年前就写过那句话：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成了有无的问题。一九八〇年定案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陈仁炳还活着；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都在这以前病故了，储安平失踪已经十四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储望华要去澳大利亚留学。他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上车去机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这时离他失踪，已经十六年。 二〇一五年五月，储安平的子女在江苏宜兴给父亲落葬。陶坛里放进去一张塑封照片、一本塑封的书。没有骨灰，也没有他生前穿过的衣服。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修订版），时报文化，2015年，第98—141、147页；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85—186、221、228—230页；储望华口述、李菁执笔《父亲储安平生死之谜》，《扬子晚报》2008年10月11日 ——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30—332页；储安平《向人民投降》，《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66、345、348页；毛泽东1957年10月13日讲话，《毛泽东全集》第3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110、456、531页；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第七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0日；新民网2015年5月20日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