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西方的衰落，是全球化带来的。 全球化令西方社会的人口结构和观念结构大幅改变，移民带来了他们母国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习惯，而西方国家既有的政治制度，包括治安管理在内的整个体系，都是只适用于原居民的。 当移民的数量增多，即使移民心甘情愿“融入”并且为此付出许多努力，他们也仍然使原有的体系面临 “增强兼容性”的挑战，等于是强迫一匹小马去拉超载的大车。 小马拉大车，当然拉不动，勉强去拉，就会磕磕绊绊。 西方国家在整个全球化时期都没有发展出一套强化本国体系兼容度和承载能力的办法，一味强调“包容”，等于在这个问题上躺平，和牺牲原居民中话语权较低者的利益，维持全球化发展方向。 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移民反而成了促成“去全球化”的真正力量，当移民和移民后代的数量达到某个阈值，当他们从源头国家带来的政治传统、行为习惯使本来由原居民的政治传统、行为习惯来维系的旧体系再也维系不下去，改变就发生了，而且是向着移民们源头国家的方向发生。 于是，美国就呈现“拉美化”、“中国化”的危险趋势。在这个趋势下，去全球化的政策更容易得到支持，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更容易得到支持，能不断提出吸睛口号（却未必解决问题）的候选人更容易得到支持。 文明的自维持，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原居民看成在文明自维持里能起100%作用的中学生，把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看成只能起30%～90%作用的小学生，把来自极为落后国家的移民看成作用在30%以下的幼儿园学生，在大量接受移民后，平均成绩下降，学习氛围变差，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谓西方的衰落，本质上就是因社群文明自维持能力的下降发生的文明程度降低。 这个时候，去全球化，反移民，都是文明在自维持这件事上的本能反应。 移民反移民是必然发生的。 当移民用他们习自源头国家的政治观念、行为习惯来处理眼前的危机，来决定自己投票给谁，我们又会发现，对腐败的高容忍，对滥用警力的高容忍，使原来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呈现更接近移民源头国家的特征。 这是西方的衰落，还是西方对移民的“消化不良”？ 在找到拉高移民文明自维持能力的办法之前，在对既有体系进行改造，使之能“消化”移民导致的文明自维持能力下降问题之前，抬高移民门槛几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低道德之井是怎样被一点点掘深的？ 通过自己习惯于忍受更差的待遇，通过给自己人更差的待遇。 和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比起来，这个朝代的中共国人真的太能吃苦了！ 所以你们就有吃不完的苦。 民国人有你们那么能忍吗？没有！ 清朝人有你们那么能忍吗？没有！ 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一来，熬过了清末战乱也熬过了民国战乱的许多人，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富商、旧官僚就纷纷自杀了，早期“参加革命”曾经历过无数艰危磨难的“老同志”们也纷纷自杀了，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你们能忍。 幸存下来的你们在中共洗脑下总觉得“旧社会无比黑暗”，但真相是什么？是经历过清末也经历过民国的那些人知道，旧社会远没有中共治下黑暗。 清末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桩冤案能打到慈禧太后御前，民国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甚至传出两人互殴的风言风语，而到了中共治下，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的“老革命”彭真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秦城监狱里绝食，拍门大骂，竭力争取“至少等同于国民党监狱”的犯人待遇。 哈，这时候他可算是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差别在哪里了。 但他当然跳不出这口被自己亲手帮忙掘深了的低道德之井。 历朝皇帝登基之后都要杀功臣，但中共红朝从毛皇帝开始，给自己人的待遇之低，清洗整肃手段之残暴，令满清遗老、民国遗民都望而生畏。 且不说官场政斗，只看平常人身边的小事，你知道清朝人是怎么对朋友和至亲，民国人是怎么对朋友和至亲的吗？ 你知不知道，举报父母、和父母划清界限这种中共统治下的常规做法，在清朝属于“悖逆人伦”？ 你知不知道，民国的法律至今保障“亲亲相隐”的人之常情？ 你又知不知道，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会为人间温情留下一点空间，为夫妻之间、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的隐匿包庇留一分不追究的余地？ 翻开任何一本前朝作者创作的流行小说，你都会发现，中国人对中国人远没有现在这么残忍。 只有中共国人对中共国人才这么残酷。 近年来，巴西、泰国甚至非洲国家赞比亚都发生了因中国劳工待遇太差而导致当地政府介入的案件——可中共国老小粉红还在为“我们特别能吃苦”沾沾自喜，压根没想到你们当成人口红利的劳工待遇之低，已经低到连你们看不起的非洲人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在中共宣传部门的诱导纵容之下，中共国男女性别矛盾在网络上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这不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未婚版本？双方在争什么？ 想结婚的男性希望女方能忍受更低的待遇，想结婚的女性也希望男方能忍受更低的待遇。 就不能不结婚吗？你们就那么想找个人互相折磨？ 在正常国家想进入婚姻的男性女性纷纷向心仪对象承诺更高待遇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共国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承认配偶应享有一定水准待遇的历史背景下，只有中共国的男女，压价、使劲压价！ 压吧。把给彼此的待遇越压越低，把生活中要忍受的痛苦越压越多，把“能忍”当成资本，把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当成值得追捧的教育观，从夫妻相互折磨的家庭里生产出无数小牛马，让他们在衡水中学那样的学习环境里挣扎着长大，让他们在丛林底部延续传承，用无尽的哀号，把这口低道德之井越掘越深吧！ 你们真的感觉不出来这是有问题的吗？ 就连中共国元老陈云都感叹说： “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造反”。 他说的当然不是史书上曾多少次因饥饿揭竿而起的古代中国人，他说的是你们啊！是彼此压价，在给别人更低待遇的同时也让自己越来越能忍，越来越适应超低待遇的你们啊！ 是把低道德之井越卷越深的你们啊！ 你们就没有想过掉头向上，和全世界的正常人一样，不再专心比“谁更能吃苦”，抬起头去追求更好的待遇吗？ 好吧，你们没有想过。 你们甚至没有想过忍耐是有尽头的，没有想过人类的忍耐能力是有限度的。 专注强化忍耐能力的你们，不敢爆发的你们，因此只能忍耐别人的爆发带来的痛苦。被献忠了，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你们让自己活成了这般模样。 祖宗从棺材里爬出来都不敢认的模样。 然后你们崇拜那压迫你们的，追捧那践踏你们的。 在马云说996是福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在古代叫“为富不仁”？ 在刘强东说“业绩不好的不是我的兄弟”时，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背信弃义？ 把“道德是给自己人的待遇”这话再看一遍，你有没有想到，给自己人以比外人更低的待遇，就是失德？ 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养成把自己人高看一眼的习惯，相信自己人值得更好的待遇，其实是人之常情。 做人留一线，不赶尽杀绝，才是普通人的正常心理。 卷，是病态的。 卷到发疯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 但卷到濒临崩溃的你们已无力抽身。 你们只好等，等一切被毁灭终结，等一个新的开始。 等世界的重启，等一切标准的重设。

即使肉身已抵达欧美，困居于低道德之井里的中共国人，离文明还很远。 这份“远”，在于太多中共国人还在把文明人眼中匪夷所思的罪恶，视为寻常。 大量生产供婴儿饮用的毒奶粉是一种怎样的荒谬？汽车刹车踏板支架能被驾驶者一脚踩断，又是怎样的荒谬？ 在这些威胁受害者生命的案件里，作案者能赚到的钱是 多少呢？在每袋奶粉里，在每根刹车踏板支架里，用消费者的一条命省下的钱，到底是多少？值吗？ AI告诉我，当年一袋三鹿奶粉比正常奶粉要便宜10到20元。好，我把它全算成商家的获利。AI还告诉我，婴儿累计摄入3到12袋问题奶粉，体内的三聚氰胺微小晶体就会在肾脏和输尿管大量堆积，从而堵塞尿路，引发结石甚至肾衰竭。 所以毒害一个婴儿，商家获得的毛利是多少？ 我只取最高值，20乘12，240元人民币。 这就是在低道德之井里的良心市场上一条幼嫩小生命的价格，是在害得一个家庭从此要奔波于求医问药的路途中，害得一个无辜婴孩余生都要与病毒缠斗之后，商家能赚到的最大金额。 同样的道理，华为在一根刹车踏板支架上能省多少钱？我问了AI，说是能省10元到20元人民币。 呵呵。这就是消费者一条命的价钱。 你买他一台百万元级别的车，他为省这区区10-20元，就要你的命。 谋财害命之事古今皆有，并不稀奇。 但为谋如此之少的财害如此之多的命，难道不稀奇吗？对无辜受害者的生命估价如此之低，难道不稀奇吗？ 在中共国，这样的稀奇实在太多，以致到现在多数人已麻木不仁。但如果你能退一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想想，你会看不出，对制造这些现象、创造和维护这种环境的中共官员不但不深恶痛绝还跪舔膜拜的人，在正常人眼里，是善恶分辨能力低到什么程度的“奇行种”吗？ 在这个时候还能崇拜“遥遥领先”的人，还能帮华为洗地的人，又是正常人眼中怎样荒谬的存在？ 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力，他们随大流，他们的判断几乎完全受社交圈舆论环境的影响。 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身上那口低道德之井的实体，就是中共精心打造的，内宣和外宣相结合的简中圈舆论环境。 不需要多敏锐的人就能看到吧？在这个环境里，文明被描绘为一种遥不可及、不切实际的空想，道德底线被视为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觉得人类的平均道德水准就是中共国人的平均道德水准，就是中共官员的平均道德水准，在各路大V“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大合唱声中，你会觉得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并不比中共官员们更清白、更高尚。 但这个“你觉得”，是真相吗？ 你眼中的寻常在别人眼中也寻常吗？在令人发指的罪恶面前，你的泰然处之是不是别人眼中的冷漠麻木？ 而你的岁月静好，是不是别人眼中的默许甚至支持？ 你对罪恶的态度会让人们怎么看你？正常人敢把你看成同类吗？ 当你把别人的义愤填膺看成对中共国人的苛刻、挑剔乃至于歧视时，你有没有想过不正常的不是他们，而是你自己呢？ 你又有没有想过，向提高道德判断力迈出的每一步，向提高群体道德水准，提高评价标准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从低道德之井这个你随身携带的文明洼地里向正常人高度攀登的一个台阶呢？ 道德是什么？是给自己人的待遇。 低道德会让你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应该被划到“自己人”这个圈子里的朋友、邻居、亲人、孩子、同事？ 你会给他们以低于正常水准的待遇。 然后，因为你困于低道德之井中，你会对你给出的低待遇毫无觉察。你会说“我已经对他够好了”，会在给对方远低于正常值的待遇之后觉得自己已经付出太多，抱怨对方不知感激。 你甚至会把“不伤害”甚至仅仅“少伤害”当成施舍，当成恩赐。 你觉得你没有打孩子就是好父亲，儿子就应该跪下来给你洗脚了。 你觉得作为丈夫你不嫖不赌就是绝世好男人，妻子就该每天感动到热泪盈眶了。 在“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俗谚在清朝已家喻户晓的情况下，中共国民对官员的期待，却是连“不贪”二字都不敢想，连“不刮地皮”都看成奢望。 这正常吗？ 哪怕不和欧美比，中共国人和民国比，和清朝比，和明朝比，和历朝历代比，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对他人的道德期待上，是不是呈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低？ 就是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仍能回忆起来的80年代比，和中共国人1989年前的精神气质比，是不是不正常的低？ 即使只在中国历史上，在不同朝代之间比较，人命也从未如此微贱过，人心也从未如此冷漠过。 而你，要走向文明，要从这口被中共刻意掘深的低道德之井里一步步走上来，其实你要做的，不过是先恢复到80年代的水准，再回复到民国、清朝的水准，再以自己所在环境的平均水准为目标，学着好好对待自己的朋友亲人。 学会不再把10-20元人民币，看成一条人命合理的价钱。

随着逆全球化一步步推进，在欧美文明国家，主流观念将发生大幅度转变。 因为人们永远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社会观念实际上是对社会行为的合理化，所以在全球化过程里对移民笑脸相迎的国家，在逆全球化过程里，一定会摆出截然相反的态度。 你可以说这不够文明，你可以指责他们“虚伪”， 但这就是人性。 欧美国家会在逆全球化的过程里越来越冷酷地对待移民，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 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十年，会涵盖许多人的往后余生。 当然，到最后，这世界还是会回到重新整合全球人力资源的轨道上去，你们的儿孙辈总会看到各国拿出更合理的移民政策的那一天。 但你们要怎样渡过接下来这几十年呢？ 身为移民或移民后代的你们，要怎样面对现居国对你价值观的审视？尤其是背井离乡的中共国移民，要怎样才能避免被欧美国家用一个个案例，用如山铁证，把你们树成“不会归化”、“不宜接纳”的负面移民样板呢？ 和留在中共治下准备进夹边沟、准备适应“大食物观”相比，“润”，是对“何为最佳生存策略”这个问题来说更可取的答案。但它是终极答案吗？不是。 留在中共国，是留在低道德之井内部，但“润”出来之后，你又要怎样才能和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切割，怎样才能真正跳出低道德之井，怎样才能避免被不再欢迎移民，转而用挑剔的眼光重新审视移民的欧美各国排斥？ 很显然，你需要公开放弃你对中共灌输的低道德观念体系的信仰。 你需要意识到那面每次挥舞起来就令老小粉红们热血沸腾的五星血旗，不是什么光荣和骄傲的来源，不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是低道德的标志。 那是一个和三年饥荒、十年文革、上海封城深深绑定的低道德标志。 那是一个和德国迷奸案、美国孙雯（盐水鸭）案、张婉莹案、王爱琳案深深绑定的低道德标志。 那是和夺走无数生命的Covid-19全球大疫，和震惊全美的间谍气球，和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对图博特人的残害逼迫深深绑定的低道德标志。 那是个在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残留至今的，人类文明的污点。 作为一个按历史源流算本应继承孔孟之道，实际上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不知风骨气节为何物，不知何为仁何为义何为礼的中共国人，作为党文化的产物，你要怎么解释你对这个污点的忠诚和迷恋呢？ 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2026年，即使是在逆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欧美国家也不会用过于简单粗暴的手段排斥移民。 他们会找比种族、肤色合理得多的理由。 比如说价值观审查，比如说从犯罪率，从欺诈案件、性侵案件的发案率，从对国安类案件的分析着手，通过构建预防机制，系统性地提高来自伤害链国家的移民在敏感行业的准入门槛。 再比如说，通过价值观审查把难民安置到价值观更接近的国家和地区，把穆斯林移民安置到穆斯林国家，把来自共产国家的难民安置到原属前苏联的东欧国家。 是的，这类政策一旦出台，你可以感到不舒服也可以表示不满，但作为移民，你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 谁叫你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呢？ 又是谁让你非要停留在低道德之井里，无法通过别人的价值观审查呢？ 那些拉低移民整体道德水准的案件，难道不是和你同文同种的人犯下的？ 不在安全之地高举民族自决的大旗，不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归属，不寻求重新选择群体策略的机会，不建立一个全新的道德形象，难道不是你自己下的决定？ 是谁让你无法通过命运的考验？ 这场考验就在你眼前的道路上。 未来将来，未来已来。 象法轮功群体那样在海外建立属于本群体全新道德形象的机会之门，一直对所有人敞开着。 可是在海外高举五星血旗的海外华人，热衷于参加中共领导的同乡会活动、同学会活动的海外华人，坚持使用微信的海外华人，和官员合照之后一定要发朋友圈炫耀的海外华人，生生把它关上了。 局外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共国人对贪官污吏没有鄙视只有羡慕，为什么连董志民这种人都让中共国人佩服羡慕，竟然在部分人里被称为“董圣”。 是的，你会觉得，他们无法理解是因为他们身在局外。 但当你所在国的原居民都是“局外人”，都无法理解你这套善恶观，都认为你应该和你的同类生活在一起，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会向哪个方向调整？ 当日本人感到你们这种人让他们无法理解，从无法理解上升到无法忍受，日本的移民政策会怎样调整？ 当美国人这么想的时候呢？当欧洲人这么想的时候呢？ 是的，移民欧美的大门对法轮功学员仍是敞开的，对维吾尔人仍是敞开的，对图博特人仍是敞开的，对香港人和台湾人同样是敞开的，并且可能有一天在致力于建立全新民族形象的我们的努力下，对上海人，对粤人、闽人、蜀人、楚人、晋人、满洲人，都会打开一条门缝，但对中共国人，No Way，对五星血旗，No Way。 是的，你可以选择坚持“做个中共国人”，虽然从文化源流上看这意味着你对传统文化的背叛。但在你选择留在低道德之井里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选择做一种让文明人鄙视，让文明国家警惕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价值观审查的考场里选择交上零分的答卷？ 你又有没有想过，这是个起秦汉唐宋明清之民于地下都不会拿到的低分呢？

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正在被卷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果不能及时猛省，他们背在身上的那口井，就有可能化作一条绞索——把他们拉向地狱的绞索。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雅典发布的演讲，已被许多评论者称为一篇战斗檄文。它真的意味着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将发生战略性的转变吗？ 也许。 这转变会怎样看待海外华 人身上的低道德之井呢？会怎样理解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那刻入骨血的忠诚，对中共官员近乎本能的唯命是从呢？ 我不敢想。 在昨天的回贴里，我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个制作“未登记外国代理人风险自评量表”的点子，说可以让海外华人自评一下，风险太高的就赶紧回中共国去不要出来了。 这话是随口说的，理却不假。 虽然在海外华人圈里不大可能有人做这件事，但在需要控制境内移民蕴藏的国安风险的时候，美国政府会不会悄悄地做这种事呢？在政府和部分敏感企业聘用员工前，在需要对华人华裔进行背景调查时，你和中共国过于频繁的往来，和中共国过于深度的利益绑定和情感绑定，会否成为能影响最终结论的因素？ 传说，硅谷已经在清理中国籍员工了。 如果传闻为真，这种做法对一部分中国籍员工来说，并不公平。但易地而处，你若是企业老板，你花得起足量的时间精力资源从中共国那个信息黑洞里掏出真相，来确认中国籍员工的可靠性，来实现良好的风险控制吗？ 企业是要赢利的。老板不可能为了追求公平选择性价比更低的风控方式。 所以，低道德之井会成为一道令背负着它的中国籍员工难以留在敏感岗位，难以在敏感行业里继续晋升的路障。 即使你其实没有背负它，即使你已经觉醒，已经不再被困囚于中共政权的思想控制套路之内，只要你无法证明自己和那些背井离乡的老小粉红不同，你就无法让别人消去你某一天会把所有关键技术数据打包盗走的疑虑。 毕竟有太多中共国人曾这么做过。 逆全球化已成趋势。 文明演化大局里的阶段性观念战争，正在从暗处走向明处。 就象股票市场里的获利回吐一样，在全球化浪潮里曾是受益者的国家和族群，将在这一波下降曲线里把至少一部分吃下去的利益吐出来。 曾被包容的将不再被包容。 远道而来的客人曾得到过主人家的热情招待，但盛筵已完，曲终人散，如果你的包袱里没有自备的干粮，在下一程旅途上你就要忍饥忍渴。 为中共国的“伟大复兴”而骄傲的中共国人在失去了欧美订单，失去了欧美消费力的源源输血之后，将不得不依赖内需维持经济运转。 在别人不再投喂之后，在欧美企业不再直接或间接向中共国人提供工作岗位之后，你们将只能自己给自己找饭。 你可能会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很艰难。 但那就是在你不依靠别人的情况下，凭你自己的能力真正能过上的日子。 许多背井离乡的人，无法证明自己已经跳出了低道德之井的人，将不得不离开硅谷，离开美国，离开欧洲，离开“洋人的地盘”，回到自己深爱的伟大蛆国，回到党国的“大食物观”。 舍不得打破这口井的人，会回到低道德之井的原产地，回到同样背负着低道德之井的亿万人之中。 或者你也可以不回去，你可以选择二润三润，可以在海外越来越小的“井人”圈子里辗转腾挪，可以继续利用欧美政策的空隙，继续利用你邻人的善良并嘲笑他们。 但如果你不打破这口井，你是没有真正的出路的。 因为真正的出路是文明，是能逐步拉升群体道德水准的文明，是能让人类跳出匮乏模式转入繁荣模式的文明。 低道德之井是什么？ 是隐藏在个人身心之中的文明洼地，是老小粉红随身携带的“洼地个人版”。 如果你只有身体离开了，心灵却没有离开，如果你生活在文明国度却坚持向周围散发洼地的臭气，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了会让无辜路人一脚踩空掉下去受伤的人形陷阱，你最终总会得到陷阱的待遇。 你会被正常人鄙视，即使你把对低道德言行例如虐待妇孺的鄙视解读为歧视。 民族自决是什么？ 是一个群体选择自身群体策略的权利。 它是曾被“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吞噬的无数族群打破现存困境，跳出低道德之井的希望所在，它也是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冲破阻碍走向文明的起点。 台湾人，正是因为没有被中共统治，正是因为虽然身边有一个强大的蛆国，头顶却没有一个强大的蛆国，才在争取民主的过程里没有被中共中央以泰山压顶之势一巴掌拍死，才有了今天的傲人成就。 让同样奋力争取过的香港人，只能羡慕。 也让离成功完成繁荣转型更远的上海人、维吾尔人、图博特人、粤人、蜀人、闽人等族群羡慕不已。 海外华人，困居于低道德之井中的海外华人，其实是最该投身于争取民族自决的事业中的人群。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重新选择群体策略的权利，真的需要夺回被中共政权垄断的道德解释权，从打破中共的民族叙事开始，从重建与中共国或者说“中华民族”不同的民族认同开始，跳出随身携带的文明洼地，摆脱被鄙视的处境。 因为在那口低道德之井转化成绞索之前，在老小粉红犯下的一系列令欧美社会震惊的案件打造的低道德形象使“中共国人”这个身份标签成为文明国家把你们扫地出门的充分理由之前，你需要给自己找到不一样的身份标签。 你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道德形象。

跳不出低道德之井的海外华人危险了。 张婉莹案只是个开始。 只要美国开始收紧针对“未登记外国代理人”的法网，那些润出来了却仍然“心向祖国”，一心和中共国使领馆官员打好关系，逢同乡会必进，有活动积极参加，随时愿意帮中共官员“办点小事”的海外华人，都危险了。 最“岁月静好”的人最危险， 因为对政治风险最无知的群体，也是中共官员利用起来最方便，抛弃起来同样最方便的群体。 如果你是中共使领馆控制的同乡会成员，如果你一向和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一向以能和官员合照为荣，你会在中共官员托自己“办点小事”时思前想后吗？ 在接受委托拉一批人去“夹道欢迎”中共首脑这类任务前，你会去查询相关的法律风险吗？ 在你收到的指令既不是要你去打人，也不是要你去杀人绑票的情况下，你会仔细审视所有中共官员直接下令或者间接传话让你办的事情里，有没有会让你干犯法条的罪名吗？ 美因法典（18 U.S.C. § 951 等）规定除了经过正式认可的外交或领事官员外，任何人在美国境内接受外国政府或官员的指挥、控制或为其利益行事，若未事先向美国司法部长通报并登记，即属联邦重罪。 所以即使你办的是一件你眼中的小事，当你接受了指挥，接受了控制，当你为其利益行事，你就已经违法。 违法的后果是什么？ 违反此法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和中共官员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你们，危险了。 危险在于张婉莹案虽然最近才爆出来，张婉莹本人的身份也未必就是个普通海外华人，但海外华人中亲近官员的你们，“接受指挥”、“接受控制”、“为其利益行事”，却早就是家常便饭。 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一直保持着的强大影响力正是由此而来。 你们要担心的不是往后做了什么让现居国抓到，你们要担心的是以前所做的事。你们过去在微信里一声声的“收到”、“谢谢领导”，在法网收紧的时刻，都会成为违法的铁证。 而更值得你们担心的，不是美国政府会不会既抓大鱼也捞小虾米，把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小案也抓一批，而是手里握着你那声“谢谢领导”的中共官员，会不会因各种原因把你给卖掉。 他们既可以拿你那句“谢谢领导”当成你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要胁你再为中共做点什么，也可以拿你那句“谢谢领导”当投名状，在他自己被抓或是“碰到事儿”时和美国政府做交易。 他有一千个出卖你的理由，却连一个保你的理由都没有。 而你以为的客套、讨好，因为长年身处低道德之井而来的“见官矮三分”习气，又让你留了多少句“谢谢领导”在人家手里？ 整件事的逻辑当然是清晰的。 基于最起码的安全考量，美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国土上存在大量接受中共官员指挥控制、为其利益行事的个体。 但基于中共对海外华人的思想控制，基于“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不独立思考甚至不看新闻的生活习惯，就算张婉莹案、王爱琳案、孙雯（盐水鸭）案已闹得沸沸扬扬，还是会有许多海外华人跟把脑袋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一样，坚定地保持着对风险的无知。 并因为无知，在有心算计的中共官员面前，仍然是最容易利用，也随手就能抛弃的党国“耗材”。 华人最糟糕的习惯是什么？ 是多半以能跟中共官员拉上关系为荣，以能给中共官员帮个小忙为荣，以让官员欠自己一个小人情为“政治投资”。 于是只要一个中共官员懂得把他要完成的任务拆分包装成许多“帮个小忙”，分派到“积极靠拢组织”的人手里，他就能不花费一分一文，不从国内调一兵一卒，只欠下少量的人情债，就完成任务。 更糟糕的是什么？ 是当一名海外华人身处低道德之井中，把“爱国”当成大义，把贪腐当成小节，他就会在接到一名贪官指示时，从内心涌出“精忠报国”的激情，在“爱国热情”的驱动下，甘冒风险去完成任务。 生活在墙内的小粉红们只能做“自干五”，但身在海外的小粉红老粉红们可以做什么？ 做他们想象中的“义士”，中共官员调遣得动的“死士”。 一个中共国网红为了流量，肯自发到日本靖国神社门口拉尿，一百个生活在海外华人社区的中共国老粉红在中共官员微信群里的动员令下，会肯做什么？ 而使用他们对中共官员又哪有什么心理负担，有什么政治后果呢？ 即使这些被忽悠的老小粉红事后全都要牢底坐穿，中共官员又有什么损失呢？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利用你？ 在他们损失不起更多的张婉莹之后，在他们可以用国内利益甚至只一丁点空言许诺就能骗取你的合作时，在他们发现把力气花在培养间谍上不如花在编造借口哄你“帮忙”上之后，他们会怎么看待海外华人这个群体，怎么看待其中的“不关心政治”、“心向祖国”、“精忠报国”者身上潜藏的利用价值呢？ 而在他们把你们看成免费人力资源之后，美国又会怎么看你们呢？

独立思考能力，在古代，是一种统治阶层会通过种种限制让平头百姓很难拥有的能力，是一种只允许贵族拥有的能力。 所以中国家长通常没有这个意识，通常不会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有这个念头，家长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培养。 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没有良好环境的情况下，是跳不出低道德之井的。 这就是许多人肉身离开了中共国，脑子却仍然受中共控制的真正原因。 低道德之井是什么？ 是统治者用来困囚治下贱民的思想陷阱。 薄瓜瓜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虽然以红色贵族自居，却仍在沿用贱民的思维模式，仍在以自己身在自由国度却甘心在中共国统治者面前摆出贱民、奴才、臣仆的姿态为傲。 我为什么说他是薄谷开来的烂尾娃？ 他父亲至少有问鼎的野心，可本应有一腔少年意气的他，有什么？ 有比父亲跪得更标准的姿势吗？ 很多人没有道德判断力，没有判断力的根源，首先是不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从来不知道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更没有要去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在表象之下隐藏的全部真相的意识。 一个人没有认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没有格局。 没有格局的原因又是什么？ 是只有主人才需要知道全部，奴隶只要懂埋头干活就好。是你从未被当成主人培养过，你接受的只是为培养干活的奴隶而设的技能培训。 所以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共国人大难临头还在“岁月静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新闻消费习惯？ 为什么中共国培养出来的理科生、大厂码农里粉红浓度极高，出生于1936年的老牌理科生方励之却是个大名鼎鼎的“反贼”？ 为什么中共国那么多富人即使人和钱都跑出来了，也仍不敢起心动念，为自己构筑一份能保障财富安全的政治资本？ 为什么绝大多数不缺资源的中共国人都不敢有野心，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做命运的主人？ 因为你们是被当成贱民养大的。 为什么无数中共国人虽然移了民，拿到了欧美国家的永居甚至入了籍，只要中共官员稍微示意，给上一星半点甜头，就会鞍前马后誓死效忠？ 为什么大部分华人不值得现居国信任？ 因为这些人是被当成贱民养大的，是被那口低道德之井驯化好的工具人，是国家机器散落在外的螺丝钉，国家一声召唤，他们就会下意识遵从号令。 因为独立思考能力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反骨”。 反骨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精神脊梁”。 有一句话，我早就想说了。 在海外敢申请政治庇护而非计生庇护、宗教庇护的人，都是英雄。 明知道每个星期坚持去教会，或真或假的做个基督教徒就能“拿身份”，偏偏选择了加入某个反共团伙的人，不惜冒被中共派遣的人员在现场拍照的风险，不惜冒国内家人被找麻烦的风险，也要跑到现场去抗议举牌的人，都是英雄！ 你们知道在川普上台之前，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中共国人通过率高到什么程度吗？ 接近80%！ 不是单纯的政治庇护，绝大多数人是以宗教或计生理由提的庇护申请！ 在三条路里，明明可以走低风险的路，偏偏选择了高风险的路的人，明明可以低眉顺眼过一辈子，偏偏选择要跟中共抬一杠的人，不是英雄是什么？ 至于庇护是真是假，要分辨也很容易。拿到身份之后马上回国的，自然是假，多少年都没有回去过，或者就算因探病奔丧等原因回过国，次数也极少的，当然是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些人明明可以做宗教庇护、计生庇护，却傻到非要以政治异见为理由，冒额外的风险申请庇护？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不是贱民，他们不想永生永世做贱民。 因为这些人不象绝大多数中共国人，就算到了安全之地也不敢多冒哪怕一丝风险。 因为即使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蛆国”，即使要站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控制人的对立面，即使有可能被中共派人跨国镇压，这些人也不愿意终生保持对暴君俯首称臣的跪伏姿态。 因为他们要做国家的主人，或者至少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才。 很多反共圈子的名人走上这条路都是被迫的，或因在内部政争中失败，或因利益被侵害不得已发声维权。名人们在踏上这条路伊始，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这条路通向哪里，如果知道，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他们还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吗？ 纯粹因为自己想反共才出来反共的人在整个圈子里并不多，这些人的认知和勇气弥足珍贵。 其中没有名气也没有财产保障自身的人，干冒风险，不为谋利，只为出胸中一口不平之气的人，尤其可贵。 这样的人，选择以政治理由申请庇护，而且拿到身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人，几乎纯凭一己之力跳出了中共精心打造的低道德之井的人，才是值得欧美国家信任的公民，才是中华沦陷区未来的希望。 他们是有资格俯视薄瓜瓜这种精神贱民的精神贵族，是远比背着低道德之井，把财富权势当成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成功人士”清醒和高贵的群体。 中共一直在污名化他们，也几乎成功了。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曾被中共颠倒的事物会再次颠倒过来。 申请过政治庇护会成为荣耀，成为勋章，成为一个人在最黑暗时期仍坚持内心光明的证据，成为这个人值得信任的理由。 而对这件事达成共识，将是整个海外华人圈子集体跳出低道德之井的开始。

许多“背井离乡”的中共国人虽然身体润出来了，从观念体系到社交圈，再到习惯使用的软件，还是被困在中共打造的低道德之井中。 从被指为“大外宣”的海外名人如王志安身上，你能看到这口井的影子；从薄谷开来的烂尾娃薄瓜瓜身上，你仍然看得见这口井的影子；在多年来坚持使用微信，尤其是会用微信在海外 加新结识好友的海外华人身上，你还是能看见它的影子。 他们都宣称“爱国”是大义——即使国与民的利益已针锋相对，即使中共政权把持的“国家”不过是盛载中共特权阶层贪欲的工具，是一把从三年饥荒到十年文革已沾上亿万亡魂鲜血的旧刀。 甚至民运人士也宣称自己是爱国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敢直接站出来说，不，我不爱国，只要符合民众的利益，我们就该抛弃国家，分裂国家，该让这个罪恶渊薮全盘崩毁永不超生。 明明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明连古人都知道，民的重要性在国家之前。 但困在中共精心打造的低道德之井里的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认定的“大义”、“大节”，其实是中共在垄断道德解释权之后，在剥夺他个人的道德判断力之后，植入他脑中的思想。 爱什么国？ 从中共1949年建政开始你就不应该爱这个国！从中共残民以逞，滥杀无辜，大搞政治运动开始，你就不应该爱这个国！ 国家为人民存在，人民不为国家存在！ 即使你习惯性要爱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那个存在于史书上的中国，你也要看清楚中共只是漫长历史里的一个朝代，和元朝一样和秦朝一样短暂且充满争议的朝代，让人民饱受折磨的朝代。你要忠诚于它吗？ 如果你要忠诚于一个朝代，为什么不选疆域大得多的元朝？ 你为什么偏偏要忠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朝呢？ 在红朝风雨飘摇之际，你是打算象崇祯身边的太监王承恩一样殉主吗？ 什么是中国？ 历史上那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是中国吗？如果是，你该爱它的哪一块，该爱它的哪一段呢？ 如果你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你肯去深想这些问题，你会发现所谓的“爱国”真是经不起推敲，你会发现宏大叙事背后不过一地鸡毛。而在“爱国”大旗遮盖下，在同一口低道德之井里，无数本该得到重视的“小节”又是如何被忽略。 王志安打老婆这件事已广为人知，但在他的支持者那里，对妻子施暴不但是“小节”，而且是无关紧要的小节。 在薄瓜瓜那里，既没有对父母罪行的反思，也没有对家庭温情的追忆，他似乎只是个政治动物，他们全家都只是政治动物，属于人的部分已销磨殆尽。 除了爱国，除了对党国的忠诚，除了在各种关键时刻站在党国立场上为党国说话，这些人的道德观念体系里还有什么呢？ 有没有底线？有没有节操？有没有视富贵如浮云的气概？有没有洁身自好，有没有守信重诺，有没有情义为先？ 没有。 在党国精心打造的低道德之井里，除了“爱国”这面大旗，就只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有对贪官污吏的艳羡，对坚持原则者的嘲讽。只有对能用歪门邪道赚钱、赚快钱的富豪们的崇拜，只有对穷人、义人的鄙视。 只有“我当官我也贪”的低道德宣示，只有对中共种种恶行的认同。 当一个人毫无自觉地陷在这口低道德之井里，当他对自己和身边人的党国道德观念体系丝毫不觉异样，当他认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是没问题的或者“情有可原”，他其实是在签发让兄弟坑害自己、让朋友背叛自己的道德通行证。 当然，他也可以坑害兄弟，坑害朋友，而且这丝毫不违背他持有的这套道德观念体系，在这套体系里，只要成功赚到了钱，不论制造了多少伤害他都不受谴责。 或者说，只要他仍然是“爱国”的，守住了中共的“大义”，不论做了多少恶事，他都不受谴责。 于是他恶，且无下限。 由于他的作恶有可能令中共获益，他的作恶甚至可以被包装成“爱国”，比如为国盗窃技术之类的行径，被说成是道德的。 我们需要看见这口井。 因为无数海外华人正坐在这口井里，且对它的存在一无所知。 坐在这口井里他们会有什么下场？ 是中共之所是，非中共之所非，身在海外却坚持中共灌输的道德观是非观，以海外各国正常人眼中的恶行为乐、为傲，会有什么下场？ 把为中共党国偷情报偷技术当成“大义”，把随时准备听中共官员指挥损害现居国利益当成“爱国”，海外华人甚至部分民运圈人士会有什么下场？ 艳羡中共官员的贪腐淫乐，有机会就效仿之，立身不谨私德有亏，会有什么下场？ 就算你自己不这样，你身边的朋友统统是这样，你会有什么下场？ 接受蛆的道德观善恶观和蛆们混在一起，和“伟大蛆国”保持一致，你会有什么下场？ 肯定不会是人的下场。

如果你已生生活成了不值得拯救、善心人不敢来拯救的模样，谁还会来救你呢？ 中共国老人摔倒已经没有人敢扶了。 那么中共国的老百姓“摔倒”了，底层牛马在受苦受难了，又有谁敢来救你们呢？ 在你们改悔之前，在你们改变自己的道德形象之前，在别人“不敢救”的顾忌消失之前，你是不是只能在泥潭之底挣扎？ 是的。 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有善心者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重重顾忌下，凡夫俗子只能量力而行。 想要得到他人的及时援救，你先要成为“自救者”，先要把“是中共之所是、非中共之所非”的习惯改掉，把什么是大义大节想清楚。 不要总觉得自己流亡海外，还是“孤臣孽子”，不是“乱臣贼子”。不要总想着“我虽然反党/反习，却还是爱国的”。 不要一离开中共灌输给你的那套道德观念体系就不会思考了，就无法对是非善恶作出判断了。 当然，即使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绝大多数人也不可能自创出一套道德观念体系来。就算你有这个思维能力，一个人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精力。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道德伦理观念体系，都是群体在生存发展的漫长历程里积累打磨出来的，不是个人的发明创造。 所以对背负着低道德之井，需要从井中跳出来的中共国人来说，最合理可行的方法是什么？ 是选择任一宗教的观念体系，或任意一种自己较熟悉的，中共无法垄断解释权的观念体系，在学习这套道德观念体系的内容时，将之与中共灌输的观念相对照，借它之力剔除自己脑中的中共余毒。 所谓“吐狼奶”是也。 为什么许多成功逃离中共国的异议人士后来都信了基督教？ 为什么在“逃离”这件事上最成功的族群，持“妈祖签证”的大胡建人，几乎都是有神论者？ 为什么只有法轮功能在海外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社区？ 因为想跳出中共打造的低道德之井，选择不同的道德观念体系，等于“选择另一种群体策略”，这种事，只能由群体来做。信教，在实操层面，就等于你选择加入一个拥有自身道德策略的群体。 如果你能实事求是的把中共看成一个邪教，那么信教，不论你选择信哪个中共之外的教，都等于你要用非中共的观念体系取代中共的观念体系。 当然，你也可以不信教，毕竟除了宗教之外中国人还有一个独特的选择，那就是中共之前的儒释道文化传统。虽然传统中包含许多糟粕，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里，传统早已将自身打磨成一个体系，远比中共党文化更丰富复杂的体系。 而只要选择了“另一个体系”，只要开始去接触去了解“另一个体系”，你就能在内心的观念战争中借助体系的力量对抗体系，在尝试跳出低道德之井时不再孤军作战，你取胜的前提也从“从头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变成了门槛更低的“接受另一个体系”。 在“如何改变中共国人的活法”这个课题上，我思考了很多。 我知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关心这个课题，我更知道，找到这问题真正的答案就等于为亿万人找到了出路，为文明的向前迈进找到了可行之道。 那么，当我看清“活法”本身是一种只能以群体为决策主体选择的群体策略时，当我看清中共国人实际上是被困锁在低道德之井中时，我就必须把引导整个群体跳出低道德之井的通路找出来。 这条路在哪里？ 这条路实际上已经被文明国家走过。 保障宗教自由，保障个人向善的自由，允许信徒通过诵读经典、祈祷、沉思来提升自己道德判断力的自由，通过允许每一个人独立思考“何为善、何为恶”，使道德解释权不被官方垄断，使社群的道德水准不被人为压低——这是一条你可以从宗教沿革的历史事实里隐约看见的路径。 当你承认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主流宗教所拥有的道德观念体系，都必然优于中共党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迫使中共国人接受的道德观念体系，当你把任何文明国家的主流宗教都看成协助中共国人“吐狼奶”时可用的“催吐剂”，把中共国人对包括灵修和传统文化在内的任何“非中共道德观念体系”的了解都当成跳出低道德之井的契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共要极力打压宗教信仰自由，要镇压各种非官方教会。 它在杜绝中共国人选择另一种群体策略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就要为中共国人创造选择其他群体策略的可能性，就要为群体跳出低道德之井创造条件。 我们就要把国家垄断道德解释权视为把国民困进低道德之井的手段，把“是中共之所是、非中共之所非”的思维习惯，尤其是把“爱国”当成大义的想法，标识成“狼奶”中的最核心部分。 在国家或者说政权的利益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截然对立时，我们既以爱民为善，就要以爱国为恶。 所以为什么“上海独立唯一出路”？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西藏独立等“分裂国家”的口号？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澄清，中共只是一个朝代，其道德地位只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一家一姓皇朝？ 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翻译成为了中华沦陷区文明演进的大局“推翻中共人人有责”、“颠覆政权人人有责”？ 何为善，何为恶？ 何为大义，何为大节？ 为整个中华沦陷区所有人争取向善的自由，争取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争取一个跳出低道德之井的机会，是真正的大义大节。 而且这件事，值得每种宗教的虔诚信徒拿出当传教士的热情去做。 去收复上帝的国土，拯救上帝的子民。

中国人值得拯救吗？ 从中共国人现在的平均道德水准看，不值得。 而且关键不在于是否值得，而在于去拯救一群你无法信任的人，你在努力过程中被他们出卖的风险有多大。 所以低道德困住了谁？ 在“不敢扶老人”的社会风气里失救的，是老人。当救援者收回伸出的手，受损最大的并不是他们，是等待救援者。 当整个世界都对低道德人群关上大门，卑鄙就不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正好相反，它成了卑鄙者的墓志铭。 但世界应该对他们关上大门吗？ 当然应该。 不值得拯救的人当然应该被整个世界抛弃，除非他们改悔。 可是中国人不会改悔。 不是他们不想改悔，困难在于，社会的道德状态是一个由多人反复博弈形成的纳什均衡点，说白了就是个僵局。浸泡在低道德环境中的中共国人有心无力，没办法在别人不改变策略时，独自改变“低道德”这种对环境适配度最高的行为策略。 当身边全是恶人时，你即使心存善念，也没法独自坚持，否则你就会被这环境嚼碎吞吃。 在满是恶人的环境里，在只能用底层互害或丛林社会来形容的低道德环境里，除非拿得出殉道的决心，否则，你要怎么拒绝同流合污？ 有多少人拿得出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而且要拿出这种勇气的，不能只是一个人，至少要有一群人。 至少要有一群人肯集体拿出这样的勇气来！在中共国那种环境里，就算你奋不顾身，你凑得齐一群人吗？ 偏偏这是唯一的破局之道。 在这样的困局里，谁能成功破局？谁能拯救已堕落得不值得拯救的中共国人？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绝望了。 但希望总归是有的。 中共为什么要坚持洗脑，为什么长年不分青红皂白打压各种宗教信仰，甚至清剿灵修、心灵成长、心灵疗愈等非官方组织？ 因为宗教，有这样的力量。 有破局的力量。 成功案例之一是法轮功。 逃到海外的中共国人社群自组织能力之差人尽皆知，唯一的例外，是法轮功。@JenniferZeng15 曾铮女士对法轮功学员凭自组织能力多年坚持游行、汇演的介绍令我印象深刻。曾多次去观看神韵的我，虽然没有了解过他们的教义教理，也能感受到这个群体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引人向善部分的推崇。 长期被中共污名化、妖魔化的法轮功，在不了解他们的中共国人看来，都是些走极端的狂信徒。 但在生活中我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 我不想言过其实，但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是最能让我联想到接受过系统的传统道德教育，真把修身立德放在心上，在诱惑面前会自省自制的我外公那一代人的群体。 我看得出，不少学员受教育程度不高，我也看得出作为普通人，具体到个人，总有些该改却还没改掉的习气。 但他们是“受过教化”的，在他们身上，你能看见一种质朴而坚定的道德力量。 如果你用心观察了，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努力克制私欲，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法轮功这个群体是有力量的。 这是信仰的力量，但本质上，这是道德的力量，是一群通过恢复道德感恢复了合作能力的人团结起来发挥出的力量。 他们成功破了中共制造的低道德之局。 通过选择同一种信仰，集体选择同一种道德策略，他们创造出了允许新的纳什均衡生成的环境，开辟出了一条跳出低道德之井的通路。 事情很简单——当你周围并非“全是恶人”时，你就可以既不必同流合污，也不必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甚至，当你身边都是善人时，守序行善才是更具适应性的策略。 法轮功用它的实践，用它的成功，告诉你“中国人”里不是没有能成功提高自身道德水准的个体，也不是没有能成功提高平均道德水准从而恢复自组织能力的群体。 中国人不是不能拯救自己，只是得救的契机很可能是宗教，是个体要和其他向善信徒组成群体，共同选择和中共逼迫你们选择的低道德策略不同的群体策略。 这道理不难想到，所以中共也想到了，所以中共才要长年不分青红皂白打压各种宗教信仰，所以它才要连灵修都不放过。 区分正教和邪教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中共，它肯定会告诉你一堆没有用的垃圾。 对许多已经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把和自己崇信的教派观点不同的教派称为“邪教”则是常有的回答，但在神学上，观念不同其实只是“异端”。 区分正邪真正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是这宗教到底在引人向善还是在引人向恶，是在提高整个信徒群体的道德水准还是在拉低群体的道德水准，破坏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一句话，它到底在把信徒变成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教是谁？ 中国共产党。 用尽手段，阻止人们踏上向善之路，把亿万人困在低道德之井里，让他们把低道德当成优势，把卑劣无耻当成舒适区，把他们群体变成不值得信任、不值得拯救之人和无力自救之人的中国共产党。 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低道德人群的中国共产党。 不论是谁，想凭个人的力量战胜这个邪恶组织，都是困难的。 甚至在这个组织的控制之下，仅仅想要洁身自好，都无比艰难。 所以在邪教的对立面，谁能拿出对等的力量？ 正教。 一切引人向善的，能把信徒从低道德之井里“捞”出来的，和中国共产党给起来更“正”的宗教信仰、观念体系。 为什么现代文明国家需要保障信仰自由？ 因为这实际上是“向善的自由”。

低道德状态，事实上是一种困境。 从官员的腐败滥权和民间“底层互害”行为中暴露出的低下道德水准，离普世价值距离甚远的道德观念，包括许多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在评论各种社会新闻时暴露出的薄弱道德判断力，由三者结合而成的低道德状态，是一口中共精心打造出来，用于困囚其治下奴民的观念之井。 你们想知道中共哪一点最象邪教吗？ 就是这一点。 你们想知道中共是用哪种手段实现对其国民的思想控制的吗？ 就是这一种。 它让你们眼中的黑白善恶不同于整个世界正常人眼中的黑白善恶，让世人眼中的“令人发指”变成你们眼中的“情有可原”。 它让你们变成正常人无法理解、不可容忍的存在，而你们却浑然不觉，或是将别人的鄙视解读成歧视。 逃离这种困境的办法是什么？ 是不再盲从于中共灌输的道德观念，是尽快恢复自己的道德判断力，不要继续以低道德为优势，为占小便宜沾沾自喜，也是择友择居，打造一个平均道德水准更高的核心社交圈。 你真的需要逃离这种困境。 因为在你意识到这是种困境以前，你会一直以为这是你的“舒适区”。 太多中共国人把自己和同侪的道德低下当成“聪明”了，太多中共国人满足于极低的自我要求，把正常人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当成矫情，把正常社会的普通人对中共国人的道德批评当成“说教”，把要求他“坚守底线”当成不近人情的挑剔了。 处于低道德状态的社交环境是个粪坑，谁会在粪坑里觉得舒适？蛆呀！ 反过来，谁会在让蛆们悠游自在的环境感到恶心？谁会渴望逃离？人呀！ 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启蒙也能觉醒？为什么有些人没坐过牢，也必须等到逃离这个国家才有“自由的感觉”？ 当一个人天生的道德感+独立思考能力+对现实的观察同时或者任意一项超出中共国人平均水准，这个人就会感到这样的环境令人难以忍受！ 润，是必须的。尤其是当你想到如果不润你的孩子就只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一辈子和蛆一样的人呆在一起，要么变得和他们一样，要么因为格格不入憋屈痛苦。 但润是艰难的，很多人贫贱不能移。润的大门也正在关上。 为什么关上？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共国的移民格外善于滥用他人释放的善意，比如长期使用现金交易隐瞒收入，一边逃税一边骗取福利。 随着类似德国中共留学生迷奸案、美国盐水鸭案等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激发相关讨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提高对中共国人低道德特质的警惕。 而有意逃离中共国的移民，即使他们的平均道德水准已经高于中共国普通人，即使他们各有各的道德坚持，在俯视国人时，撑得起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他们在中共灌输基础上自己调整打磨出的道德观念，又能不能和移居国度普罗大众的道德观念无缝连接？ 他们高于中共国普通人的道德水准，又是否能达到移居国的平均水准？ 你润出来了，你已经比蛆强很多了，但你达到了人的标准没有？ 如果你没有达到，你要怎么融入属于人的世界呢？ 背井离乡。 低道德是一口井，它限制了你的眼界，限制了你对更高的世界的理解。 而更高的世界并不是中共宣传里的天方夜谭，如果你记忆力足够好，记得你自己天真未凿的小时候，那么你应该能懂，更高的世界不过是由真诚地相信每一件事的孩子，由没有被环境调教得世故、奸诈、唯利是图的孩子，由不需要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不断突破道德下限的人，看到老人摔倒敢冲上去扶起来的人组成的世界。 只不过是人类的道德天性能自由生长不受打压的世界。 对个人来说，低道德是一口井，限制你理解正常国家正常道德环境的观念之井。 对群体来说又如何？ 它使群体难以摆脱丛林底部的纳什均衡，使任何个人大胆突破旧例，尝试对他人付出更多信任的举动都在现实中惨遭挫折。当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人都不值得信任，当轻信他人的代价沉重到难以承受，就没有人敢改变“人人皆不可信任”的预设，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赌合作者不会背信，不会为蝇头小利让自己倾家荡产。 它使群体丧失构建高质量长期合作关系的能力，丧失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能力，它瘫痪了这个族群，令其只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于是无论统治者怎么虐待你们，你们也无力反抗。 因为你们无法团结，无法组织起来作有效的抗争。 “当今世界有哪些国家的政府试图用政治手段垄断道德解释权？” 当我拿这个问题去问AI，它给出的答案是： 中共国、朝鲜、伊朗、阿富汗、俄罗斯。 意外吗？ 你们不该感到意外。 垄断道德解释权其实只是手段，真正让这些政权受益的，不是通过垄断道德解释权获取被洗脑者的支持，不是通过精神控制打造出忠心耿耿的基本盘。 是通过官方垄断道德解释权，压制民间的道德生成机制，令被统治者保持无法恢复较强自组织能力的低道德状态。 不是成功让你们支持它，是成功让你们无力反抗它。 所以如果你有意完成颠覆中共政权的壮举，完成推翻暴政的壮举，你要抓住的问题关键是什么？ 是有意识的解构由中共建立的那套道德观念体系，通过将其与传统道德、现代道德、各大宗教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对比，通过修复道德判断力，恢复道德水准，助人们从那口至今仍背着的“井”里走出来。 走向正常，走向未来。 @baodiantimes

被政权垄断了道德解释权的国家，反过来说，就是私人的道德解释权、道德判断力被剥夺了的国家。 虽然人类天生的道德情感是无法被剥离的，但这类国家的国民，即使深心中有自己的想法，明面上也只能把道德热情倾注到政权为他们指明的方向上去。 例如仇日、仇美、仇女、仇富、仇恨阶级敌人、 资本家、公知， 或者在伊朗这类国家仇恨异教徒、仇恨不肯乖乖戴头巾的女人。 在没有象他们一样被洗脑的人看来，这些仇恨不但不可理喻，而且是不道德的，是把无罪的人指为有罪。 例如当仇日凶手杀害无辜日裔男孩沈航平，正常人当然知道一个2014年出生的孩子和历史上的中日战争毫无关系，才十岁的小学生与凶手素不相识，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实在不是一个宣泄仇恨的合理对象，凶手杀害无辜儿童乃是极其不道德的举动。 但在凶手和他的支持者看来，这就是两个族群之间的仇杀，是历史恩怨的延续。 侵害铁链女的董志民的支持者，这个提出了“拴学”，把董志民奉为“董圣”的群体，也同样把道德热情倾注到了正常人眼中的反道德方向。他们在网络上集结成伙，激情输出，为一切伤害女性的言行叫好，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无端网暴事件。 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你会觉得他们的想法莫名其妙。 如果你是个拥有正常道德判断力的人，你会觉得杀害儿童、攻击素不相识的无辜女性，是“不道德的”。 但让仇日者、仇女者激情燃烧的，其实是和站在施暴者对立面坚持抗争的正义之士同样的人类道德天性。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道德热情的驱使下做着不道德的事情。 极权政府无法改变人类的道德天性，但它可以通过垄断道德解释权，通过抹杀个体的道德判断力，使民众的道德热情受其操控，成为它手中好用的工具，把充满道德热情的群众，打造成助它施暴的利器。 而这类国家的国民，被极权政府从小洗脑洗到大的人群，和正常国家国民最微妙而真实的差异，就是明显异于常人的道德观念和明显低于常人的道德判断力。 因此在中共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道德观念和判断力相对正常的人会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你路见不平，忍不住仗义执言，如果你甚至更进一步见义勇为，在中共国的社会环境里，你不会收到人们的钦佩赞赏，你只会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成为让父母家人担忧，也被整个社交圈子嘲讽的对象。 在现实生活中，在与他人展开合作时，如果你不懂得预设对方是个低道德的、不可信任的合作对象，不懂得层层设防，你不但会在利益方面吃亏，还会被指责“天真幼稚”，甚至被怀疑故意装傻碰瓷。 这就是中共国的道德现状。 可是，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一种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策略，也是由群体中参与博弈的个体通过反复博弈形成的纳什均衡。 依据人类的社会性本能，道德是由群体自发“生成”的，是涌现的结果而非垄断解释权的统治者设计的结果。 虽然政权可以想方设法干预道德的涌现过程，瘫痪民间自发的道德观念生成机制，打压因各种原因突破了思想控制，重新拥有了道德判断力的个人，但政权无法一劳永逸地实现垄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阉割的道德判断力会在人类本能的催促下，抓住任何机会，在人群里，在部分人的头脑里重生。 政权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或者说拉低国民道德水准，阉割国民道德判断力的努力，因此必须持续不断。 在这里，有一场拉锯战。 整场战争的关键在于，作为个人，你的道德判断力是中共给你的，是以中共打造的舆论环境中的道德常态为参照形成的，还是你个人通过阅读、观察、思考和践行打磨而成的。 这决定了你的道德观念是来源于中共的灌输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学习与思考，这决定了你的道德热情会为中共所用还是为自身（和你归属的族群）所用。 这也决定了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时，你会天然被划到哪一边，是会成为中共的忠心奴才，还是会成为被中共排挤的异己。 由于道德是群体策略，道德观念相近与否、道德水准相近与否，会决定你融入不同群体的难度，因此，这也会决定你在成为移民时，是否能更快适应新的环境，成功建立新的社交圈。 从群体的角度看，道德观念相近（价值观相近）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易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道德水准相近的社会与社会之间更易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个国家想要融入国际社会，没有相当的道德基础，就会举步维艰。 所以当统治者通过垄断道德解释权来剥夺个人的道德判断力，破坏群体的道德生成机制，迫使国民停留在低道德状态时，它也就用这个低道德状态，造出了一个让移民作为个人很难融入新社区，让外部渴望合作的强者也很难放心与该群体建立合作关系的“心牢”。 粉红小留们“背井离乡”，他们背的是哪口井？就是这一口低道德之井。

道德的根源是什么？ 是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的判断，是个人对策略的选择。 当个人失去判断力、失去选择策略的能力或者权力时，例如一个人丧失理智变成了疯子，又或者正被凶徒枪指着头，即使他做出了通常被指为“不道德”的行为，社会大众也不会归罪于他。 那么，如果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陷入了 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自行作出道德判断的处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面前所有的可选项都是不道德的选项，这个社会还能保持其总体道德水准吗？ 当然不能。 但在伊朗、朝鲜和中共国这类极权国家，普通人的处境正是如此。 在这些国家里，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对普通人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尤其在道德判断领域，不论中共还是朝鲜还是伊朗，都竭力垄断道德解释权，为此不惜清洗、贬斥本国本族的传统观念体系——那些在极权统治者上台之前形成的观念体系。 这些统治者成功了。 在伊朗，国家垄断了道德解释权，勒令国民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交由法学家们判断，任何不驯服的举动例如女性脱下头巾均会遭到严惩。 在朝鲜，国家垄断了道德解释权，判定善恶的唯一标准成了“主体思想”，国家在社会基层设置了严密的监视网络以便消灭个人隐私和自主判断的空间。 在中共国，国家同样垄断了道德解释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判定善恶美丑的唯一官方标准，但和它字面上的含义相比更重要的是，“领导的看法”高于一切。 这些极权国家的共性是什么？ 是它们都在垄断道德解释权，在从社会大众手中夺走个人选择行为策略，个人作出道德判断的权力。 而这会对群体形成纳什均衡的过程造成怎样的扰动？ 这会使受其影响被迫放弃决策权的人从博弈的参与者变成只能发挥极其有限影响的“外部因素”。 这会使社会博弈从发生在无数独立行动的个体之间，一变为发生在少量仍然拥有决策权的个体之间。 这会瓦解真正的群体策略形成机制，取消社群通过持续不断的博弈优化游戏规则、优化群体策略、优化“活法”的功能，或者至少削减一个社群能投入优化其群体策略的总体算力。 后果是，当善有善报的游戏规则失效，当每个人都认定只有不择手段，只有不讲理不容情自己才能活下去，当每个人都把别人想成这样的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合作能力就会剧烈滑坡。 而在这样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已经习惯了预设他人会不择手段，因此要对所有看似友好的举动提高警惕，不能轻率回以善意的人，在进入其他社会时，并不能“一秒切换”到不同的策略。 于是，这些在本国只有极其有限的决策权，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博弈中只能被当成“外部力量”，当成决策者手中的工具人的个体，就极易成为他移居的社会中，扰动原有的纳什均衡，使均衡点向他所习惯的道德水准偏移的推力。 尤其是这些人中没有思考习惯，不能及时调整自身行为策略的人，会成为令他移居的社区信任成本上升、合作风险增大的负面驱力。 而任何社群的“活法”，都是整个社群中的每个决策者持续思考、持续行动、持续博弈，也就是持续优化的结果。 在持续计算着自身“活法”的社群面前，自然环境会变，外部环境会变，内部有许多元素也一直在变。 所以适应性的优化能停吗？ 不能。 只要停止优化、停止调整，原本最优的策略很快就会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变成不是最优。 所以决定族群竞择胜负的关键是什么？ 是你们选择了哪种群体策略，是你们有没有优化群体策略，是你们有没有持续因应环境变化优化出最佳的群体策略。 而宗教也好，政府也好，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形塑群体策略的优化机制。 一旦宗教从引人向善、鼓励博弈者们选择共赢策略，把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角色，一变而成了剥夺个人道德判断权利，垄断道德解释权，废除社会天然的群体策略生成和优化机制的角色，它就成了群体改善其“活法”的负面因素。 这和它的教义如何无关。 只要利用由凡人组成的，不可能避免受人性之软弱、人欲之染污的宗教组织去剥夺信徒个人的道德判断权，不论一个教派尊奉的经典是圣经还是古兰经，它都会破坏由信徒组成的社群天然的道德形成机制，令社群陷入道德困境和信任危机。 政府组织也一样。 不论打起怎样的旗号，只要政府层层设立权威，用自上而下的判断取代社群自发的道德判断和道德监督，腐败就会泛滥。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选择自己的“活法”。 但没有人能在一开始就选好一套最稳妥、性价比最高的活法，人们能选的是什么？只能是一套在成长过程里学会，在现实中不断调整的生存策略。 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策略，是一套不断调整，帮助你增强适应性的策略。 这就是你的“活法”。 无数个体的“活法”汇聚起来，就形成了群体的“活法”。 群体的“活法”，是包括文化观念、包括宗教信仰、包括政治制度和科学结论在内的，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整套生存策略，它当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每个普通人在现实生活里不断调整自己“活法”的时候，群体的“活法”也就因之而变。 因为——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当你为了适应环境改变策略的时候，你自身也是别人需要适应的环境。 群体的“活法”，并不是个体“活法”的简单相加，而是众人博弈的结果，是无数追求最佳策略的人最终形成的纳什均衡。 道德，是一种群体策略。 Moral as a group strategy，是一个在演化生物学、社会学和博弈论中非常核心且强力的观点。 它认为道德既非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也不是纯粹的形上学概念，而是人类在群居演化过程中，为了提高群体生存概率与合作效率发展出的一套博弈策略。 一个族群的道德水准，并不是由他们的天性决定的。 它只是在无数个体的互动博弈中形成的纳什均衡，是人们基于对彼此的了解确立的“给自己人的待遇”。 这待遇是“你应得的”，这待遇基于“我对你的了解”。 当你了解了这些事实，你就会发现，一个族群道德水准的高下与他们的天性并无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这个族群中的个体怎么看待他们的同族。 如果我认为你会对我很坏，如果我认定对你好不会有好结果，我就会选择戒备你而不是准备与你合作。 甚至如果我确认你不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合作者，我不需要考虑你对我的评价，我还有可能直接把你当成猎物，为极小的收益就损害你的重大利益。 被当成形容词使用的道德，是“给自己人的待遇”，但在没有道德或者说低道德的族群里，“给自己人的待遇”和“给外人的待遇”几无差别。 于是这样的族群很难形成良好的、稳固的合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缺乏信任，也缺乏善意。 面对残酷的自然界生存竞争，在远古时代，这种在狩猎时，在战场上，人们无法把后背交给战友的族群，是很难存续的。所以在远古时代，天生道德感薄弱的族群都灭绝了，活下来的人类全都有相当强的道德感。 作为社会性动物，合作意愿、自组织能力、对声誉的重视，对他人道德水准的下意识评估，都是写进了人类基因的本能。 但为什么到了今天，有些族群的合作能力会变得格外低下，道德感会格外薄弱呢？ 因为道德是人群中的纳什均衡。 只要在一个原本道德感较高的群体里，放进一些道德感较低的个体，只要打破原有的纳什均衡，形成新的纳什均衡，只要让人们改变自己对族人“知恩必报”的预期，形成“恩将仇报”的预期，整个族群的通行策略就会完全改变。 道德水准在一个族群内部的提高，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无数善人对他人释放善意，通过无数收到善意者回报善意来逐渐提高的。 一国一族乃至一村一镇“给自己人的待遇”从来不会凭空变好，都是在获得他人同等回报的期待下，在坚持给予他人同等回报的努力下，一点点变好的。 但变好会有什么结果？ 在族群竞争中，更擅长合作的族群有整体优势！ 所以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几乎每个族群都产生或者接受了某种宗教——人生短暂，行善的回报有时难以在此生看见，当宗教信仰让一群人共享了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共享了对善有善报的信念，“行善”、“守义”就成为即使寿命将尽的人也值得进行的长线投资。 而宗教导人向善的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描绘延伸到死后（或来生）的善恶报应，更在于宗教会形成组织，专职传播其教义，向信众解释其教理的组织——教会。 在宗教组织的努力下，人们可以不仅相信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根据自己所属的教会对教义的讲解，预判象自己一样信教、听讲道的人在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时会采取的策略，由此形成只存在于教徒之间的纳什均衡，给予彼此以高于“外人”的待遇。 因此，运行良好的宗教信仰体系，真真切切具有改善一个族群或者说社群道德水平的效力。 但大家且不要高兴。 因为宗教组织真正具备的力量，不是单向的“改善社群道德水准”，而是双向的“影响社群道德水准”。 当你意识到宗教组织对人群中纳什均衡的影响力，你会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令人震惊的，让群体的“活法”变得更糟的反例。 （话题未完，明日继续）

过去的中国人接受的是儒家教育。 而儒家教育作为连皇族都要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其中包含的糟粕再多，驯化的意味再浓厚，在塑造人的“不配得感”上，也远比不上中共的党文化。 只有中共，才培养得出为抢救集体的一根木料跳到河里让自己淹死的大学生。 只有中共，才会让活生生的人以当“螺丝钉”为荣 ，以做用完即弃的耗材为傲。 在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里，人的价值和尊严，被完全地践踏。 人性呢？在多少年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中，被污蔑成了原罪，成了一个正常人要在毛主席像前痛哭忏悔的理由。 所以在中国历朝历代中，中共这个朝代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是没有人性。 被中共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中共国人，则是和历朝历代古人相比，最没人性、最没有人味儿的一群人。 也许改开时代已经让许多中共国人享受到了古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但他们心穷，空前绝后的心穷。 2026年了，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吗？有那么多中共国人，连双休都不敢想。 连双休的权利他们都有“不配得感”。 那还有什么权利是他们敢争取的呢？还有什么权利是更接地气，不让他们觉得“天方夜谭”的呢？ 除了“听话”，中共国人，你们还配得上什么？ 你们配拥有财富吗？配拥有自由吗？配争取民主吗？配捍卫法治吗？ 你们是不是只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幻想等别人争取到一切之后，顺便享受？ 你们会做的最勇敢的事，是不是只有站在党妈身后摇旗呐喊，指责那些不够听话，不肯当奴才的人？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指斥过于苛刻。 但即使抗争的代价沉重，已经逃到安全之地的那些人，不需要支付沉重代价的人，又在做什么呢？ 有没有去争取权利，有没有去争夺权力？有没有在努力赚钱之余，也努力赚取能让财富不被他人掠夺的政治资本？ 没有。 润出来的中共国人，都在“远离政治”。 他们歌颂欧美国家的善良、同情，享用欧美国家的庇护、福利。 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份善良，这种庇护，在他们不断的消耗下，是不是可持续。 他们到了允许他们象主人一样思考，象主人一样行动的国家，却仍然保持着奴才的心态，甚至真的还在向旧主奉献忠诚。 真是暴君虐我千百遍，我待暴君如初恋。 那些曾和中共官员勾结谋利的商人，哪怕带着钱逃出了中共国，明知道有可能被红色中国万里追杀，却仍鼓不起另投明主的勇气，更没有反杀的决心。 他们怕，怕得很。 不到最后一秒，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中共的坏话。 那么到了最后一秒，你再说，还有用吗？ 在中共这个朝代之前，其他朝代的反贼在做什么？ 敢扯旗造反的人，谁还没有点占山为王的豪情胜概？ 但从中共体制内逃出来的人，对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想都不敢想。 竟然要等到郭文贵出来了，才有人提“新中国联邦”。 你们的奴性重得连清朝人闻到都要反胃了。 到今天还有人维护大一统。 维护一个把你们每一个人都踩到泥里，把你们当成蝼蚁的奴隶制帝国。 贱不贱？ 你就不配活在属于自己的国家里吗？ 你就不配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把中共所谓的方言设为官方语言的现代国家吗？ 你就不配摆脱奴隶制吗？ 你就不配拥有力量，成为任何人都不敢轻侮的强者吗？ 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为什么有责？ 你对世界负有责任，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 人对文明负有责任，因为文明因人而兴，依人而存。 什么人对世界不需要负责？什么人对文明不需要负责？ 奴隶。 和一切建设无关，和一切产权无关的奴隶。 远离政治，并不等于远离纷争。 你只是在放弃抵抗，只是在守奴隶的本分而已。 即使你今天的处境已经不需要你守奴隶的本分。 但你是如此恐惧，你的心，是这么的穷。 家财万贯又如何呢？ 人生百年，三餐一宿，谨小慎微地活到最后，就是你全部的追求了吗？ 中共国这个原生国家给你们最大的精神创伤是什么？ 是让你们感到自己无比卑微，无比渺小。 让你们觉得不管什么好东西自己都不配。 是的，你不配。 如果你没有勇气挣脱心中的枷锁，如果你没有勇气摆脱“奴隶的本分”，不敢反思并去除自己身上的奴性，你就不配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 那不是因为你天生不配。 是因为在选择安于奴隶的本分时，你选择的，其实是成为奴隶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中共国这个奴隶制帝国的马前卒，成为它可以随时远程操控的伥鬼。 因为每一个不与中共割席的海外华人，都有可能受其驱策，成为中共的海外代理人。

繁荣，是一整个族群“富养自己”的结果。 很多素质是需要富养才能养出来的，在丛林底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礼让、保持边界感，都是太奢侈的事。 所以为什么被称为“中国人”的这个群体素质不佳？ 同文同种，为什么香港人和台湾人就能一个学会珍惜法治传统， 一个学会珍视民主的价值？ 因为香港人和台湾人得到过富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化肥使用和灌溉发展，世界粮食总产量从 1950年的约6.3亿吨增长到2021年的约28亿吨，成长幅度超过340%。 也就是说，在1949年后，人类开始拥有富养自己的条件。 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和一水之隔的台湾，人们既没有象中共政权治下的亿万民众那样忍受长期饥饿，也没有在匮乏中接受“党的教育”，在政治运动中通过整人和被整确认社会等级，再凭社会等级分得有限生存物资的集体创伤记忆。 他们的生活忙碌，但不至于没有思考的余裕，他们要把大多数精力用于谋生，但不需要完全放弃对生活享受的追求。 一个侧面证据，是港台都发展出了丰富的流行文化产品，从武侠小说到流行音乐，从风靡东南亚的电视剧到拿下无数国际奖项的电影。 同一时期，在中共治下，人们除了偷看旧书，就只能在八个样板戏一统江山之下暗中传抄阅读《一双绣花鞋》、《少女之心》。 在富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香港人、台湾人，不仅身体得到了充分的营养供应，精神上也没有象中共治下的同龄人那样的“营养不良”。 他们不但保留了正常的人类情感，也保留了正常人的志气。 他们不会把过上“人的生活”看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会在机会面前，卑微地认定“我不配”。 所以民主、法治在他们眼中，不象在中共国人眼中那样，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民主、法治，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就象抽水马桶、私人汽车一样，是他们眼中的生活必需品，即使尚未拥有时，他们会只把这些看成“踮起脚尖就能够到”的目标。 只有得到过富养的族群，才勇于争取。 所以台湾人站得起来，不但最终拥有了民主，还能不把民主看成蒋家的恩赐。 而香港人会抗争，用近乎全民动员的声势，100万人上街，200万零1人上街，在强大到超乎想象的敌人面前，捍卫属于他们的法治传统。 在中共国治下却不存在自下而上的抗争。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由政府一层层推动和提供支持的“群众运动”。 从斗地主、土改开始，中共治下发生的那些，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官方主办的“伪群众运动”。 真正自下而上的声音，总是被迅速压制，西单民主墙、八九六四、白纸运动，都被当局严厉打压。同时，每一场带有自下而上意味的事件都有“被富养者”也就是家境不凡的知识精英的身影。 维基百科说，“魏京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 王丹呢？父母均为北大校友，自己也是北大学生。 他们是普通人吗？ 不，他们是天之骄子。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中共蓄意在底层养成的卑微心态，不敢为自己争取，不敢想象更美好生活的心态。 你做不了王丹，你成不了魏京生，你甚至也当不了何岸泉，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被时代、被家庭或者被自己富养出来的心气。 因为没有被富养过的人心里永远藏着三个字： “我不配！” 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不配过上一种不需要靠奴性委曲求全的生活，你不配争取别人眼中天经地义应该拥有的权利。 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就该低人一等。 所以“上海独立”在你看来是离经叛道。 你想都不敢想。 推翻中共统治是天方夜谭，完成民主转型是痴人说梦，争取劳工权益是不接地气，所有在被富养过的人眼中理所当然的政治目标，在你眼里，都是贫贱卑微的小人物决不能肖想、决不能掺和的“神仙打架”。 而你的卑微又是从哪里养出来的？ 从你的家庭。 从把妻子当成女奴的父亲，从把儿子当成“力工”的祖父，从把你当成传宗接代工具人，压根不在乎你感受的父母家人。 他们一直告诉你，你是多么卑微，你是多么渺小。 他们告诉你，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更弱更小。 他们告诉你，“要听话”。 要你过一种在他们看来最安全的，但也是正常人看来最屈辱，最无保障的生活。 要你守底层牲人的本分。 你愿意吗？ 你愿意的，如果你没想过富养自己是多么重要，不满足于奴隶的生活状态是多么重要，不随波逐流，不任由乱世洪流把自己卷走是多么重要。 当一个族群中的多数是从未被富养过的人，尤其是在权利意识方面从未被富养过，从未把基本人权当成自己天经地义应该拥有之物的人，这个族群在需要抗争时就不会有勇气抗争。 因为抗争的心理基础不是“我不配”，是“这是我应得的”。 从群体抗争到个人抗争，遵循的是一样的心理规律。 你首先要认定“这是我应得的”，你才能坚持争取。 但在奴隶制的家庭里，在主奴式婚姻里，在专注于穷养儿女的教养下，你能培养出什么心态呢？ 你身边绝大多数战友，又会有怎样的心态呢？ 要改变命运，也许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富养自己。 改变“我不配”的想法，把“过上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把“享受和欧美一样的公民权利”当成你敢想的事。 把过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看成现实的目标，而不是梦想。

在产业链逻辑与伤害链逻辑完成历史性的更替之前，婚姻制度受到了巨大冲击。 被中共刻意诱导出的仇女情绪，日益激化的男女矛盾，正在重塑下一代年轻人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看法。 不婚不育将成为下一代的主流。 中共国的人口下降趋势不仅会受年轻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会受流行观念的影响，这影响将跨越 不同的朝代，从中共帝国末年一直到新时代早期。 是的，在未来的沦陷区，人口会是大问题。 因为旧的婚姻模式已无法持续，新的婚姻模式在中华沦陷区又还没有容身之地。 基于伤害链逻辑建立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主奴关系。 基于产业链逻辑建立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则是雇佣关系或合伙人关系。 在双链争持，模式更替的时刻，婚姻关系的底层逻辑也需要从前者切换到后者，但这样的切换是很难顺畅完成的。 我们都知道铁链女式的婚姻和在中共国男性中流行的“拴学”是什么样的。 它们是典型的旧式婚姻，里面包含着支持旧式婚姻制度和家庭权力格局的人对女性的期待——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奴隶。 他们希望婚姻中的女方，也就是所谓的妻子，是一个用彩礼购买的奴隶，买家可以尽情剥削、打骂，一旦她逃了甚至死了可以让卖家退款的奴隶。 他们不希望婚姻中的女方拥有类似现代企业员工的待遇，比如讨价还价，比如争取加薪，比如跳槽。他们更不希望婚姻中的女方拥有合伙人的待遇，完全和男方平起平坐。 他们也仇恨那些不进入婚姻的女性，对他们来说，女性不进入婚姻关系就等于天生的奴隶不肯做奴隶，即使这名女性和他们素不相识，在现实生活中大概率永无交集，他们也会把奴隶不肯当奴隶视为对主人的挑衅。 即使他们自己在现代企业里并不肯接受奴隶待遇。 对现代人来说，婚姻应基于双方的“你情我愿”，这是常识。 但现代人的常识对古人就是种冒犯。 要求丈夫象老板尊重员工那样尊重妻子，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 在主奴模式的婚姻中，一个女人不是好奴才，就不可能是好妻子。 “妻性”在这样的观念体系里几乎完全等于奴性。 但“夫性”是否就等于对应于奴性的主人气质呢？ 也不是。 大部分渴望构建主奴模式的婚姻家庭的男性，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他家族的主人，不是族长。他只是自己家族代代传承繁衍过程中的一环，是他父亲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人，从伤害链的上级对下级有处分权，有主人对奴隶的各种权力看，他是他父亲的奴隶。 他父亲又是他祖父的奴隶。 在以伤害链逻辑为底层逻辑的旧式婚姻里，没有真正的主人，每一代人都是上一代人可以杀死、出售的奴隶，是不可拥有私产的奴隶。 男性抱怨的“力工”待遇，同样是奴隶待遇，只不过向他施压，要求他完成任务的不是女性，而是他的家族，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又是他祖父的奴隶，在主奴式的婚姻里，在主奴式的父子关系里，“力工”的待遇代代传承，奴隶的待遇代代传承。 而男性在这样的奴隶制里渴望用彩礼买到一名女奴，以分担自己的劳役，和从事原始农业的农民想买一头牛分担自己的劳役并无二致。 主奴式的婚姻，实际上是用大奴隶管束小奴隶，男奴隶管束女奴隶的婚姻，是一种让奴隶的肉体和奴隶的精神同时完成传承的繁育模式。 如果一个社会想用强化主奴式婚姻的方式来解决其人口问题，这个社会就会在获得人口的同时，增加其人口基础中的奴性。 而奴隶，没有能力构建繁荣，没有能力长期维持繁荣预期，所以一个任由人口基础从公民变成奴民的国家，最终会失去它的现代性。 中共国民所谓的“支性”，究其本质，不过是奴性而已。 这个民族被“拴”得太久了，灵魂已扭曲变形。 从人口的角度看，一个族群、一个国家能否完成现代化转型，能否长期维持其现代性，关键在于能否建立现代化的人口传承繁衍模式，能否让绝大多数婚姻都摆脱主奴模式，转向雇佣或合伙人模式。 一个社会的女人在婚姻里能得到什么，社会大众在雇佣关系里、商业合作中，就能得到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婚姻模式不能成功转变，多数人的合作模式不能成功转变，社会本身就无法完成转型。 但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不能转型的家族都没有留下后代，而少数留下后代的家族都完成了模式转换，情况就会不同。 这个社会将在人口大幅减少后，由那些能够成功构建现代化合作关系的人，那些没有传承奴性的人，完成转型。 在未来的沦陷区，人口会是大问题。 但在今天的沦陷区，人口同样是大问题，奴性过重的人口太多，以致整个社会只能囿于奴隶的行为模式，面对剥削只懂逆来顺受，不具备现代雇佣关系中的平等意识和讨价还价能力，是由“力工”组成的中共国社会难以提高劳工待遇的根本原因。 对于文明转型来说，人口的数量固然重要，但人口的性质更加重要。 对繁荣模式的自维持而言，奴隶不是生产力，是干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