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 因。
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
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 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 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 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
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 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 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
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 “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 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 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 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 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 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 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
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 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 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
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 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
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 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 赖 喇 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 藏政府都未接受。
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 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 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 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 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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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 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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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re right wing and you can’t admit liberals (not communists) are way better at art and design and boutique coffee shops and restaurants, you’re not living in reality.
If you’re left wing and you can’t admit conservatives are way better at running cities and businesses and police departments, you’re not living in reality.
You step inside a beautiful coffee shop in the PNW and think “man, these liberals are great at this stuff…conservatives should take notes.” Then the moment you step outside and trip over a homeless drug zombie shooting up fentanyl on the sidewalk, you think “man these liberals are terrible at this stuff…they should really take notes from conservatives”
Communists make disgusting anti-beauty art, but classical liberals aren’t like that. Put the libs in charge of the coffee shops, put the conservatives in charge of city hall. This is how you get a city that is beautiful, clean, and functional.
If you can’t accept that, you need to check your tribalism. We are never getting rid of each other, so figure out how we strike a balance or else the communists swoop in and take everything from us while we quarrel over stupid bullshit…which is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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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恩赫巴图先生很多年了🙏
也看过他女儿特穆伦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视频,当时非常赞赏她的才华和勇气。
父母流亡美国,她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未有机会踏上故土。2024年12月5日,17岁的她站在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面前,沉着而清楚地讲蒙古语如何在学校里被消失,文化符号如何被禁止,藏传佛教和萨满传统如何被镇压。她还曾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各国代表简报,2026年又作为焦点演讲者登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她本该是把真相和正义传下去,反抗共产暴政的青年力量。
可11月1日在密歇根大学,她的激进极端情绪表露无遗,众目睽睽之下冲上去扇人耳光,把犹太裔女创作者推倒在地,被警察按倒带走时她还高喊:我当时就该杀了你!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这不是一次突然的情绪失控。这是一个曾经用自身被暴政迫害的苦难要唤醒美国的年轻人,被美国校园的极左意识形态彻底改造成一个要用拳头让别人闭嘴的人。
美国教育中的极左、极端与共产思潮,就是吞噬年轻一代的癌症。它不教人珍惜自由,不教人尊重不同意见,只教一套公式:用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先判决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然后,正义与邪恶就由他们说了算。
更值得警惕的是,我这些年见过不少这样的反共斗士和菁英,到了民主国家,却转身拥抱极左意识形态。
为什么?他们把自己受迫害的真实经历,错套进了极左的公式。他们在新的国家里自觉是弱者、是少数,就认同了那套把普世人权偷换成身份特权的战术。
他们发现,把身份包装得越是受害者、弱者、少数群体,话语权越大;而且越是激进,越受左翼社会追捧。谁被贴上压迫者的标签,谁的权利就可以被剥夺。
人权一旦变成按身份分配的特权,暴力就会被包装成正义,极端主义就会被美化成进步主义。
特穆伦最可惜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曾经为信仰被镇压的人呼喊,如今却因为一张桌子上质疑伊斯兰的问题,就爆发,就动手打人,还说要杀人……;她的父辈逃离中共,是为了让孩子能在自由中成长;她却在美国的大学里,要用暴力让别人闭嘴。
逃出了一种洗脑,又走进另一种洗脑。逃出了极权的同化,又被极左同化。这才是这件事最痛、也最危险的地方。
希望这个案例能够让那些极力带动自己子女站左,认为在民主国家越左越进步,越吃得开的人能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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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秋雨聖約教會汪成忠弟兄談王怡牧師和家人的近況:一個不斷有傳道人坐牢的教會。(2026/10/31) youtube.com/live/wlh3VNr9wvY… 来自 @YouTube
致敬谭松先生!
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正在最紧的时候。四川涪陵马武镇,一个九岁的女孩每天给关在镇上的父亲送饭。有一天,父亲没吃完的饭又让她提了回来,看押的民兵没有翻看。饭底下埋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母亲和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还有几句话:
“要信赖政府,依靠群众,劳动改造,勿负我望。”
纸条末尾还写了一句,他很喜欢菜园坝那个地方。菜园坝是刘家对面的一个小山包。一家人捧着纸条哭,谁也猜不出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地方。
写纸条的人叫刘继直,三十六岁,在涪陵师范学校当教导主任,常年住在城里教书。刘家在马武有一百石租的田,是祖上分下来的,家业由妻子王泽厚管。减租退押的时候,王泽厚对工作队说:“招租收租都是我,不关刘继直的事,你们不要找他,他一直都在外面教书。”在乡下,刘继直的名声很好。为了防天花,他在自己家里给周围的农民免费种牛痘,妻子管消毒,他在农民胳膊上划小十字。大路边上,他摆了一口缸、十来个碗、一个木瓢,每天请人挑两挑开水倒进去,给过路的人喝。赶场天,他在路边放红药水、紫药水、十滴水和棉签。他还办了一个私塾,佃户的孩子来读书不要钱。
刚解放的时候,有亲戚劝他躲到外地去,说他这种人是共产党要专政的对象。刘继直觉得好笑:“我走啥子?我没做过任何坏事!”
他没有走。刘家三爷爷的一个佃户,早年和三爷爷闹过矛盾,认定刘继直那时帮三爷爷说过话。这个人土改时当了积极分子,坚持要把刘继直从学校抓回马武。斗争会上,工作队叫贫下中农上台揭发,没有人说得出什么。工作队就把刘家的佃户刘仁和推上台,刘仁和开口说的却是:“刘继直这个人对人不错,就说我们在他家吃饭吧,中午只要把肉吃完了,他一定要叫家人晚上再煮几块腊肉……”工作队的人赶紧打断他:“你下去休息一会。”
关押期间,不断有农民在背篼里装一点肉和菜,悄悄送到刘家,让二女儿刘培芳给父亲带去。大女儿刘培莲还不满十二岁,母亲刚生下最小的弟弟,她在家照顾母亲、洗尿布,送饭的事就落在九岁的妹妹身上。罪名后来有了。刘培莲说:“他们找不到爸爸任何罪行,但那时正是共产党大屠杀的时候,没罪行就编造,说他参加过什么九路军,开过一个黑会。”
那年二月,中共中央开会定下了杀人的比例:按人口算,杀千分之一,先杀这个数的一半。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批转天津市委当年要杀一千五百人的计划,在批语里写: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下面报上来的杀人名单,上面一律照准。乡下枪毙人多数不登报,很多乡村报上去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罪行。
刘继直在牢里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他托街上卖糍粑的何二婶,给他送来一大盅冷米汤。
那天刘培莲在坡上洗尿布,看见街上又在开公判大会,广播吼得很响,一打听,又要枪毙人。她回家对母亲说:“妈,今天街上又要枪毙人,热闹得很。”一家人都没往刘继直身上想。这时有人跑来喊她:“培莲,快点出去,妳爸爸已经押出去了,要遭枪毙。妳妹也被关起来了。”
妹妹像往常一样拎着饭去,正碰上父亲和另外十一个人被押往刑场。那十一个人都五花大绑,只有刘继直没有绑。九岁的刘培芳跟在后面追,一路哭喊:“爸爸呀,爸爸呀。”刘继直转过头来:“芳,妳回去,回去。”她不回,还是追,民兵嫌影响不好,把她关了起来。
刘培莲往街上跑,隔壁三爷爷家的人拦住她:“妳跑去有啥子用?妳去找几根竿竿,想法把尸体抬回来。”她掉头砍了几根竹子,找了篾绳,扛着往刑场赶。马武有一块从前跑马的坝子,土改以后用来杀人。她赶到的时候,枪正好响了。民兵不准人靠近。三月里,胡豆长到两尺多高,她趴在地上,从胡豆丛里往里爬。
十二个人东倒西歪躺在地上。民兵杀完人就走了。她扛着竹竿在尸体中间转,一边哭一边喊爸爸,眼睛让泪糊住,一时没认出来。她后来说,那一刻没找到爸爸,心里竟一下高兴起来,以为他没被枪毙。旁边有人问:“培莲,看到妳爸爸没有?”她说没有。那人说:“妳好生看!”
她抹掉眼泪再找,看见了一双布鞋,是母亲给父亲做的。刘继直穿着长衫,脸朝下扑在地上。她想把父亲翻过来,力气小,翻不动,几个大人过来帮忙。别人都是打的头,刘继直是打的身子。身上看不见血,胸前有十二个小洞。刘培莲一直认定是那一大盅冷米汤的缘故:父亲中了枪不出血,行刑的人见他不出血,就一枪接一枪地打。
她们用竹竿把他抬回家。王泽厚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带着一群孩子跪在地上哭。到这时,血水才从弹孔里流出来,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家里没有棺材,佃户们来帮忙,把楼板撬下来钉成一口匣子,草草埋了。一家人这才明白,纸条上那个菜园坝,是他给自己挑的地方。
刘继直的父亲刘复亨原本住在涪陵县城。儿子死后一个月,老人也被押回马武,六十多岁,没了生计,和老伴糊火柴盒过日子。没过多久,一天夜里一伙人闯进门把他抓走,押到涪陵县中关起来,就在那里枪毙。刘继直的儿子刘培生正在县中读书,枪毙爷爷那天,他在台上演学校排的戏《天堂和地狱》,演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上台前,一个出身好的朋友对他说:“培生,今天要枪毙你爷爷,你要坚强点哟。你要是流泪,你的前途就全部毁了。”他正在台上演,枪响了。刘培生一惊,告诉自己千万稳住,把戏演好。他没有哭。过后学校给他发了助学金,说他分清了阶级路线。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发电报,算各地已经杀了多少:
“杀人比例问题二月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
涪陵就在西南。同一封电报里,他说贵州省委要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想把一部分犯人留下来给国家修路开荒,又嫌这样“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十天后,他批了一段话转发全国,说有些人可以判死刑缓期执行,其中写明:
“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这段批语转到西南的时候,刘继直已经在菜园坝埋了一个多月。
一九六〇年,刘培莲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投奔姨妈,姨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叫张志强,是个社队干部。土改那几年他当民兵大队长,他们那里分两批枪毙了十二个人。几十年后他对来采访的人说:“那时你只要有名望,是头面人物,就要杀。”又说:“共产党是整有名望的(人),不是整作恶的(人)。”
刘培莲嫌他驼背,不想嫁;姨妈拦着不让走:“妳这个死女子,妳成分不好,啥子都不好,人家那么好的政治条件!”她最后点了头。舅舅叮嘱她,千万不能说自己是地主子女。一个女同学托派出所的熟人开了张假证明,说她的户口迁移证在路上被小偷摸走了,成分是中农。队上动员她入团,她死活不入,一入团就要查出身。父亲的照片她也藏了起来,她说,照片上的爸爸完全是个知识分子,一看就不是贫下中农。张志强那一年在区上学习半个多月,听到的规定是:党员娶了地主的女儿,马上去区法院办离婚,不离就开除党籍。
几年后,孩子都生了,张志强在海棠溪坐轮渡过江,旁边坐着一个背背篼的妇女,背篼上印着涪陵的字。他问她是涪陵哪里的,她说马武镇。他又问认不认得一个叫刘继直的人。她说认得,那是她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还教过她;又说,那一家成分不好,爷爷和爸爸都被枪毙了。
张志强回到家,问妻子:“妳爸爸这么年轻就去世了,是嘹个去世的?”
刘培莲说:“他流鼻血。”
张志强没有反驳,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直到地主富农的帽子全部摘掉,她才知道,丈夫早就清楚。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2019年,第182—183、186—189、192—193页(刘培莲、张志强口述,2006年采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267页
——毛泽东致各中央局电(1951年4月20日),劳改研究基金会藏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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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I was so saddened to hear that Ann Thurston, a leading China scholar, has passed away. I got to know Ann hrough the National Committee's PIP program, and came to know her better through the research project that became Engaging China—a book I still assign in my US–China relations class. She was always kind, enthusiastic, and easygoing, and working with her was a genuine pleasure. She patiently turned my draft presentation on US–China engagement in public health into a book chapter. The last time we communicated, she offered to host lunch in DC; I still feel bad that I was not able to visit her when I was traveling there. I will miss her. Rest in peace, Ann. bernsteinliteraryagen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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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鳥:何桂蓝是在香港47人案中,唯一选择既不认罪、也不求情的被告。她被判刑7年。判刑当日,她以英文及粤语,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指出自己不认罪、不求情,是为了捍卫61万香港人曾作出的政治表态,也一再指出:“真正定义我们身份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
#何桂蓝:女,1990年8月24日出生,原英属香港籍人,现英中(香港)双国籍国民,英文名:Gwyneth Ho Kwai-lam,绰号“立场姐姐”,原《立场新闻》记者、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记者、台湾媒体《报导者》特约记者,亚洲出版协会(SOPA)「2018年卓越新闻奖—卓越专题特写奖」优异奖(Honorable Mention)获得者,香港反送中运动实战记者,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参选人,民主派政治人物,中国在押政治犯。
早年曾在香港可风中学读书,后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工作后又相继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新闻专业;
20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先在香港电台当实习记者,来年起,开始长期在《主场新闻》(后来更名为《立场新闻》)做报道人,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任专题记者,主要撰写港澳社会运动之报导;同期,还在台湾网络媒体《报导者》(被中共当局视为「台独」媒体)兼任特约记者,主要实录编写反送中运动的信息文章;因其平日文笔言辞敏锐、犀利,并在反送中运动直播采访中显示出独特的风格,故而在香港颇为闻名,遂很快遭中共当局的伺机打压;
2020年7月25日,香港立法会选举,其等十数人积极参与中民主派选区的初选,并以第一高票成功出线,不料却被香港特区政府以其曾签署《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声明》、争取外国制裁、否决财政预算案等为理由讯问,5天之后,其等10数名民主派参选人的参选资格均遭剥夺;
2021年1月6日,其及其他近50名民主派初选参与者统一遭香港警方以港版国安法中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大抓捕;一天后虽被暂短保释,但至2月28日再被香港警务处国安处警方以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何桂蓝等47名被捕人士并即时还柙,指控其曾在201 9年7月反送中运动中,直播对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采访,直播黑社会背景者在元朗袭击市民并打伤其本人,响应监警会相关报告中“伪造真相”,以及2020年曾经到支联会号召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维园聚会等;翌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开庭前何桂蓝于内庭表示自己未能与律师会面。马拉松式审讯进行至3月4日,上午近11点开庭,何桂蓝选择自辩陈词,表明不会接受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她表现硬朗,自辩完毕后,没有绕过众多被告回到自己座位,反而单手按著后方栏杆,跳起跨过后方的椅子,返回自己的位置就座,主审庭内亦传出掌声。审讯期间,她看捡来的报纸。最终总裁判官苏惠德未批准何桂蓝等32人保释,
同年12月9日,又在香港区域法院再次庭审,被以“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判囚6个月,至2022年6月9日刑满,但仍被以“47人案”参与者为理由被收监续押;
2024年5月30日,其在47人案中被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共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并指其最为激进,试图改变香港现有政治制度,反对“一国两制”;因其拒不认罪,亦不作任何求情,
2024年11月19日,终被重判有期徒刑7年。目前被羁押于香港大榄女惩教所。
慘!
时间久了,发现他从早到晚都在那里翻,并不是偶尔为之,我这才知道了他是个疯子。每次我倒垃圾,都尽量离他远些,怕是惹恼了他,他倒也不看我,只待我一走开,便上去翻我家的垃圾。我心想这可怜人估计是要寻一些食物,但又觉得好似不是,因为他衣服穿得还是挺体面的,而且手里从来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东 西。我后来也没打算细细追究,疯子的事情哪里说得清楚,便渐渐对这人视而不见了。而他依然在那里翻着,直到我搬家前最后一次去倒垃圾,他还是在那儿,人已经老了一些,衣服也变得更灰更旧了,站在垃圾堆前的梡梡树影里,他变得难以辨认,几乎成为了垃圾堆的一部分。
很多年以后,某天家宴,我和姐姐的几位朋友无意间聊起我童年里的这些疯子,兴之所至还一一比划起他们的可笑样子,说起他,姐姐在一旁插了一句:“那时你年纪小不懂,我们都认识他,你说的那个一直在翻垃圾的男人原来是个钢琴家,‘文革’时候被造反派切掉了两手的小指,当着他的面扔到了那个垃圾堆里,他从此便疯了,直到死,每天都在想找回他的手指。”席间一片死寂,没人再说话。
---马良《人间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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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最新文章: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到了年底,没想到被一个画面给震撼到了:
爱国主义相声艺术家姜昆带领一群老艺术家,在洛杉矶豪宅拉着手风琴深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夕阳,圣诞篝火,永不结冰的泳池……冷不丁地,像看见洪承畴在盛京拉着满清的二弦子,吟唱《我和我的大明》。
姜昆反复辟谣,却被反复证实,人们说姜老师终于创作出此生最好的相声。拿绿卡住豪宅过洋节没什么问题,但大力呼吁“中国人抵制圣诞节”、写数千字长文缅怀抗美援朝,你却坐拥美国绿卡、豪宅还把女儿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定居,这“含夹量”就太高了。
这国有个不可能三角定理:正直,有钱,真爱国。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钱,有了钱,哪能真爱国。你看在洛杉富人区住了多少贝勒、格格、衙内,开超跑住豪宅喝名酒,并不关心同胞。他们的父辈却在国内教育人民要爱国,抵制外来文化入侵……都不用去大峡谷,就能瞻仰有多分裂。
爱国越来越神经病了。为了抵制文化入侵,有些地方用鳌拜替代圣诞老人。但鳌拜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人哪,留辫子、穿马蹄袖,妥妥的外来文化入侵,且此鳌拜用的还是徐锦江的《肉蒲团之官人我要》版本。警方刚颁布了“私人之间转发不雅视频也是违法”,曲线爱国的群众,别一不小心搞成了聚众淫乱。
到了年底,朋友们按例催更年度总结。但今年真不想写了。刚想写小洛熙被医生害死,想起去年说过宜昌“黄疸入脑窒息致新生儿死亡”。刚准备鞭挞炫富天价耳环的黄杨钿甜,发现去年周公子、北极鲶鱼已被鞭过尸。贪官年年有,器官常常少。杭州早在2011年就喝了粪水,15年前云南鹤庆就因为污染导致89名儿童血铅超标。至于江油,你想想更波澜壮阔的翁安十万人民上街差点把县衙门烧了……
没什么好总结,每一年是上一年的轮回,我们被锁死在某个日复一日情节雷同的系统,困在算法里,这个算法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要爱国。
倒也有些亮点试图打破算法。除了姜昆圣诞放歌,就是南京博物院,最大亮点不是几幅字画被掉包,而是让大家看见那套行云流水的体系。庞家后人回忆:“当年文化局官员带了一大群人来我家,说庞家一向爱国的啊……”先用“爱国”动员你捐画,再找专家鉴为赝品,院长儿子低价收购“赝品”,左手递右手,市场高推。我看过一次拍卖,高潮部分,买家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与祖国失散多年的文物终于回来了,花再多的钱,我也要表达赤子之心”……后来才知道,这套表演体系他们玩过多次,半月板都磨损了。有时就由博物院高价收回。
看过《金瓶梅》就知道,“雅贿”。领导就喜欢字画。找个懂事的专家把那幅苏东坡鉴为赝品。“不值钱,高仿”。领导目光如炬,心知肚明。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南京纻缎,金碧交辉……太师却道:“礼物决不好收的,拿回去”。慌得来保叩头说道:“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小的主人西门庆,进献给老爷去赏人”。太师道:“既如此……朝廷赐了几张空名告身,我安你主人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
来保叩谢:“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
《金瓶梅》就伟大在把蝇营狗苟写出人性光芒,把殿堂写出了叫床。流转至今,当然有“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吃几个西瓜算什么”的粗暴玩法,“杨卫泽市长有一次到博物馆视察,看上一件瓷花瓶,直接安排手下人拿走。博物馆负责人只好把这件瓷花瓶以破碎为由报销处理。”
格局差了,没有上升到家国情怀。
庞家后人又回忆:“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曾昭燏院长也来到我家,说蒋介石把很多国宝带去了台湾,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要鼎力相助”。看,以爱国的名义就不是打劫,而是支援国家建设。昨天刷“听海频道”:1953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作坊收为集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融国有)。就是说十年间,捐土地、捐工坊、捐公司、捐银行,顺带捐点字画算什么,你不捐,怎么证明你爱国。
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打着爱国旗号,到头来,都是官人我要。
刚看到一段:当年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板着脸,让陈布雷打条子承诺“必须一个月内归还”。陈布雷气得扭头就走,回去抱怨:“什么人一个月看得完《二十四史》,存心刁难”。蒋介石苦笑:“不是刁难,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后来马衡送来一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四史》,说:“蒋先生要的书我送来了,若只是想看书,就是这个,若必须是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那就是别有图谋”。如此公然犯上,有人建议拿下马衡。蒋介石却说:“故宫文物,只可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联想起南博的姚迁因追要领导“借走”的字画,身败名裂,上吊自杀。蒋介石也不把马衡搞倒搞臭抓进监狱,几幅画都抢不过来,怪不得江山也丢了呢。只是我们已不好意思再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量国宝偷运到台湾”,台北故宫的国宝,是一个都没少的。
不妨事,打下台湾,一切都是我们的。
故宫创始人吴瀛捐了241件文物,仅剩170余件。宋徽宗的《鸲鹆图》,南博和底特律美术馆竟各有一件……网友眼尖,说那些文物不经细看的,库房里箱子也不敢打开细察。就是玻尔的“观察即塌缩”理论。是啊,中国文物具有波粒二象性,你观察了,就是赝品,不观察,就是真品。
还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未雨绸缪:“南博跑出去一条狗也是可以查到出处的,但文物这东西不好说,不要太在乎真伪。”
大门上明晃晃写着爱国,走进库房,满眼却是盗国。那不是博物馆,是后宫。
康生喜欢上故宫的一方唐代陶龟砚,就“借走看看”,并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他也意识到不能明抢,有一天看上了黄庭坚《梅花三咏》,当即掏出5元钱,豪爽地说“我也不能犯纪律,这画我买了”……
还是让我们谈谈爱国吧。中国爱国史上有个反面人物,被余秋雨口诛笔伐的敦煌王道士。他其实是个好人,一路逶迤来此地修行,修缮时忽然发现大量经书画卷,步行百里上报知县,无果。又心急如焚去找道台、找学政,最后上书慈禧老佛爷,均无果。眼见这一路过去,每一级上报,就会少一些文物,苦闷之际遇上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个懂行的老外。老外惊为天物,表示出钱买走。急于筹钱修缮的王道士,这才答应……这才有了敦煌文物的幸存。对了,老外没有将文物占为己有,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探险家,按协议全部上交给了英国,最终保护了文物。
还有多少人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离开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晚年很后悔,喃喃说要是当初把东西全卖给伯希和,该多好,也不会被哄抢被损坏了。
大家总爱说这是缩影、那是缩影,其实文物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平生两大爱好,爱文物,爱国。1936年,听说中华第一帖《平复帖》将被转卖英国,他急以4万大洋抢购陆机墨宝。焚香供帖,如奉神明。有人觊觎此帖将他绑架,他宁死不从,并告诉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生生被绑了八个月,绑匪只好将赎金降至40万,这才脱身。
后来他听说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将以800两黄金卖给外国人,怒斥:“谁转手洋人,谁就是千古罪人!”当即卖掉宅子(李莲英旧宅),换了千两黄金,仍差20两,妻子潘素摘下首饰补足,这才留住国宝。蒋介石曾提出,愿意买下这幅《游春图》。张伯驹毫不犹豫拒绝:“贵贱不卖!”
1956年,新中国号召认购公债。已负债累累的张伯驹为了支持建设新中国,将一生珍藏的8件顶级书画捐给了国家,那份清单烁古震今: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个个是故宫“镇院之宝”。文化部长茅盾颁发20万奖金,他婉拒,慨然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
张伯驹捐了半个故宫,后来还是被批斗,在操场当众下跪,沿跑道爬行,拎着铜锣到人民广场边敲边喊“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让我震撼的是,原以为张伯驹会形容槁木,神情萎顿。后来看了炎黄春秋写的一段……“嗯嗯!”张伯驹欣然应允,眼中光芒一闪,他那原本僵直的身躯也瞬间活跃起来,接过那铜锣和小锤子,轻快地踏出门去。街巷回荡着那阵阵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
最后,84岁的张伯驹生命垂危,因“级别不够”只得挤在八人病房。在污浊空气和病人呻吟中,他喃喃重复李白《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那是他捐给毛泽东的。等女儿终于拿到转院批令时,他已撒手尘寰。
我觉得张伯驹也是顶级文物。器物是死的,留在上面的故事是活的。作为直隶总督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翩翩浊世佳公子,倾家荡产为祖国,落得个跪操场、爬跑道,最后竟对惩罚熟练自如,眼里光芒一闪,接过铜锣,轻快地踏出门去……这里面都发生了些啥啊,吉林农场有基因改造组吗?
所以南京博物院这事儿,我们讨论的到底是文物,还是有个东西决定了文物。讲个结局,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力劝把个人藏品捐给国家、因表现优秀当上南博院长的曾昭燏,后来政治压力也大了起来。
1964年12月22日,看完病后的她跟司机说:“去灵谷寺散散心吧”。
司机把她拉到灵谷寺。她下车时贴心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要司机等她。那天她一个人上了灵谷寺,上了塔顶,跳了下来。
陈寅恪为其写了首悼亡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他是了解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文物,背后都是人物。不是贩夫走卒,轮不上仓库管理员,必须是通天入地的天龙族。
忽然间,一直独家报道南京博物院事件的亚洲周刊就炸了号。此前,它被令删除所有报道,留下一段藏头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是“春画未还”。
博物院水有多深,像海一样深。
金瓶梅又说:只怕睁着眼儿的金刚,不怕闭着眼儿的佛。
散朝。
李承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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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士人绣像29:欧阳君山
最近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同时霸占X的时间线:孙割和瓜哥。孙用金钱买流量,薄用父母搏关注。这两大话题同时爆发并非偶然,背后或隐伏着某种深刻的时代关联。
有朋友夸赞瓜哥,鼓励其继续为历史留下自己的说法——此举大可不必。薄还会不断地发声,其发声的动力或许并非为了“给父母雪冤”,而是与孙宇晨殊途同归:在这个无节制的时代里收割注意力,变现流量。
由是想到国人之中最早、最系统研究“注意力经济”的民间学者,当属欧阳君山君。
二十余年前,欧阳君山即著有一部专书《注目礼》,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为其作序,其中写道:
“注目礼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注目礼理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是君山抽掉了经济学大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经济人’假设……从‘注目礼人’出发,君山进行了推演,得到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可以解释许多人生和社会现象。这有点出乎意料,可以说整个颠覆了经济学,也可以说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的边界。”
即便是有名家如此卖力地背书,《注目礼》在当年几乎无人注目,知道欧阳君山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他继“北漂”失败后再去“漂沪”,直到 2025 年在湖南衡阳因病落寞去世,年仅 50 岁。这中间的起伏与落寞,也是这个大时代边缘处一个不起眼的注脚,值得记录。
可惜的是,我对君山君的后半生知之不多,写作这篇短文,亦是盼望 X 上更多知情的朋友,能一起来拼图追思他。
本世纪零年代中期,老茶曾组织过一批人赴贵州“送教”。同行者中有一位奇人,名曰王大绩。他年轻时与遇罗克有过交集,在农场劳改多年,晚年却“暮年诗赋动江关”,成了名满天下的语文特级教师。
王先生说:现在大多数学生,平时从没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这如何能在高考时指导或写出高分作文?
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那就是“宿构”——平时用心研究一个具有开放性的题材,精雕细琢出一篇高质量的样板作文。这个题材就像是一只章鱼,伸展着许多触角;而高考的材料作文也是一只章鱼,同样有许多触角。到了考场上,考生只需花点心思将这两只章鱼的触角勾连起来,便可克敌制胜。
我鼓励王先生就此写成一本专书,由我帮忙出版。王的门生众多,尤其是女徒弟不少,他不久便发来了一本书稿,还特意写了一篇长序推荐。我买下书号,将书印了出来,召集了十几位参与写作的作者吃饭,送上样书,顺便讨论能否在她们所在的学校帮忙推销。
她们看到样书时都极为高兴,可一提到销售,却纷纷面露难色,无一人敢应承。回想那时帝都的高中教师们,内心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廉耻与底线。
就在买书号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欧阳君山。他也买了同一家出版社的书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著《注目礼》。
君山君那时看起来是一介寒士,却要咬牙拿出两三万元买书号,再加上不菲的印刷费,这是何苦来哉?
君山君那时还很年轻,他 1975 年生于湖南衡阳,自嘲是“无学历,无工作,无职称,无婚姻,无子嗣,无身份”的“六无草民”。
印象中,君山君颇好大言。他称自己不到 20 岁时就有了独到的发现,足以推翻西方经典经济学体系:人类一旦进入信息时代,过去基于物资匮乏的规则将不再适用,而如何博人眼球(即“注目礼”),将是未来历史中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
为此,他从大学退学,自号“大学退学分子”,犹如战国时期的策士苏秦、张仪一般,四处奔走游说,推销他这套独特的经济学发现。
《注目礼》成书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约十年后才得以出版,书上罗列了不少知名人物为其背书。除茅于轼外,还有台湾佛光大学历史所所长李纪祥,赞其“有孟子笔下的大丈夫气概,俯仰天地,以胸中为丘壑,其志实不小”;中央财经大学孔志国博士称其思想“饱含大气象、大智慧、大趋势”;湖南省台办何翼更是叹其“如开天窗,半部《注目礼》可治天下”……
然而,《注目礼》出版后,却如投石入海,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此后的二十年里,为了让更多的人“注目”他的《注目礼》,他极为勤勉地写作、出版了更多的著作,但始终未能掀起更大的反响。我的电子邮箱里,曾源源不断地收到他发来的各种新作,令人目不暇接。
君山君早在三十年前,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流量风口,前后不懈地经营了三十年,为何最终没能成为“坐在风口上的猪”?
三十年如一日的定力,叠加诸多名人资源的推动,君山其人及其理论却为何始终无人问津?
原因或许不一而足。最近我重新翻阅了一遍君山君的《注目礼》,看到书末的一段话,或许就是答案所在:
““注目礼”=“注目”+“礼”,“注目”是前提,关键在于“礼”——也就是存在值得别人注目的价值。夫子说得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转译过来就是:“不患无注目,患所以注目。”我们不能够妄自尊大,但更不应该舍本逐末,当务之急是重建“注目”与“礼”的平衡!”
看懂这段话,便多少看懂了他的悲剧。
随着注意力经济在二十一世纪的狂飙突进,这个时代的人类早已演变为“只患无注目”;至于“所以注目”——那些关于尊严、良知与价值的旧时代底线,已经几乎无人关心了😭😭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28:“伊阿宋”(2)
X友Yan Buran留言:“席间,他太太娟笑盈盈地问我:‘茶,你知道我们家宋为什么能升官吗?’娟后来说了什么?”
娟说:“我们家宋有才,领导不得不用。”
听到此话时,马非偷偷给我做了个鬼脸,潜台词是:伊阿宋有才,但和你我不在一个层面上。
马非确是大才,顺言之,他和前文提到的中宣部副部长洪大用是中学同学,后来分文理科,洪念文科,马非念理科。洪对我感叹过:“马非的才子文章,让文科班的同学自叹弗如。”
马非的才气,仅举一例:1989年5月4日,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提出:“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此后不到一小时,马非的大作即在自治会广播站播出,盛赞赵的讲话,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八个字后补充两个字:改革。另外,学生游行、罢课本身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并非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建议把“解决问题”改为“推进改革”,即“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
马非时年21岁,有如此见识,若鲍彤先生当年能看到或听到这一回应,不知如何感想。
马非是系学生会主席,前途无可限量。“六四”大屠杀后,他被剥夺读研资格,惨惨戚戚地发配到广西。临别那天,我们几个喝了一瓶白兰地,轮流蹬三轮车,把他和他的行李送到北京站……
多年后,他重返京城,成了我口中的“邪恶的房地产商”。他回应说:“当年你总张口闭口就说‘皖人祸国’吗?”我更正道:“祸国谈不上,皖人误国久已,如今尤盛。”其时恰是胡面瘫当国。每次见面瞎聊一气后,他总感慨说:好像一天也没有分开过。
但我和宋的交流却一直很少,哪怕是见面,他往往像是个热情而沉默的父亲,眼里流露出满满的亲情,嘴上却什么也没有,也从不聊单位的事与同事。
前述的宴席上,也是娟姐在和我们叽叽喳喳地聊,宋微笑着听。他那时即是大港区文化局局长,之后一直也没有再“进步”,似乎也很自我满足。
不巧发生了天津滨海大爆炸,正巧他负责的《大港日报》经营得不错,可以付“封口费”。
事发后为领导挡枪,受了处分。领导表示:风声一过,官复原职。
不巧领导调到北京了,承诺也随风而去。他受到的处分无人处理。
三年前,我突然接到他太太娟的电话。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说宋快不行了,主动脉夹层……
我急切地希望能和宋通个电话,娟姐却咽哽着说,宋拒绝了,因为他现在的样子太恐怖、太落魄,不想让老朋友看见。于是我录了几段音频,让娟姐放给他听。
娟姐后来说,他听完那些录音,笑得很开心。
他们的女儿在美国,回国探视前,把一双儿女寄放在了我这里。那时,恰好只有我一人在家,照顾一个四岁、一个一岁的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天,看着两个孩子稚嫩的脸庞,从眉眼间,能看到当年宋的样子,我也仿佛重温了青春中的哪些美好。
我给“小黑”通报凶信,让他代表我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才得知宋受处分的事情。
宋很快走了,终年58岁。给他发丧的哪一天,天津大雨。我虽然很想去送宋最后一程,也就是想想而已。
除此而外,纸上写了几行陋句为其送行,存“宋兄俊生,一路走好”于其间:
天哀大宋英年逝,
泪雨送兄津门湿。
可叹才俊不逢时,
折转人生几张纸!
少年抱一枞阳里,
求真道路在京师。
卅年奔走大港地,
滨海水好记君痴。
回顾宋这短暂的一生,尤其是那三十余年的宦途,其间的风光与风雨、热肠与冷脸,我一无所知。我总相信,这个质朴而热情的人,公门之中好修行,三十余年中,一定会有不少聊以自慰的德政罢。从前问他此方面的感想和感慨慨时,他每每说,再等等。
两年前,接到娟姐的电话,说要到我这里哭一场。
她来住了一个礼拜,白宫不远,长木花园更近,她却哪里都不想去。她不断诉说宋的委屈与不甘:最后那几年,他的大办公室没有了,司机没有了。坐在工位里,你不尴尬,那些从前的下属也会尴尬。这个主动脉夹层的怪病,可能就是这么得的。宋常常口吐异物来到她的梦中……
她带来那两份处分,分别是纪委和监委给的;还有宋最后写的几张纸,我完全辨识不清,娟姐解释说那是宋最后的愿望,希望组织取消处分;还有宋当年手写的一份“封口费”记录,全是央媒以及中宣部等部门的人员;还有他所记的一些工作日记……
我说:娟姐,你要是想出出气,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商量,怎么做才能出掉这口气。不过你得想好了,从此可能永无宁日,这或许不是宋想看到的。
最后,娟姐泪眼婆娑地问:“茶,你觉得宋这一生值吗?”
这亦是我反复过的问题,已有预备的答案:宋从穷乡僻壤走来,把一家人带到了天津,改变了他们及子子孙孙的命运;他还和你一起,贡献了至少3个美国公民。试想,在那皖北的村庄里,又有几人能做到?
凤丫头垂泪说:世上有谁的人生,经得起推敲呢!
最后两天,迎来了另一位客人,遇罗文,他给娟讲了其兄长遇罗克以及他们一家的故事。
娟姐离开时说:“我似乎有些释然了,不虚此行。”
记录下这些,盼望伊阿宋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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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China’s Red Aristocracy Different
I have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China’s “red aristocracy” in my book. But the term can be misleading to readers outside China. We probably need a better term for it.
The recent passing of Zhu Rongji, premier in 1990s, revived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he was genuinely the clean Party leader he insisted he was, or whether the careers of his family members made that claim hypocritical. His son became CEO of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investment bank while Zhu, as premier, was directing SOE reforms. His daughter worked for American investment banks serving Chinese SOEs in their financing. His son-in-law headed the overseas operations of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mining company. All three were already multimillionaires in USD decades ago, when most Chinese were earning only a few hundred yuan a month.
This debate illustrates a broader problem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elite.
The word aristocracy evokes a privileged class with inherited wealth, family names, estates, social prestige and elite networks. China’s Communist aristocracy may have all of those. But i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ts defining privilege is not wealth or access to networks. It is proximity to political power—and the ability that comes with it to OPERATE ABOVE THE LAW, MARKET RULES AND SOCIAL NORMS.
European aristocrats historically enjoyed immense legal privileges. But modern European aristocracy is largely the residue of that system. A British duke may inherit a fortune, a castle and powerful connections, but he still has to operate within a legal order. He cannot simply make a criminal case disappear, induce a regulator to punish a competitor, or decide that certain law does not apply to him.
His privilege exists within the system.
China’s red aristocracy emerged from a different structure.
The descendants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did not inherit formal titles. They inherited something more valuable in a Leninist state: access to the Party-state.
Their family names open doors to senior officials, ministries, state-owned companies, banks and the enforcement apparatus. Connections can bring political sponsorship, regulatory approvals, financing, inside information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unavailable to ordinary people.
More importantly, political protection can determine not merely how much opportunity you have, but which rules apply to you at all.
That is the distinction Western observers often miss.
A Chinese princeling is not simply the equivalent of an American billionaire or a European aristocrat.
The deeper privilege is arbitrariness in your favour.
In a rule-based society, the wealthy have greater resources to operate within the rules.
In China, political connections can influence how rules are written, interpreted and enforced—and sometimes whether they are enforced at all.
That is not merely inequality of wealth.
It is inequality before power.
There is also a profound historical iron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destroyed China’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elites in the name of abolishing inherited privilege, only to create a new hereditary elite of its own—as socialist systems so often do.
China’s red aristocracy is therefore not simply another privileged upper class. It is the product of 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proximity to power can place a person above the rules governing everyone else.
Western aristocracy today is largely inherited status operating within a legal system. China’s red aristocracy is inherited access to power operating ab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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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er recently asked Jay Leno whether he had considered getting a girlfriend.
His wife, Mavis, has advanced dementia.
Jay looked genuinely confused.
“I already have one,” he replied. “I’m married.”
He later explained that people make vows when they marry, yet somehow seem surprised when someone actually keeps them.
Jay and Mavis Leno have been married since 1980. They met four years earlier at a Los Angeles comedy club, where he was performing and she was in the audience.
Jay became one of America’s most recognizable entertainers, hosting The Tonight Show for decades and building a famous collection of automobiles.
Mavis chose another kind of public life.
From 1997 to 2019, she chaired the 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s campaign against gender apartheid in Afghanistan. Long before most Americans understood what Taliban rule meant for women, Mavis was speaking publicly about girls banned from school, women barred from work, and entire lives erased from society.
She traveled, lobbi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pent years demanding that the world pay attention.
Today, an award for global women’s rights carries her name.
Then, slowly, the woman who had fought so fiercely for women the world ignored began losing pieces of her own memory.
In 2024, Jay sought legal conservatorship over her estate because her condition had progressed to the point where she could no longer manage important decisions herself.
The hardest part, he said, was not paperwork or public attention.
It was the mornings.
For nearly three years, Mavis would sometimes wake believing she had just learned that her mother had died.
Not remembering the loss as something from long ago.
Experiencing it as new.
She would cry.
Jay would sit beside her, comfort her, and help her through the grief.
Then the next morning, it might happen again.
Today, his life looks quieter than people might expect.
He still performs and spends time with his cars, but he rarely stays away overnight. He returns home, cooks dinner, and watches television with Mavis.
They enjoy animal documentaries and travel videos, visiting distant places through the screen when real travel has become difficult.
Sometimes she cannot walk through the house alone.
Jay lifts her into his arms.
As he carries her, he sways gently as though they are dancing.
He calls it “Jay and Mavis at the prom.”
She laughs.
She still recognizes him.
She smiles when he enters the room.
She tells him she loves him.
And when she sees something unfair on television, she still reacts with the same anger that once fueled decades of activism.
That part of her remains.
People often approach Jay and tell him how sorry they are.
He doe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sympathy.
Mavis is not in physical pain, he explains. She becomes confused, and sometimes frightened, and he is there when that happens.
He does not describe it as a burden.
He describes it as being needed.
The woman who spent years insisting that society must not abandon vulnerable women now needs someone beside her each evening.
The man she married is still there.
Not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easy.
Not because he expected this version of their future.
But because a promise made decades ago still means what it meant then.
For better or worse.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Jay Leno does not consider his devotion extraordinary.
To him, it is simply marriage.
He is a lucky man!
Él tiene ochenta años e insiste en desayunar con su mujer y cuando le pregunté:
- ¿Por qué su mujer está en una residencia de mayores?
Él respondió:
-Porque tiene alzheimer.
Entonces le pregunté:
- ¿Se preocupará su mujer si tardas en venir a desayunar con ella?
y él respondió:
- Ella ya no se acuerda… ya no sabe quien soy yo, desde hace cinco años que ya no me reconoce.
Yo sorprendido, le dije:
- ¡Qué bien! y aún así sigues desayunando con ella cada mañana a pesar de que ella no te reconoce.
El hombre sonrió, miro a mis ojos, me apretó la mano y entonces me dijo:
-Ella no sabe quien soy yo, pero yo sí sé quien es ella.
#Alz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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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A DE ELON MUSK QUE ESTÁ EXPLOTANDO! 🚨
El hombre que construye cohetes, autos eléctricos 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acaba de soltar una verdad que nadie esperaba:
“Soy alguien que normalmente apoya la tecnología… y aun así estoy diciendo que NO debería haber ninguna máquina para votar.”
Punto. Sin filtros. Sin rodeos.
Las urnas electrónicas ya no son “modernas”. Son un riesgo existencial.
Con la IA avanzando a velocidad de locura, cualquier sistema conectado puede ser infiltrado, manipulado y controlado… sin que nadie se entere hasta que sea demasiado tarde. No es ciencia ficción. Es el futuro que Musk ve venir y que nadie más se atreve a decir en voz alta.
La única solución real y a prueba de hackeos es brutalmente simple:
✅ Boletas de papel
✅ Voto presencial
✅ Identificación obligatoria
Cualquier otra cosa es abrir la puerta a manipulaciones masivas e invisibles.
Musk no es un político. Es el tipo que más entiende cómo funciona la tecnología real en 2026. Y su advertencia es clara: O volvemos al papel… o perdemos el control de las elecciones.
No esperes a que sea demasiado tarde. Comparte esto. Exige boletas de papel. Exige voto en persona con ID. Exige elecciones que nadie pueda hackear.
El futuro de la democracia está en juego. Ahora.
在教堂西大门的门楣上方,自1998年起安置了10尊20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王志明牧师的雕像位于整排雕像的最右端(右起第一尊),他身着中国苗族传统服饰,双手捧着圣经。他也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迄今唯一纪念的中国人。
王志明(1907年-1973年)是云南武定县的苗族牧师。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特殊 历史时期,他因拒绝放弃信仰、反对极左活动而遭到逮捕。
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帝国主义走狗、间谍等等,在当地万人批斗会上被枪决。枪决之前,执行人还用刀子在他嘴里割了几刀,舌头已被刺刀绞碎,据说当时害怕他发动信徒造反。
在被执行枪决的前一天,政府允许王志明牧师家人来与王牧师见面,当时王牧师已被判处死刑,但他的家人听到的是要释放这位牧师的话。据说,为了知道他们的对话,要求王志明牧师与家人对话时用汉语,不得用苗语。
王子文牧师回忆说,当时,王志明牧师的妻子带着几个鸡蛋,王牧师就对她妻子说:“拿一个鸡蛋,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其余的你带回去。”
另外,他还说了三句话,一语双关。“你们要听上面的话,要讲究卫生,要注意安全。”王子文牧师说当时王志明牧师和家人是被监视的,不能讲任何反动或者与信仰有关的话,但他的家人都知道这三句话与信仰有关。
王子文牧师解释说:“要听上面的话,即要听上帝的话;要讲究卫生,即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注意安全,意思是要警醒,以免沉沦。” “王志明牧师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出这番话,可见他的智慧。外人听着以为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了,但他的家人都知道是在讲信仰。”
图1:西敏寺教堂正门上方的十殉道者像,右起第一个即是王志明像。
图2:伦敦西敏寺正门上的王志明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