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Jason(AI+IP)

《再致胡锡进老师——什么才是体面》 胡锡进老师： 上次给您写信，是向您请教彩礼的规矩。这次想请教一件更大的事。 您的三篇文章，我都读了许多遍。您批评我不体面。这些天我反复想的，不是怎么回答您，而是慢慢发现：我真正不清楚的，是您说的体面和我说的体面，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 您是长辈，一九六零年生人，比我刚好大三十岁。您那一代人的体面，我在父辈身上见过。无法可依的年代，两个人做成一件事，靠的是一句话、一杯酒、一个愿意作保的人。作保的人拿什么保？拿他一辈子的名声、位置、关系。 我小时候见过一位这样的长者：别人几年要不回的账，他一顿饭要了回来；两家人几乎反目，他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服。他一生没有签过几份合同，但他说过的话，没有一句落过空。那个年代的体面是有重量的，这是那个时代资源分配的规则。我的父辈受过这种体面的恩惠。这份功劳，我认，而且记着。 我是一九九零年生人。我们这代人是在另一种东西里长大的：计算机、算法、合同、法律、白纸黑字。它冷，冷得常常让您那一代觉得无情。但当我抚摸着这些冰冷不近人情的东西，那时我隐约觉得，最大的体面，也许是不用讲体面。 我们这代人做的事，是试着把饭桌上的事情，搬进法律，搬进代码，搬进人工智能。 两代人各有一套体面，也各有一本账。我想把我想不清楚的三个问题写下来。这三个问题不是问您的，也不是问我自己的，是想把它们放到桌面上，问给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年青人。 第一问：一个人受了损害，被夺走了钱、尊严、时间，是消化它体面，还是主张它体面？ 您那一代的答案是消化，咽回去。打掉牙往肚里咽，在那个年代不是懦弱，几乎是成年礼，委屈没有去处，消化就是仅有的尊严。而且你们真诚地相信，不计较是一种修养，即便内耗到难以复加。我见过这种修养最好的样子：一位老人吃了大亏，一生不提，把气力都用在往前过日子上，儿孙满堂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他缺过什么，只是谁也没见过他深夜辗转的样子。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理，而是不相信有理有用。 我这一代的答案是主张，说出来。不是我们脾气大，是委屈第一次有了去处：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越来越多地写在了纸上。受了损害去立案，在我们看来不是撕破脸，是把脸交给规则去评，交给公众去评。每个人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讲台，只是讲台上说的话，同样要经得起规则的称量。 消化有消化的尊严，主张有主张的代价。哪一种更体面，我不确定。 第二问：人和人做事，彼此之间相信道德交情，还是相信合同与算法？ 道德与交情的好处，我不敢小看。它快，它暖，它在规则够不着的地方依然有效，今天中国的许多事，仍然是交情在办，而且办得不坏。一个人愿意以道德为另一个人作保，这件事本身，任何时代都值得敬重。 合同与算法的好处是另一种：它让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合作，让没有引荐的年青人有一张入场券，让信用离开具体的人也能存在。交情护得住熟人，护不住陌生人；合同认得了条款，认不了难处。 而我们这代人真实的处境，是站在两套办法的中间： 合同签了，还是要吃饭；道理占了，还是要找人。这中间的路要走多久、怎么走，我不确定。 但是我有预感： 年青人往后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是没有熟人的地方，新的城市，新的行业，新的国家。在没有熟人的地方，面子是带不走的，能带走的只有合同和算法。它们不认人，所以认所有人。 我做的东西，绝大多数使用它的人不认识我，也不需要相信我的人品，他们只需要相信规则本身。这件事教育了我。 第三问：一个人未来财富的创造，应当来自他占据的位置，还是来自他创造的东西？ 这一问，我把自己也放进去问。我的行业很年轻，规则来得比行业晚，我们是在创业创新长大的一代年青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正确答案。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问题外面。正因为如此，我格外希望它被认真问下去，问所有人，也问我。一个时代敬重什么样的富人，年青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个富人的答案都重要。 我见过两种富起来的路。一种富贵长在人身上：认识谁，跟过谁，坐在哪张桌子的哪个位置。人在，钱在；人走，茶凉。一种富贵长在东西上：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行代码，它做出来那天起，就不再需要主人守着，天南地北的陌生人都可以用它、检验它、靠它谋生。 两种路，中国都走过，都还在走。哪一种走得更远，我们这代人正在用自己的一生下注。 三个问题，写完了。 这三问，轮不到您和我裁决。而是今天的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今年出生的孩子，三十年后正当壮年。他们会用他们认定的体面去待人、经商、成家、立业，这个国家将来是什么样子，说到底，是他们的模样。 您比我年长三十岁，见过我没见过的年代；我比您年轻三十岁，会看到您看不到的年代。可是在三十年后的年青人面前，您和我坐在同一排：都只有发言权，没有裁决权。 您让我在外多为故国做些有益的事情，故国在我心中重如千钧。太空里什么都是失重的，唯独这一样，我称过，分量没变。 您是长辈。这一排里，最该谦卑的是我。所以这封信不是论战，是交卷。 我的答案只有一句：最大的体面是不用讲体面，这就是我理解的体面。 我知道这句话会被比我年青的人修改。我期待被修改。 三十年后，如果有年青人拿着更好的答案来找我们，希望您和我都还在，都还愿意听。 孙宇晨

《致胡锡进老师》 胡锡进老师： 您第二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做人还是要老实、厚道一些。我想老实地向您请教一件事。 我是一九九零年生人，今年三十六岁，到了婚育的年纪。您是长辈，比我大整三十岁，我读北大的时候就读您的文章，所以这件事我想问您，不想问别人。 全中国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男性有两亿，女性也有两亿。她们那一边的代价，不该由我来说，我只说我这一边。 怎么和女性相处，怎么组成家庭，怎么生儿育女，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不懂。旁人看这些是吃瓜，对这两亿人，这是每天早上醒来就要面对的事。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是否应当支付高额的彩礼；如果应当，是按定额，还是按他财产的比例。 我不知道，生育这件事，男方应当为它付出多少代价。 我不知道，婚前婚后女方提出的要求，男方是否都应当满足；如果没有满足、女方离开，男方是否有权取回彩礼；女方拒绝，男方是否可以走法律途径。 我也不知道，一个男人礼数尽了，父母见了，分手很久，钱要不回来，人也找不到之后，是否有权向公众说出自己的看法。我选了说。这对不对？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有些问题，国家有它的答案，一号文件写了，最高法也出了解释，我读过，也信；但文件写在纸上，彩礼谈在饭桌上，中间隔着现实的规矩。您是长辈，您的答案，我也尊重，就像我对法院最终的彩礼判决无条件尊重一样。 彩礼总归是要付的。天南地北，白丁鸿儒，无非是三万、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的分别。这是两亿青年男性都要承受的代价，我们认。 一个人算不清一笔账的时候，最稳妥的做法是不算。我出生的一九九零年，全国出生了两千三百多万人；去年，七百九十二万，建国以来最少。 我不认为这全是一笔账的缘故，但少的那三分之二里，很多人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这条路上要付什么、付多少、付了之后算不算数。人不会因为代价高而退出，退出，是因为看不见代价的边在哪里。 这个代价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两亿人在等这个答案，因为这是他们成家的第一步，也将决定未来三十年这个国家由谁组成。 我今天没有答案。我希望三十年后，有年轻人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给他一个。 孙宇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