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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下令刺杀汪精卫？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住在越南河内。三个月前他离开重庆，到这里公开主张和日本谈和，国民党把他永远开除了。这时蒋介石派来的人第二次到河内，给他带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劝他去欧洲。汪精卫开始收拾行李。 三月十九日凌晨两点多，重庆来的一封密电送到陈恭澍手里。陈恭澍是军统在河内的负责人，军统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他几十年后写书，说电文记不清了，大意是：“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制裁就是杀。 三月二十日，送护照的人回重庆去了。当天夜里，杀手翻墙进了汪家。 人都要走了，为什么还非杀不可？ 说杀他是因为他通敌，这个理由站不住。那几天蒋的人也在和日本人谈。三月十七日，蒋介石的表亲柳云龙在香港大酒店的一间客房里向日本人开条件：日本撤兵，两国签防共协定，不追究替日本人做事的伪政府人员，满洲国另外商量。中间人请示能不能再让一点，好抢在汪精卫前面和日本言和。蒋回电说，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就行，其余都可以商量改。 要明白这道命令，得从这两个人争了十几年说起。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公认的接班人。他年轻时行刺清朝的摄政王，判了终身监禁，全国都知道这个名字。孙中山的遗嘱是他拟的。孙死后他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比他小四岁，是黄埔军校校长，有的是兵。国民党没有交班的规矩，谁上谁下，靠的是枪、暗杀和政变。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凌晨，蒋介石没有经过主席汪精卫，自己下令广州戒严，抓人缴械。汪精卫不满，称病，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蒋在日记里写这位“某兄”：“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汪精卫宣布去法国养病，蒋介石以保护的名义派兵送他出洋。这是他第一回走。他走后，蒋拿到了党的组织部和军人部，七月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誓师。 第二年四月他回来了。武汉那边发起“迎汪复职”，为的就是“以汪压蒋”。他在武汉喊讨蒋。八月，蒋介石前线打了败仗，南京又被桂系的军队顶着，只好通电下野，回了奉化老家。 那年底广州出了共产党暴动，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人骂汪亲共，喊着要捕杀他。蒋介石以关心他的名义，劝他出国避难。他又走了，这是第二回。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他回来，在北平和他们另立中央。仗打输了。一九三一年反蒋的各派在广州再立一个政府，推他当领袖，出兵北上。赶上九一八事变，十二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蒋复出以后两人分工，蒋管军队，汪当行政院长，管外交。日本压过来，政府打不过，只能谈，谈了就要挨骂，蒋不愿自己出面。一九三二年汪精卫辞职去了欧洲，这是第三回。蒋三番五次请他回国主持谈判。跟他多年的陈公博担心：“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他回来了。一九三三年谈《塘沽协定》，他发电报给谈判的人：“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协定一出，全国骂他卖国，蒋介石没有公开承认协定是他批准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国民党的会场上被刺客打成重伤，一颗子弹再也取不出来，他去欧洲治伤，这是第四回。第二年底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又回来了。 十一年里，他走了四回，回来四回。有两回他回来之后，蒋介石下了台。 抗战打起来以后，谈和仍然是这两个人一起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还没丢，德国大使转来日本的条件。蒋介石和将领们商量时说：“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他当面告诉德国大使，可以拿这些条件作谈判的基础。这些话记在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里，那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替两人跑日本的高宗武，活动经费是蒋批的。 后来日本人的条件变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五个大臣开会定下来，要结束战争，蒋介石必须下野。蒋在日记里写：“非逼我蒋某下野不可。”日本人看中的接替人选当中，就有那年春天当上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说愿意和换了领袖的国民政府谈。 就在这个月，长沙烧了。蒋介石下过命令，长沙如果失守就全城焚毁，南门外一家伤兵医院失火，守在各处的放火队以为是信号，也放了火，烧了三天，半城的人没了家。汪精卫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后来亲口对日本人今井武夫讲过他和蒋的一顿饭。他对蒋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反问他，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蒋把他丢在那里，回卧室去了。 汪精卫说的是两人一起辞。可是日本人要下台的只有蒋，蒋一下台，这位副总裁就可能接位。杀他的部署，应该就是从这次当面劝辞职开始的。 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自己出面谈。他的妻子陈璧君先去云南、广东找地方实力派，龙云、余汉谋当面答应，转身报告了蒋。汪身边这些人开会、出走，戴笠的情报网看得清清楚楚。戴笠是军统的头子。蒋有意放他走。 他一走，蒋就可以说谈和的事和自己无关。一九三九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开会，否认默许过谈和，宣布汪精卫叛国，永远开除。党内原来主和的人一下子都成了汉奸嫌疑，没人再敢提谈和。三个月前，国民参政会刚通过议案：敌人没出国土以前，谈和就是汉奸。蒋最怕背的就是这个名声。一九三七年那份记录说了什么，高宗武的钱是谁批的，汪精卫都知道。 人走了，蒋也不是不怕。汪出走那几天，他想的是军队和政府里哪些人会跟着动，想到失眠，第二天见了八十多位将领，见了一整天。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做过一次调查，一百五十九个回答的人，六十三人支持汪，二十五人反对，其余拿不定主意。等到各省实力派一个个表态反对汪，蒋放了心，在日记里写：“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诚团结。”他发电报给龙云说，替汪着想，这时最好的路是去欧洲。他派去河内的谷正鼎传的话是：“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二月中，汪精卫对谷正鼎有一个回话，他的女婿后来记了下来：主张如果得到采纳，个人不成问题，愿意出国；可是当局如果不下决心，让局面拖下去，“就算已经离开，也会赶回来”。 得到这个答复，蒋介石向戴笠下了杀他的命令。陈恭澍记的日子，和这个先后对得上。一月，戴笠带他到河内，任务只是盯着汪精卫，盯了四五十天。到三月上旬，戴笠才来指示，叫他们准备动手，没有接到“制裁令”不许动。 这几个星期，汪身边的人也在动。二月下旬，高宗武带着汪的亲笔信去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面，接着又定下从四月起每月给三百万元。三月十六日高宗武回到香港，第二天就是香港大酒店那场谈判。军统特务沈醉在戴笠身边多年，他后来写，蒋在重庆就叫戴笠盯着汪，不准他离开，“主要是怕汪先走一步，日本人有了汪以后便不一定再要他”。 到了三月，在蒋介石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人：走过四回，回来过四回；日本人要换掉蒋，他是现成的接替者，东京正要给他出钱；蒋自己也想谈，要抢在他前面；谈和的底细他都知道；他自己又说了，走了也会赶回来。这样一个人，到了欧洲还是能回来。杀他为的是除掉这个人，和他主不主和没有关系。陈恭澍后来写得很直白：成功了，就是“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 河内的住处是两栋连通的小楼，汪精卫夫妇睡在二十五号。二十七号二楼的前房比较大，汪白天在那里见客，里面摆着床，街对面盯着的人认定那是他的卧室。汪的秘书曾仲鸣十几岁就跟着他学诗写字，这一家的钱也归他管。曾仲鸣预感汪要出事，提出自己搬进那间房。 三月二十日夜里，杀手冲上二楼。曾仲鸣退回房间锁上门，他们用斧头把门劈开一个洞，手伸进来开枪。曾仲鸣胸口和肚子中了许多枪，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四枪。隔壁，汪精卫夫妇和女儿女婿背靠着墙坐在地上，听着枪声。 曾仲鸣在医院里叫人拿来支票簿，要签几张空白支票，签了又签，才挑出几张字没有走样的。第二天汪精卫趴在一个法国朋友的汽车后座上，赶去见他最后一面。曾仲鸣叫汪四哥，叫妻子十一妹，他说：“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汪精卫回到家，一面擦眼泪，一面亲手给他挑出全套干净衣服。下午四点，曾仲鸣死了。 军统那年的总报告写：“本年三月河内一击之无功，为本局行动工作最大之失败。” 这次刺杀的后果，一样一样都来了。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发表文章，把一九三七年那次会议的记录公开。他写：“主和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共同决定的主张。”重庆这边出面答复的吴稚晖说，他“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日本那边，主和派借这次刺杀向内阁发难，首相平沼决定支持汪精卫另组政府，把和蒋的代表在香港的谈判搁下，派人派船到河内接他。汪精卫不去欧洲了，上了日本人的船。 他这时是一个被重庆追杀的文人，手里没有筹码。日本人得寸进尺，他一退再退，同意日本顾问控制各级政府机关，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在南京成立的政府是日本人的傀儡政府。 后来有一次饭局，他喝了酒，痛哭失声，说当初在重庆明明白白和蒋讲妥了演双簧，因为日本人不拿蒋当对手，他才出面讲和，没想到一出面就被蒋指为汉奸，他上了蒋的当。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病死在日本名古屋，运回南京葬在梅花山。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军接到重庆的指示，工兵在夜里炸开了他的墓。南京市长把棺材里查了一遍，要找陪葬的东西，只在马褂口袋里翻出一张三寸长的白纸条，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个字，下面署着陈璧君的名字。棺材装上卡车，拉到清凉山的火葬场。半个小时，棺材和尸体都烧完了。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英雄无名》第二部），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193—194、236页 ——何孟恒《汪精卫生平与理念：一手史料重构民国史》，时报文化，2025年，“河内暗杀事件”章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三）：抗战与中国之命运》，联经，2022年（引蒋介石日记、军统局1939年总报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引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 ——张展《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2、84页（引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8日）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01—102页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10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上册，风云时代，2014年，第31—33页；下册第201—203页（节录1962年4月9日香港《大公报》）